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李 杨舒兰
杨舒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受访者供图
叶李，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受访者供图
《敌友难辨》剧照
网络截图
在“冷战故事”中书写“亲密背叛”
“007”和“碟中谍” 已经为间谍故事叠加了太强的光环和刺激，以至于人们时常忽视间谍形象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议题。2022年播出的英剧《敌友难辨》（A Spy Among Friends）为间谍片这个发展至“烂熟”的类型剧注入了新的艺术质素，以紧张与暧昧超越了传统的英雄光环和神秘色彩。
《敌友难辨》 改编自本·麦金泰尔（Ben Macintyre）的同名非虚构著作，故事从史上最著名的间谍金·菲尔比的身份暴露讲起，他的密友、同为军情六处特工的尼古拉斯·埃利奥特无法接受朋友秘密为克格勃工作二十余年的事实，受命前往贝鲁特寻找菲尔比并进行逼供。这个经过改编创作和影视呈现的故事，可以“反哺”艺术创作的思想拓展和技巧运用。
谍战叙事不仅关涉冷战年代两大阵营对峙的历史事实，也是所谓“非友即敌”的冷战逻辑的文化再现。“铁幕”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把人们一分为二，冷战既有对敌方的斗争和防范，也有对己方的甄别、驱逐和惩戒；而间谍乔装打扮，穿梭于敌我、是非、善恶之间，成为严苛意识形态的僭越者。《敌友难辨》的核心意义即在于形象的暧昧和丰富，剧集力呈叛国罪行与个人信仰之间的纠葛，其对话与调色不无《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所代表的一脉间谍文学经典的影子。原著作者麦金泰尔在采访中表示，正是约翰·勒卡雷将菲尔比和埃利奥特的友谊称为“冷战中未被书写的最精彩的故事”和“一种非常亲密的背叛”。此间，“亲密背叛”作为个人内心冲突所蕴含的复杂性，引领“谍战故事”走向意义的更深处。
本剧不仅放弃了间谍片常用的快感要素，而且脱离了这类作品构造奇观的常规思路。间谍形象的“爽感”往往来源于“表里”和“真假”的两极对立和迅速反转。但《敌友难辨》不止在“表里”之间游移，而且还有多重的“真假”转换：间谍的真身和立场要求挚友作假，扮演挚友的游戏却又是间谍职业要求的一部分。于是，“敌友”在表象与本真上的悬而未决成为叙事张力之源，政治立场与情感体验的矛盾为本片奠定了叙事基调。表面上看，菲尔比的叛国行径不容置疑，但若是站在个人情感立场，“挚友”会不会是某种更难变易的本质？反之，如果政治的风云变幻使得信仰和使命的价值比想象中脆弱，那么埃利奥特在菲尔比的背叛面前表现出的痛苦挣扎，是不是更难以被解构？虽然这种个人存在不容于“非友即敌”的逻辑，但其真实性不可置疑。长达56个小时的逼供录音充斥着谎言、背叛和政治博弈，或许只有那丢失的3分钟包含了埃利奥特和菲尔比最为私人的真情流露。埃利奥特放在窗台上的伞和被大雪掩盖的足迹无疑说明，在这段以背叛为结局的关系里，一定有无法被政治立场或社会身份所左右的亲密真实存在过。当“冷战故事”将个人的处境推向极端，“亲密”与“背叛”的内在张力就为呈现人性的复杂留出了巨大的叙事空间。当情感的挣扎和理智的惶惑不能被政治逻辑一次性“克服”，影视手法与文学技巧提供的关于人与世界之“多义性”的表达就彰显了其价值。
在可靠与不可靠之间：虚构的莉莉·托马斯
《敌友难辨》的艺术效果与剧集借重“不可靠叙事”来营构表意系统有关。对故事中的两个男主进行“时尚改装”并非难事，引入一个虚构的核心女性角色则是有效的创新。编剧亚历山大·凯里（Alexander Cary）和导演尼克·墨菲（Nick Murphy）为了平衡“冷战故事”和“亲密背叛”的关系，创作了军情五处的情报官莉莉·托马斯，作为“我们与埃利奥特进行情感交流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对原著中 “以默默无闻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女性的承认。
托马斯有着诸多与时代氛围龃龉的特征：北方口音、个性强势、有一位黑人医生丈夫。她在上班时摘下婚戒，下班后再戴上——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以微弱但固执的姿态捍卫着日常生活的尊严，这样的细节增加了这个人物的实感。托马斯在审讯时质问埃利奥特：“他（金·菲尔比）为什么（在身份暴露后）没有被拘留？”埃利奥特对此措手不及：“嗯，我们不是这样的……”这个 “我们”，是由私立贵族学校、剑桥大学教育和会员制俱乐部所凝聚的“老男孩派对”，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人成为叛徒的可能性。这个在全剧中举足轻重的女性角色，以戏谑的姿态旁观这场“兄弟会游戏”，这种疏离赋予她一个全景视角，让观众能透过她的目光重新审视大英帝国曾引以为豪的社会结构。
在这部剧集里，间谍被呈现为一份职业，这让主角们拥有了生活化的日常姿态。托马斯严厉地对埃利奥特说：“当我站在这里试图弄清楚二十年来你们这些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的时候，我的丈夫每天都在竭尽全力让别人活得更好。”此间，女性的、日常的眼光与国家间情报战争的神圣性叙事形成了拮抗，剧集不只满足于“历史的艺术化再现”，而是为观众提供了更多元的思考方向。于是，莉莉·托马斯成为观众“越界”的通道，让人们得以穿梭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事实与解构之间。她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改变，她让观众能够识别在重新洗牌的世界里行将失效的意识形态及其造成的后果。她并不是“从来没存在过”的向壁虚构，而是“即将来临”的合理想象。
可以说，虚构角色的塑造释放了《敌友难辨》作为类型片而“反类型”的创造力。影片结尾，在介绍了剧中所有男性角色的原型人物后，“莉莉·托马斯从来没存在过”的字幕缓缓出现，以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撞破了“第四堵墙”：再严肃的谍战博弈也是男人们的剧场滑稽戏，历史的舞台不属于女人。于是，在“表里”与“真假”之外，莉莉承担了“虚实”的表意功能，在看似牢不可破的“非敌即友”逻辑上打开了一道激发丰富歧义的裂隙。
“烂熟”类型片
“翻新”的可能性
间谍片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表达，很容易滑向单一阵营视角或所谓普遍人性层面的观念性的批判叙事。放弃惯常的类型片生产模式不足以让《敌友难辨》呈现出如此独特的意蕴，深度挖掘公民责任与信仰之间的错综游移、个人与国家间的连接如何变得裂隙纵横，才是使剧作不流于刻奇与庸俗的关键。
菲尔比抵达异国后，他生疏的俄语和受到的监视，都表明他在自己所选择的阵营中将永远是一个异类。当埃利奥特云淡风轻地说出“他们永远不会真正信任菲尔比”时，已经道破了间谍生涯的阴冷：间谍的职业伦理从来不是“信任”而是“怀疑”，他们必须以生存与安全为前提谋取工作成果和身份认同。间谍注定逃脱不了社会价值和自我觉悟的双重审判，也必须经受政治和人性的双重考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峻而悲伤的呢？在大众习惯追求黑白分明的认知背景下，影片的内核呈现灰色的复杂暧昧，“间谍”在此意义上成为了普遍的人生隐喻：人们都如此不单纯地过着一种灰色的生活，谁也逃不过那个关于存在的大哉问。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但又有多少生活经得起严苛的省察？至此，这个故事已经对猎奇式的通俗演绎和目的性的政治投射实现了双重超越。
明辨敌友固然是传统间谍片叙事套路的追求，但超越阵营和敌友逻辑的“辨难”则需要更高的眼界。类型片的创作似乎总是受制于通俗流行的标准，《敌友难辨》在某些观众那里也没能免于“不够好看”的诟病，但是剧作也没有向庸俗的流行审美轻易妥协。引用诗句将情节切分成多个回环，以蒙太奇手法剪接审讯和闪回，极为简峭的台词，光影调色接近黑白片质感——这是一部要求“阅读”的专注度而不汲汲于提供“观看”快感的电视剧。它在事实上探索了一条烂熟类型创作“翻新”的可行路径：依托真实的历史原型而不明确导向既定的历史结论，在类型叙事的规则里打破观众的期待，在极端设定中提出形而上的追问。市场至上、流量为王的时代里，我们仍需要这样的创作及创作者来承担文化的责任，始终拒绝粗俗的虚构和滥用符号，以具有创新价值的作品塑造观众与读者的审美理解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