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李琼周磊
访谈嘉宾
张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提要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全党全国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摆脱贫困是超大规模优势凸显的一个重要前提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强调，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强调“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怎么理解它？
张建华：提到超大规模，不少人首先就会想到我们拥有近14亿人口。这个要辩证地看。超大的人口规模，并不必然成为市场优势。一个贫困人口占多数、经济底子薄的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就是经济发展的约束和短板，甚至还可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应该说，将人口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必须具备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解决好贫困问题。只有摆脱贫困，超大规模优势才能凸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实情况的敏锐洞察、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其实，早在3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迈入“10亿级人口规模”行列，但那个时候的中国，整体上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购买力还不高。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亿多人。据数据显示，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0%以上的贫困县将摘帽，95%左右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2020年我们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今天，我们敢自豪地说人口规模是一个比较优势，正是基于摆脱了经济学上所说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也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持久均衡状态，也是基于解决了大面积的贫困问题这个前提。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了，口袋鼓起来了，近14亿人的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超大规模之“大”是多方面的
记者：人口数量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条件，从市场优势这个视角看，这个“超大规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建华：无论是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来看，还是就市场容量、经济总量而言，中国都符合超大规模标准的界定，是名副其实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这个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从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看，尽管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劳动力供给仍然比较充足。不仅如此，当前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预计到2020年有望达到11.2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有望达到20%。近20年来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为我们累积了一支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这是人力资源方面的规模优势。
从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看，许多跨国企业愿意扎根中国，就在于他们看到，中国拥有的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其对应的强大购买力和消费潜力，这是任何经济体都无可比拟的消费力量和巨大优势。不仅是消费总量扩大，而且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在吃饱穿暖这样的基本需求饱和之后，如今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提升，对旅游、健康、养老、文化等方面的需求迅速增长。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兴消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将释放源源不断的消费潜力。
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带来的庞大市场看，我国城乡差距，突出体现在道路、电力、排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拿湖北来说，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补的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这块突出短板。汉十高铁建成通车，解决的就是我省区域之间路网建设的不平衡。这样的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本身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更需要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从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看，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从火柴、铁钉都要依靠进口，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产业之间紧密联系，互相支撑，配套能力十分强大。与此同时，在这个庞大的产业体系内部，产业之间是有层次的，区域之间发展也有先后，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内部就可以形成“雁阵”，实现分工合作和产业协同，更容易形成一个内部统一的大市场。产业门类的完整性、价值链条的渗透性、内部市场的连通性，既为我国抵御外部风险挑战提供了充足的回旋余地，也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强力支撑。
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发展
记者：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挑战，世界经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怎么把握我们自身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全球化的关系？
张建华：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置身于全球化之外，关起门来搞发展。这是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
的确，中国有近14亿人口，市场主体超过1亿户，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90万亿元，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500多万，网络电商上千万家……这个庞大的体量、雄厚的基础、活跃的市场，成为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坚实保障。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国家无论规模大小，把自己封闭起来最终只会脱离于世界。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部汽车的组装需要各大洲20多个经济体提供零件，一架客机更需要1500多个大公司和1.5万家中小企业的协力。所以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既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也是为世界经济增长扩大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所强调的，我们应该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
还要看到，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劳动资本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也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这个差距恰恰是中国未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增长的潜力所在。国际分工与协作仍然可以发挥“1+1>2”效应，如果摆出一副“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的对立姿态，大家关起门来搞发展，反而无法发挥超大规模优势。
因此，我们认识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思维不应是封闭的、狭隘的。面对外部风险的各种不确定性，我们要与国际市场更好地对接，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仅不是我们关起门来的理由，相反，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才能进一步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破除阻碍发挥规模优势的体制机制障碍
记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并不直接等于竞争优势、发展优势，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还有哪些障碍需要打破？
张建华：把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发挥出来，首先是要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且要把发展的成果更多地落实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上下功夫，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发展中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老百姓的荷包鼓起来了，就有了“能消费”的条件和能力，对经济增长有一个稳定预期，才会有“敢消费”的信心，反过来就会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摆在突出位置，是实现规模优势迸发和消费转型升级良性互动的关键。
其次，我们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让这一比较优势更加充分地彰显出来。一方面，要建立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和制度环境。树立负面清单管理的理念，下大力气打破形形色色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只有让更多企业做大做强，形成自身的规模优势，让大市场容纳承载更多的大企业，让大企业去打开更大的市场。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的“更好”不等于“更多”，也不等于“更强”，而是要科学合理地行使政府职能，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既不能缺位，该政府做的事情不去做，该定责的没有合理定责；也不能越位，在市场秩序正常的情况下，不该政府做的却抢着去做。经济事务尽可能地交由市场去完成，社会事务政府要责无旁贷地承担。
为什么总部在深圳的华为却可以在武汉建立研发基地，小米会在武汉建立万人规模、超大规模的研发总部？这就是市场的力量。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要发挥出来，必须要避免分散的、分割的市场。要通过让市场机制更好地落地落实，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打破各种有形与无形的行政壁垒、区域壁垒，才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