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导演叶大鹰 在其博客上发表了其四叔，叶挺将军之子叶华明 多年前撰写的回忆文章《我随父亲叶挺在桂林、恩施生活片段》，文中讲述了叶挺囚居于恩施时的生活片段 。
叶大鹰，1958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中国内地男导演、编剧。代表作品《大喘气》《红色恋人》《天安门》。其为叶挺将军次子叶正明的儿子。
抗日战争时期
叶挺曾被两次囚禁于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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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恩施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是拱卫重庆的门户，也是湖北省战时省会、第六战区指挥中心。
叶挺于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俘。1942年冬至1943年夏、1943年底至1945年8月两次囚居于恩施。
全文如下：
我随父亲叶挺在桂林、恩施生活片段
叶华明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我父亲叶挺被国民党非法扣留，先后被囚禁在湖北恩施 、江西上饶、重庆等地。1941年12月，由于香港被日军占领，澳门形势很紧张，我们全家（外祖母和姨妈等全家约20人，其中小孩们有十多人）1943年春便离开澳门，先后转移到广州、罗定县，并于1943年夏季到达桂林。
前排右一为叶华明。
在桂林
最初到达桂林时，我们全家是住在离河边不远的一处有个小花园的房子中，后来就搬到桂林市西郊的观音山下的一个小村庄。这时，蒋介石也同意让我父亲从湖北恩施到桂林与我们团聚 ，但以软禁的方式来监视我父亲的活动。
在观音山居住，我们一共有 20人左右（我们家有8个小孩，我姨母家有6个小孩）。我们一共住有五间平房，父亲的归来，使全家真正感受到团圆的气氛。观音山的家环境是这样的：房前是一片开阔地，有条路可通往公路，左边是一片小树林，房屋后面是一个小石山，旁边有一个小山洞。
1943年9月是开学的日子，我们几个小孩是到离家约有二三里的观音山小学读书。我那时是9岁，读三年级。每天早上约7点30分，我们离家上学，大人们各忙其事，我父亲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和打发时间，决定利用后面的小山养了20多只山羊，每天早上6点多，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20多只山羊赶放到房后的小山上，让它们自由地吃草，然后下山回家吃早饭，之后看看报纸。当时，我父亲处于 “软禁”时期，很少有客人来家里，而且我们的邻居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只要我父亲一出门，就会有人盯梢，远远地跟着。
就这样我们全家较平安地生活着。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943 年12月初的一个中午，我们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就见到我母亲和外婆等大人坐在客厅，脸上都很严肃，我们几个孩子都不敢声张，悄悄地放下书包，去准备吃午饭，好久也不见我父亲出现。后来我母亲告诉我们，父亲一早就把羊群赶上山去，回来吃完饭，然后又上山去看羊，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十分焦急，下午我母亲亲自进城找李济深先生打听消息，结果是空手而归，就这样，全家在焦急的气氛中生活着。父亲 “失踪”的第三天晚上约8点钟，突然来了两个便衣特务，对我母亲说，叶军长已到达衡阳，他有一信给我母亲。母亲焦急地打开信，信中说他已身在衡阳，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要把B仔（二哥，正明）、苏虾（我的小名）和扬眉（我妹妹）三人带来，一同回到湖北恩施。 母亲看信后，把我们三个孩子抱在身边，眼睛流着泪，一句话都不说，把我们紧紧地抱住，深怕别人把我们抢走，屋中一片沉静。这样过了10分钟，母亲抬头就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叶挺给抓走？我决不能把这三个孩子交给你们，你们走开！”可这两人动也不动，说：“叶军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几个孩子带到他身边，其它的事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我姨妈、姨丈和外婆都过来把我母亲带回内屋去商量。片刻，我外婆把我们三个孩子领到内屋，这时我们看到姨妈正在给我们收拾衣服，我母亲在低头写信，然后把信缝在我的内衣口袋里，母亲再次紧紧地抱住我们，小声地对我们说，这次你们要到父亲那里去生活，一定要听话，好好读书，每个月一定要写信给家里。我们三个孩子紧紧地抱着母亲，哭着不肯走。最后，母亲轻轻地摸着我们的头，说：“好孩子，你们爸爸一个人生活，我不放心，你们这次去陪父亲吧！ 一定要听话，走吧！” 母亲从内屋把我们领出来，对着这两个便衣说：“你们两位一定要保证这三个孩子的安全，把他们平安地交给军长。”母亲再次把我们抱在一起，还轻轻地在我耳边说：小心那封信，一定要交给你爸爸。”
全家大人、小孩都来送我们，外面天很黑，荒野上没有一点灯光。我们边走边回头看着母亲和其他人。就这样我们三个孩子离开了母亲，踏上寻找父亲的旅途。
这两个便衣把我们带到了火午站，上车之后，我们三个孩子紧紧地坐在一起，两边是便衣坐着，我们也不知火车开往何方。整夜我们基本都没有合眼，我一直把双手紧紧地放在内衣口袋上，不时地摸摸口袋内的那封信。
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火车到了湖南的衡阳。下车后，两个便衣便把我们带到了衡阳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大房间。我们一进去，看见在房中的一个大桌子上躺着一个人。听到有人进来，他就坐起来了，看到我们三个孩子，他马上跳下来，把我们紧紧地抱住，此人就是我们的父亲。父亲把便衣赶出去，便问起家里和母亲的情况。这时我走到父亲跟前说，妈妈有件东西要给您，但是缝在我衣袋，我打不开。这时父亲赶快把我的衣服脱下来，把信取出来，看后很高兴地轻轻摸摸我的头。
就这样我们在衡阳住了个星期，父亲把他如何被抓的经过告诉了我们。事情是这样的：和往常一样，父亲起床后就把羊群赶上后山后就回来吃早饭，突然从山下跑过来一个农民对父亲说：军长，你的羊被人抢走了。父亲听后，马上跑上山，看到有只羊被捆在一棵小树下，父亲马上过去低头解绳子。这时突然在石头后面站起十多个便衣特务，领头的对父亲说：军长，蒋委员长命令我们来请军长回湖北恩施去。父亲听后，十分生气，向前一步，伸手打了那便衣一记耳光说：你们也不是土匪，为什么不敢到我家来请我？说着就要下山回家。这时十多个便衣围上来，领头的说：军长你不能回家去，请跟我们走吧。父亲无奈只好跟他们从后山的一条小路走下山。山下已有几辆军用吉普车在等着。父亲随着这些便衣上了车，半小时后，车抵达桂林火车站后，晚上10点左右父亲就被送到衡阳警备司令部休息。
在恩施
1943年12月，我们到达湖北恩施被安置在恩施民享社东门招待所 居住，一共有三个房间，父亲住一间，我们三个孩子住一间，另外一间是我父亲看报纸和会客之用。在招待所我们住了大约一个月，就搬回到以前软禁的地方——恩施西城外的朱家河旁一个小乡村 。
我和二哥正明是第一次来，妹妹扬眉曾随母亲在1943年春来这里陪伴过父亲。这里只有三户人家：一家是国民党军校的一个教官（共有五口人)，另外两家是农民，以种些青菜和豆芽为生。我们住的房子是两间普通的农民房，一共有三间房，入口是一个小客厅，旁边就是一个较大的房间，我们三个孩子和父亲都住在这里，窗户旁边放一张书桌，就是父亲看报和 “办公”之用，还有一间小房是国民党派来两个“勤务兵”（其实是便衣特务）所用，后面还有一间小厨房，从厨房侧门出去是厕所和猪围。
1944年1月13 日，我们是乘一辆军用卡车在黄昏时回到旧居的。这时，邻居一看我们到来，都大声地说：军长回来了，军长回来了。我们稍作安顿后，邻居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我家。父亲见到他们十分高兴，他们拿来一些食品，还有两包香烟。在恩施城有电灯，但我们这里没有电灯，用的是灯芯油灯。第一个夜晚，我们三个孩子挤在一张床，父亲睡另一张床。
叶挺囚居旧址，位于州城后山湾。
邻居的鸡很早就叫了。天刚亮，父亲就把我们叫起床，带着我们去熟悉周围的环境，我们屋前是一条公路，再走100米左右就是朱家河，河面约有20米，水深不过2米。河对岸就是城墙，要爬100多级台阶，可进城。沿公路往前走300米有一个小店，有些烟酒等生活用品，小店前有一个喝茶的小棚。我们屋后就是一个小山坡，有条小路可上去。
当时的湖北恩施市是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陈诚是司令长官，恩施城郊还有一个小机场，美国的空军飞虎队就驻扎于此地。 陈诚是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给我父亲的生活待遇是高级参谋，每月给相当于三担米的生活费 (约1000法币）和一担米（100斤）。另外再派两个“勤务兵”（实际是便衣特务）。
父亲的行动表面上还是自由的，到哪里都可以，但只要父亲一离开家，就有一个勤务兵在后面二三十米跟着。如果父亲要进城去，到了西城门口，勤务兵就把监视任务交给城里的便衣。
1944年春节过后我们就要上学校。 我和妹妹扬眉是到恩施市立第一小学上课，我上五年级，扬眉上四年级。我二哥正明到恩施中学上二年级，而且是住校，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就这样，每天早上6点起，吃早饭后，我和妹妹就离开家，步行到学校（约需40分钟），中午不回来，午饭是自带的，下午4点放学，回到家差不多5点了。
为了解决吃青菜问题，父亲在后山山坡上开了两亩的荒地，种上了各种青菜： 有西红柿，豆子，茄子等，在厨房后侧围了猪围，养了 2-3头小猪和20多只鸭子，在客厅里，父亲还养了10多只兔子 。这样就完全解决了我们全家的吃菜、吃肉问题，经常有富余的就送给邻居。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开始了。早上我们进城上学，父亲就忙于各种农活，下午5点放学回来，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20多只鸭子从河里赶回家，然后到后山上割一大筐青草喂兔子。大约6点左右吃晚饭。饭后我们在油灯下做功课，父亲就在门口乘凉，和邻居聊天。星期天我们忙于洗衣服打扫猪围和兔子的卫生，每两个星期，父亲就带我们进城，逛逛市场书店、买些报纸。父亲高兴时就带我们去餐馆吃一顿，改善一下生活。
叶挺在恩施囚禁期间，手捧亲手养的小鸡。
我当时已有10岁，喜欢运动，在学校踢球较多，因此特别费鞋，有时一星期就要穿坏一双鞋。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你们自己解决穿鞋问题吧，我教你们编草鞋吧。这样我们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学会了编草鞋，这样就解决了我穿鞋的问题。有时天气很热，睡不着觉，父亲就带我们到稻田里去捉青蛙。放暑假时，我们种的各种青菜吃不完，父亲就让我们挑一筐青菜到西城菜市场上去卖，以此来锻炼我们如何来赚钱过日子。
1944年8月中旬，父亲又带我们进城到书店看看。平常我们与父亲交谈都用广东话，以防止家中两个特务偷听。我们在书店里也是用广东话交谈，突然有两个华侨 向我们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广东人，我们说是，他们很高兴在恩施遇到了同乡，便用广东话和我父亲交谈起来。片刻他们一定要请我们吃饭，父亲也很高兴地接受了。在餐桌上，这两位华侨与我父亲交谈很多，原来他们是美籍华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被应征入伍，现在美空军驻恩施的飞虎队做地勤工作 。饭后他们一定要去家里看看，父亲也就同意了。后来他们逐渐了解到我父亲的身世，便常来我们家，每次都带来许多香烟和各种糖果。看到我们穿得很不好，他们特意用美国军用物资给我们做了几件衣服和皮鞋。我父亲对他们的到来很高兴，经常和他们交谈一些抗日战场的动态。这种交往一直保持了近一年。1945年夏天，飞虎队要调到缅甸去，他们只好与我们告别。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他们还来信打听我们的消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8月底蒋介石来令要我父亲到重庆去。我们把家中养的兔子、鸭子和猪全部分送给邻居。他们知道我们要走了都依依不舍，特地请我父亲吃饭。
1945年9月初 ，国民党派了两部军用卡车和一班士兵作护送。老乡们都来给我们送行，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恩施 。一个星期后到达湖北万县，再坐船逆长江而上，在1945年9月下旬到达重庆。
叶挺全家在澳门时的合影。左起：叶挺、长子叶正大、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长女叶扬眉、次女叶剑眉、夫人李秀文、七子叶正克（被抱者）
告别父亲
我们坐船到达重庆已是晚上9 点多，便衣特务无法将我们送到重庆的监狱，便决定在码头旁的一个小旅店住下。这店只有两层，我父亲和我们三个孩子住二楼，便衣都住在楼下。
坐了一天轮船，我们都早早入睡了，唯独父亲一人抽着烟，不时地注视着江面。突然半夜时分，父亲把我们叫醒，低声地对我们说：“明天他们会把我送回监狱，条件会比恩施差很多，你们不要再跟我到监狱中去了，扬眉你还记得周伯伯吗？明天你们就去找周伯伯。地址是曾家岩50号，我写了一信给周伯伯。”父亲这一决定，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是母亲让我们陪伴父亲的，我们怎么能离开父亲呢？可是父亲一旦决定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天清早，起床吃完早点，父亲看到楼下只剩下一个特务看门，便决定要我们动身。我们三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父亲，紧紧地围抱着父亲，片刻父亲轻轻地拍摸着我们的头，把我们带到楼梯口，轻轻地说：“要记住曾家岩50号，一定要找到周伯伯。”我们只好下楼，不停地回头望父亲，他不停地挥手，示意我们快走。就这样我们离开了父亲，真想不到竟是永別。
我们刚出门口，就有一个特务回来，我们说要到外面玩去，他只好离我们20米远跟着我们。为了把便衣甩掉，我们坐上两辆人力车。
重庆是个山城，上下坡较多，结果在一较陡的下坡，人力车飞快地跑，再转入一个小胡同，我们最终把便衣特务甩掉了。
到了曾家岩，到处都是便衣特务，我们三个孩子仔细地看着每个门牌号，从头到尾都没有50号的，这时我们都很焦急。突然，我妹妹扬眉发现在一大门上用黑墨写着“50”的字。 我们就决定敲门，门开了，一个中年人出来问我们找谁，我们轻轻地说找周恩来伯伯 ，这人看了我们一下，要我们等着。这时几个便衣特务走过来要我们走开。我们低头蹲着动也不动。五分钟后，门又开了，我们快速地跑进去，接待我们的是张晓梅同志（徐冰同志的爱人）。张晓梅同志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并说：“周伯伯不在，大概要中午才能回来。”我们只好等着。
中午12点过后，一位中年人走进来，扬眉一眼就认出了，走上去大声说：“周伯伯，周伯伯，”这位中年人也大声说：“扬眉，你怎么来到这里？”扬眉赶快把父亲的信交给周伯伯，并说：“是父亲让我们来的，我还带来两个哥哥。”周伯伯看信后，马上说：“走，你们带我去见你父亲去。”我们急速坐上周伯伯的汽车，直奔重庆码头小旅店去，可惜我们来晚了，小旅店已空无一人，旅店主人说：“客 人10分钟前才走。”周伯伯深情地说：“我多么想见到你们父亲啊！我想他一定会很快回来的。”
周恩来和叶挺。
1945年11月中旬，周伯伯决定要我们到延安上学。在延安时，我们就住在周伯伯的窑洞里，我上延安中学，二哥正明上延安大学。
1946年2月下旬周伯伯回到延安，并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很快就会出狱了，你们三个孩子派个代表去接父亲回来，我看就让扬眉和我一块回重庆去接父亲回来，你们两个男孩在延安等着。
1946年3月4日，我父亲终于被释放 ，据说是党中央以释放1945年9月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换回父亲的。出狱第二天父亲便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很快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
我母亲带着最小的弟弟阿九从广州飞到重庆和父亲团聚。1946年4月8日，我正在延安中学上课，突然朱老总的警卫员来接我，要我赶快到延安机场去迎接父亲的归来。我和正明到了机场，看到许多中央领导，有毛主席、朱老总等 。那天延安是阴天，按常规，飞机应在11点左右到达，可我们一直等到12点飞机还没有到，大家只好散去。
4月11日，贺龙同志从山西晋军区向党中央发来一封急电，告知在山西黑茶山找到一架撞山的飞机，证实我父母亲和王若飞同志一共17人全部遇难。
噩讯传来，大家十分悲痛，我们一下子失去了双亲，大家都来爱护我们。4月13日，毛主席特派延安唯一的一辆小车把我和二哥接到王家坪他的住地 ，亲切地安慰我们，并说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好好生活，努力学习，继承父亲的遗志。
我父亲叶挺离开我们已有57年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他的遗愿也得到充分的实现。
叶 挺
叶挺，生于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逝世，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号西平，广东惠阳县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新四军重要领导者之一，著名军事家。
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北伐中被誉为“铁军” ， 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参加广州起义时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又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他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写出了著名的《囚歌》以明志。
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接纳为党员，1946年4月8日与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宪、邓发、王若飞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空难。
1988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
恩施人民为纪念叶挺
将其旧居修复建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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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囚居纪念馆
叶挺将军囚居纪念馆位于恩施市叶挺路112号。1983年，由恩施市筹资，于原址处按原样修复并增建了纪念馆，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占地175平方米，有两层展厅，共330平方米。纪念馆一楼展厅陈列叶挺将军生平事迹图片，共展出14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二楼展厅陈列有《恩施抗战》的珍贵文物史料图片150余幅。
是湖北省国防教育基地，是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省国防教育基地和湖北省“十佳”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叶挺同志为革命献身的
壮志豪情、铮铮铁骨
值得我们铭记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囚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