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顾海良：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

顾海良简介：顾海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现为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社政司司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等。

长江日报讯 顾海良担纲主编的“超级学术工程”《马藏》的第一部第6至8卷，今年初在京正式出版。这是继2019年5月第一部第1至5卷首发之后《马藏》的最新成果，至今已有8卷合计550万字。预计2021年内，还将出版12卷。这项工作考验着顾海良的学术功底、领导力、耐心和信心。他曾表示“会坚持不懈地坚持对《马藏》的编纂，注重‘工程’的高质量，经得起思想的和学术的历史检验。”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40余年，今年70岁的顾海良仍承担多项重任，有国家教材委员会的工作，北大教学和科研，还有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他曾在25年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中写过的一句话，或可理解其学术动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充满着信心，但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青春，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付出艰辛的努力。”

中国高等教育40多年的亲历者和塑造者

“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都不是某一两个具体学科的研究所能够解决的，而需要多个学科密切结合共同应对。”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到大学教师，再到教育部官员、大学管理者，如今回到北京大学潜心治学，顾海良亲历中国高等教育40余年种种变化，他主张高校要在彰显学科优势、学科特色上下功夫。他是如此主张的，也是如此践行的。

1977年恢复高考时，顾海良正在安徽和县农村插队，他因“文革”开始时只读到初二，不符合报考条件，他凭着十多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证明自己已达到高中水平才得以参加高考。这些笔记，顾海良今天依然保留着。

成为安徽大学学生后，顾海良珍惜念大学的机会。他不光会坐在经济系的教室里听课，也时常去不同院系，如哲学系、数学系听课。“综合型大学，正好能为学生提供多学科和富于人文氛围的环境。”

1984年硕士毕业后，顾海良踏上了教学科研之路；在中国人民大学几度“破格”，1994年成为学校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所所长。1996年之后，在教育部、武汉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连续20年，2016年回归教学第一线，当一名教授。“大学教员应是最令人神往的职业”，顾海良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教师，一生最值得自豪的职业也是教师。他在村里当过小学民办教师，也教过中学生，在大学教本科生，带过硕士、博士，他认为这是一生最值得夸耀的阅历和最珍贵的财富。

除了教学科研，顾海良的一个身份是教育家。2001年，顾海良从教育部来到湖北武汉，从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到大学校长，一待就是9年。他在武汉大学的9年，是武大合并、重组、融合的关键几年。

在高校教育培养上，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一是大学要坚守“五学”，以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和学生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为职责，学者（教师）是办好大学之根本，学生是大学办好的目标；二是大学要充分尊重和敬畏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校风，“尊重学者、崇尚学术”就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好的大学始终会坚守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基本原则，为社会输送更好更多的优质人才。这些理念让武汉大学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担纲主编“超级学术工程”

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发现，要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特别是要完整把握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源”和“流”，需要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和发展的经典文献和文本。虽然过去做了很多工作，但仍旧零散且不够完整，也存在某些误读、讹传。

2015年3月，北京大学启动《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实施。“马藏”，就是“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完成这项工作，预计要花20年左右的时间，可谓是“超级学术工程”。要编纂得好，编得系统而科学，就不能一蹴而就，就得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那么担纲主编的人，就必须学术功底强、能统筹领导。北京大学以“博雅教授”这一最高的学术称谓，聘顾海良为《马藏》编纂和研究的主编。

主持工作时，顾海良要求严格：“我们不能闭门造车，还要借鉴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马藏》工程要反映当前最高的学术水平，参与人员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不重复建设，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立足协同创作。”

他还创新研究方法：“在具体编纂中，更多的要以‘文本’意义对待，突出的是对文献的原始文本、文本多种迻译本、文本多种版本、文本流转、文本扩展和转呈等方面的研究，这就改变了以往从‘作品’的静止的、孤立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进行研究的方法。”

顾海良认为，《马藏》编纂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和对原有文献的复制，要体现鲜明的学术特色，通过文本呈现、文本校注和文本述评，对所收文献进行必要的研究、考证、注释和说明，体现编纂与研究为一体的学术特色。

《马藏》的编纂中，也注意纠正学界以往研究中在著作名称、思想内涵、重要术语、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等理解上的讹误。“《马藏》的完成，将使中国拥有一部比较齐备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的总汇，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研究者，使中国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中心。”顾海良身在北京大学，却有放眼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他常常提到，要让世界“分享”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

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历史路标”

自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历了百年传承和发展。顾海良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一直致力于这一方面研究。

无论是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艰苦环境，还是在行政管理的忙碌中，顾海良一直坚持研究自己的“老本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近些年来，他的研究成果依然亮眼。2019年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就被誉为是“呈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中国路标’”，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探寻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路标”，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学术特征和学理依循。新中国70多年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一个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拓展和系统化的思想过程。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找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历史路标”，具有重大价值。

而顾海良就是探寻“路标”的人。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大家，他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积极倡导者，是“一论二史”体系结构的首创者，他过往的多项学术成果，确实起到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路标”的作用。

顾海良认真、严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一书中，从195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写起，对发展过程中的每个重大理论命题、实践背景都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予以了实事求是和高屋建瓴的评论，具有很强的时代意识、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前沿意识、创新意识。与众多专家反复打磨，这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第一部思想史著作问世，还引发了国际关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

这不是顾海良第一次受到国际关注。30年前，他研究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著作《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当时就被国外同行评价是能够彰显该领域中国研究水平的代表成果。

“在近一个多世纪的经济思想发展中，没有哪一种经济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样，能深刻地阐释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顾海良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不只是一门历史科学，它也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不管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都应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