吉祥三宝爸爸布仁巴雅尔去世 女儿诺尔曼是伯克利音乐学院高材生

北京晚报讯（记者成长） 记者上午获悉，著名蒙古族音乐人布仁巴雅尔9月19日在海拉尔突发心梗去世，享年58岁。他的作品《吉祥三宝》在2006年登上央视春晚，为广大观众知晓，他是“吉祥三宝”之中的父亲。

布仁巴雅尔1960年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1978年，18岁的布仁考入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担任独唱演员和马头琴伴奏。1980年，他考入呼伦贝尔盟艺术学校声乐班，接受正规的声乐训练，并在这里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乌日娜。布仁巴雅尔本职工作是电台的编辑、记者、主持人，但他在业余时间一直坚持创作并演唱蒙语歌曲。1987年，他参加第一届内蒙古自治区蒙语歌曲电视大奖赛，荣获二等奖。1988年，他在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荣获一等奖。

1990年，布仁巴雅尔调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记者、翻译和蒙语主持，从此在北京工作和生活。1994年的一天，乌日娜无意中听到了布仁巴雅尔和女儿诺尔曼用蒙语在一问一答，她觉得父女俩的问答就像一段音乐旋律，非常动听，于是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布仁。在妻子的提醒下，布仁巴雅尔有了灵感，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吉祥三宝》这首歌，并将这首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女儿。2005年，布仁巴雅尔推出个人第一张音乐专辑《天边》，《吉祥三宝》作为专辑里的主打歌，很快传唱于大江南北。2006年，布仁巴雅尔与妻子乌日娜、侄女英格玛组成“吉祥三宝”，登上央视春晚演唱《吉祥三宝》，让这首歌成为当年最火的歌曲。“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的画面也成为春晚舞台上令人难忘的温馨时刻。

直到2006年，因为一个难得的机会，布仁写给女儿的这首《吉祥三宝》在春晚上一炮走红。其实，这首歌的走红让大家都有点意外。草原的音乐应该是舒缓辽阔沧桑的，可这首歌却是很清新的，大家都很好奇。布仁意识到呼伦贝尔的民族音乐远没有被传播出来。自此，布仁和妻子乌日娜开始投身民族文化的寻根工程，积极从各种民间音乐中发掘素材，吸收养分。

《吉祥三宝》走红之后，布仁巴雅尔一直在做着民族音乐的创作、挖掘、整理和传播，他走遍了鄂温克民族聚居区采风，收集了许多即将失传的古老民间音乐，整理了鄂温克族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三大部落不同风格的民歌精品，并且将这些各具特色的音乐再次创作，制作成了中国第一张原生态唱片《历史的声音》。为了创作原生态舞台剧《敖鲁古雅》，布仁曾多次去呼伦贝尔敖鲁古雅民族乡拜访使鹿鄂温克部落的老人，从老人口中记录了大量濒临失传的民歌。他和乌日娜还创建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担任合唱团艺术总监，培养草原上的孩子们唱歌。

著名乐评人、作词人科尔沁夫上午接受北京晚报记者电话采访，他与布仁巴雅尔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也是布仁巴雅尔歌曲《我的生命，我的草原》的词曲作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人生太无常了！”科尔沁夫说道，布仁巴雅尔在生活中是十分重情义的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音乐，都十分深情。他的蒙古族歌曲并不同于传统的民歌，而有着更能抚慰人心的力量。他生活中特别真诚，特别懂得感恩草原、感恩长生天、感恩朋友。科尔沁夫说，自己曾推荐他的女儿上学，只是做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布仁巴雅尔却始终挂在嘴边，每次提到这事都不忘表达感谢。

幕后

四天前还在出席摄影作品展

在收集整理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布仁巴雅尔认识了许多百岁老人，于是萌生了为他们留下影像作品的想法。从2016年起，布仁巴雅尔在歌唱家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摄影家，他自费发起了“拍摄百位呼伦贝尔百岁老人”的项目。两年多来，他跋涉上万公里，用镜头记录草原上的沧桑与传奇，拍摄对象既有草原上最具有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的萨满老人，也有中国最后的使鹿部落酋长鄂温克老人，年龄最长者高达115岁。

2017年，布仁巴雅尔的摄影作品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献礼作品在北京展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前不久，布仁巴雅尔《呼伦贝尔·万岁》人物摄影作品集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近百张呼伦贝尔各民族百岁老人的影像。就在他逝世前的四天，即9月15日上午，布仁巴雅尔还在呼伦贝尔出席了《呼伦贝尔·万岁》新书发布会暨同名主题影展开幕。

“每一位老人都是一座山”

《布仁巴雅尔人物摄影作品集》自序节选

我拿起相机拍照片纯属偶然。2016年10月1日我和爱人乌日娜去看望我们的老朋友、已115岁的玛丽雅·布老人。她已经在养老院住了十年。空空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她每天从早到晚看着窗外的太阳，一日三餐有人照顾，精神上却有些空虚。当时我们就想，老人这么大岁数了，给她拍张照片吧！我的爱人乌日娜为她梳了头发，将自己的披巾给老人披上，还戴上一朵太阳花，老人立刻精神起来，我拍下了这一瞬间。

看着这张玛丽雅·布老人115岁的照片，我颇有感触。我觉得把家乡这些老人的影像留下来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这些老人都是民族文化的宝贝，应该让后人看到他们的形象。于是，我们又陆续拍摄了呼伦贝尔市境内草原、森林、城市、乡镇和大队嘎查里的其他各民族的四十多位老人的照片，包括97岁的、被大家称为“敖鲁古雅最后一名女酋长”的玛丽亚·索老人和她的舅舅安道老人等。

回到北京后我就给朋友们看了这些照片。他们普遍流露出很惊讶、很好奇、很喜欢的表情。一些摄影水平很高的摄影家以及一些摄影爱好者朋友看了以后普遍表现出更强烈的反应。他们说这些照片质感很强、抓住了人物最深刻的一面，还很有资料价值。特别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原台长王纪言大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鼓励我继续拍下去。他说：“你抓拍人物的感觉不错，并且你是个歌手，人们大多数都很熟悉你，和你之间没有陌生感，所以你比别人更容易跟他们接触和沟通。你得坚持，要是能够拍成一百位百岁老人的话，就叫它《呼伦贝尔·万岁》好了。”

我的拍摄，现在还在继续。到本书截稿时，我已经拍摄了96位老人，但这到完成“万岁”的数字还差30至40多位。呼伦贝尔境内年龄在10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基本拍完，中期和后期拍摄的都是80至90多岁的老人了。

这些老人们的真诚豁达、坚韧乐观、信仰坚持、知足感恩、自强不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要远远多于我能带给他们的。

每位老人都是一座大山，都有宽广的胸怀、善良的品格、美好的向往。

一张照片是一个故事；一瞬间或许就是一段历史。希望我拍摄的影像让人们记住这些老人，记住那些随时会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消失的优秀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我想亲手把影集送到这些老人手中。

　　2006年，一首既童真又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吉祥三宝》随着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火遍大江南北，10年后，“吉祥三宝”一家人再次亮相猴年春晚，站在歌唱家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中间亭亭玉立的女孩儿立刻引来众多感叹，“当年那个小姑娘都长这么大了！”

其实，很多人都认错了，10年前的小姑娘是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的侄女英格玛，这次的女孩是他们真正的女儿诺尔曼。

去年5月，诺尔曼从流行音乐最高学府、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这位唱作俱佳的90后才女选择回到国内开始她的音乐人生。

记者见到诺尔曼时，她刚从健身房回到家中，瘦瘦的身体包裹在一件宽大的外套里，柔软弯曲的长发染成棕红色，皮肤白皙，声音温柔，只有略高的颧骨透露出她的蒙古族血统。

健身是诺尔曼在美国读书时养成的习惯，回到国内则有了另一种意义，“去年11月回国后，我一直都在跑来跑去，有一次演出期间感冒了，爸爸很严厉的批评了我，他说作为演员经常需要现场唱歌，如果嗓子状态不好，对自己、对观众都不负责”，于是，坚持健身提高身体素质，成为诺尔曼回国后的第一任务。

今年春晚之后，很多人都把诺尔曼认成了英格玛，也有人一直以为英格玛是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的女儿，对此诺尔曼一点都不介意，因为这样的误会从10年前就开始了，诺尔曼也从来不解释，“英格玛比我小4岁，她从初中到大学都在北京，现在在中戏读二年级，我们的关系很好，像亲姐妹”。记者看到在诺尔曼家的钢琴上，还有一张英格玛小时候的照片，和诺尔曼家的照片摆在一起，诺尔曼对英格玛的称呼也是“妹妹”，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英格玛和布仁巴雅尔与乌日娜一起唱《吉祥三宝》？这还要从《吉祥三宝》这首歌的诞生说起。《吉祥三宝》是布仁巴雅尔送给诺尔曼的三岁生日礼物，也是弥补自己对女儿的一份亏欠。

“听爸爸说我出生那年正赶上爷爷肺癌晚期，他一直坚持着等我出生，眼看已经超过预产期十几天，各种催产方法都用了，就是没动静，妈妈和我都面临很大风险，爷爷认定自己不走这个孩子就不会来，于是他偷偷把氧气面罩拿掉了。爷爷上午走，我下午就出生了”，诺尔曼说。

对于布仁巴雅尔，这一天是大悲大喜的一天，经历了人生最痛苦与最快乐的两个极端，也因为这个原因，诺尔曼在三岁之前一直没有庆祝过生日，以至于她看到别的小朋友过生日时以为是在过年。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觉得这样对不住女儿，在三岁生日的时候给她买了蛋糕，诺尔曼这才过了出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

《吉祥三宝》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小诺尔曼的生活，当时他们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筒子楼里，从小就非常活泼的诺尔曼总是“噔噔蹬蹬”从水房跑到家中问这问那，于是旋律自然而然流淌出来。

诺尔曼说，《吉祥三宝》这首歌一直都是在家庭聚会时唱一唱，后来收录到布仁巴雅尔的专辑里，“当时录制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不管从外形还是声音都没有上小学的英格玛更适合这首歌，于是就让她来唱了。”

当时《吉祥三宝》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也不叫《吉祥三宝》这个名字，还是用蒙语演唱的，却莫名就火了，在中国内地歌曲排行榜上连续13周冠军，于是乌日娜、布仁巴雅尔、英格玛以“吉祥三宝”的组合上了2006年的春晚。

其实，诺尔曼也同样具有音乐天赋，她不到10岁就开始创作歌曲，布仁巴雅尔和英格玛唱的感动了很多人的《乌兰巴托的爸爸》就是诺尔曼创作的，但是她更喜欢幕后工作，对于英格玛比自己名气大，诺尔曼不仅不嫉妒不失落，还特别高兴，“我就喜欢在大街上骑着车唱着歌，还没人认识我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诺尔曼说这么多年英格玛倒是承受了很多压力，“她从小就成名，边上学边演出，有追捧，也有被冒犯，比如有些不懂尊重孩子的成年人会用力拽她，小英也许不知道那些叫压力，但她有时会跟我说，‘姐姐，我害怕那些大人’”

诺尔曼16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她8岁到16岁的原创作品，当时乐评人科尔沁夫建议她大学去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当时诺尔曼一下子被吸引了，从初中就下定决心要读伯克利音乐学院，高三报志愿同学们都报了最多十几所学校，诺尔曼只报了一所，就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对于女儿孤注一掷的做法，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没有干涉，“我的路都是自己走，父母从来不帮我铺路，我决定一件事，他们就支援我。”

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入学面试时，诺尔曼找了当地一位拉马头琴的叔叔，自己穿着蒙古袍唱了一首长调。诺尔曼心里很忐忑，没学过乐理，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又是蒙古族，怕自己太特殊，没想到她的出现让校方眼前一亮，他们说伯克利就需要这样不一样的学生，越多元化越好，于是诺尔曼成为了当年伯克利音乐学院唯一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学生。

也是到了伯克利之后诺尔曼的民族情感才渐渐萌发出来，“我一直在城市长大，不会写蒙文，排斥穿蒙古袍和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结果在国外上学第一年回来就做了一个决定，自学新蒙文，现在冬天我也会穿着蒙古袍在大街上走。”

毕业后诺尔曼选择回到国内，她的梦想依然是做幕后，希望写歌给别人唱。不久前，《中国好歌曲》、《中国好声音》等综艺节目也找到了诺尔曼，都被她委婉的拒绝了，“我不是不想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虽然我已经写了180多首歌，但是参加选秀需要一鸣惊人，还没有那份自信，我想好好创作一些更成熟的作品，并且靠自己的实力获得认可。”

诺尔曼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理想，作为创作人，她想推动中国著作权和版权的保护，“我们的上一辈觉得自己的歌有人唱就很高兴了，并没有保护版权的意识，或者害怕因为版权保护影响歌曲的传播，从长远看，版权保护是让音乐延续生命力的做法。”诺尔曼一直记得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上版权课时，老师嘱咐他们，不管走到哪里，作为伯克利的人，要带动身边的人关注版权，这样做音乐的人才能活下去。

在与诺尔曼交谈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她有超越年龄的成熟，独立、有想法、有主见，这全部来源于她的家庭教育。

记者注意到，在采访过程中，诺尔曼的父母自始至终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干涉女儿的工作，更不担心诺尔曼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诺尔曼说，父母对她的教育完全遵循草原传统，对孩子是散养的，任何事情都让孩子自己做主并尊重他们的选择。于是诺尔曼从小生病了都是自己去医院挂号开药，自己决定上哪个学校，中考后她后觉得太累了，就休息了一年，高中毕业后又休息了半年，对此她的父母没有任何意见，“他们只要我开心就好，学习尽我所能，更重要的是做人。”

诺尔曼还记得10岁时写了一首歌《小羊羔》，自己找了妈妈的朋友录伴奏带，唱和声，还把调音师录音师都找好了，然后给乌日娜写了张贺卡，需要她支援500元钱，乌日娜痛快的给了钱，让诺尔曼把歌录出来了。

不久前，诺尔曼写过一首歌《感恩大自然》，尽管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也有城市孩子身上的毛病，她还是把自己归属为“草原孩子”。如果北京不忙，她就回海拉尔的家。但是诺尔曼也有困惑，“我无法在草原上生活，站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我会很无助，因为身边没有了电子产品和书，一下子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这样复杂的情感也许会一直伴随着像诺尔曼一样在城市长大的草原孩子，但他们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归自然；我相信老天爷在看着我做一切事情；我相信心地善良，好人有好报。”文/ 北京晚报 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