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国刚
回眸与奋进
新中国第一只股票为“深宝安”还是“小飞乐”？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是深交所还是上交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有争议。
74岁的禹国刚给出了答案：“深宝安”于1983年7月8日公开招股，而“小飞乐”是1984年11月18日。深交所“先生下孩子”（1990年12月1日），而上交所“先拿到准生证，后生下孩子（1990年12月19日）。”
禹国刚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先行者和拓荒者。他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前法定代表人，也是当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近日，他向记者讲述了20多年前证券交易所成立背后的故事。
大洋网讯 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1981年春节，他变卖了家里的一台三洋收录机和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共700元，带着老婆儿子闯深圳。1983年，作为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禹国刚被全国青联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老人家至今仍激情澎湃。
禹国刚向记者展示“蓝皮书”。
深交所筹建“一波三折”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建深圳资本市场。为了筹建深交所，深圳市政府于当年11月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禹国刚是专家小组组长，他花费半年时间翻译了两百多万字的外文资料，打造了中国第一部证交所“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并于1989年4月汇总完成。
1990年5月，禹国刚和王健等人去北京报批深交所开市，得到的回复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了，不能批。建议更名为‘深圳证券市场’。”他开玩笑说：“如果我们挂牌叫‘深圳证券市场’，这样和卖菜、卖肉的市场有什么分别？”深交所的“准生证”也因此迟迟没有拿到。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领导来视察交易所筹备工作。
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开业，一派主张不开。禹国刚当时发话，“现在市场上黑市很多，如果深交所能够尽早开业，现在市场上85%的毛病我们可以立即改掉；反之，如果任由柜台交易继续乱下去，总有一天会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李灏当机立断：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已经就绪，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就这样，在还未领“出生证”的前提下，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就开始了集中交易。18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开始集中交易。
“深交所能成立太不容易了。因为如果有了上交所，中国第一家证交所还轮得到当时只是小渔村的深圳？不可能！”禹国刚感慨道。
“深宝安”股票于1983年7月8日公开发行。
家中一面墙陈列“史料”
新中国第一只股票为“深宝安”还是“小飞乐”，一直以来都存有争议。禹国刚的家里有一面墙，陈列着当年的股票及报纸等“史料”，逢人问及，他便立马用当年的“铁证”来说明：此事无需再辩。
他示意记者去阅读墙壁上当年当日《深圳特区报》的刊文，及当时“深宝安”和“小飞乐”的股票样本，称“深宝安”于1983年7月8日公开招股，而“小飞乐”是1984年11月18日。
1990年下半年，深圳证券交易市场已经发展到了5只股票和12家证券部。但深交所开市的第一天，仅有一只股票挂牌。在“老五股”中，安达首先办好了托管手续。当时本着先托管、先上市的原则。安达成为了深交所第一只挂牌上市的股票。当时报纸的报道就是最好的证据。
禹国刚认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的说法非常准确：深交所试营业在先，上交所是正式营业在先。“这个表述道出了深交所、上交所先后开始集中交易的历史真相。不仅尊重历史，而且符合国际惯例。”
股票像白菜一样装麻袋
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对股票不了解，当时股票发行工作十分困难。禹国刚透露，30多年前，老百姓购买股票如同在菜市场买菜一般，“人们买了股票，往麻袋一装，朝床底下一放。”
1990年5月，为了筹集1000万元作为深圳发展银行的开业资金，禹国刚等人不惜采用了“菜市场”的那一套法子：把股票放在解放牌大卡车上，再装上两个高音喇叭，开到沙头角，开到蛇口、岗厦等当时的农村地区，吆喝着“快来买股票”。
有些人稀里糊涂买了股票却发了大财。深圳市模范市民陈观玉便是其中一个。1987年，本着支援国家建设的心态，陈观玉购买了两万股深发展股票，没想到这笔原始股从1990年1月就开始不断升温，3月时，深圳发展银行迎来股票拆细，一股变作20股；再从5月份到12月，原本十几元的股涨至了120元。
“陈观玉的后人也不懂得股市，股票还一直在床底下放着呢。后来股价涨到最高价的时候拿了出来，获得了近百万的收益，但老太太全捐给了公益事业。投资股票你说难也难，你说容易也容易。”提起这个故事，禹国刚笑着说。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敲钟开市。
2亿元抓“龙头股”救市
禹国刚回忆说，20多年前由于人们对股票的风险估计不足，也出现过“股灾”。1990年5月29日起半年内，一直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狂泻。1991年8月，深圳股市几乎崩盘。
“救还是不救？”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召开了第一次救市会议。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以禹国刚、王健为主的“企业出资救市”；一种则是以深圳本土企业老总们为主的“反对救市”，两者争论了许久。心系股市命运的王健当场因心肌梗塞晕倒在会场。
禹国刚一边与病重的王健商量对策，一边找市领导要政策，终于在9月2日的第五次救市上会议，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同意他的救市方案。禹国刚争取到2亿元的“股票调节基金”，买入深发展托市。
但实际上，2亿元对于当时总市值为50亿元的深圳证券市场来说，是杯水车薪。于是，禹国刚想到了抓“龙头股”，“只需要抓好深圳发展银行，抓住了龙头，就能以龙头带动龙身龙尾。”
精心布局下，证券市场温度逐渐回升。从9月7日，“龙头股”跌至13.40元，到10月3日深发展挂出了14.95元的价格，许多先前对证券市场丧失信心的股民，又一次杀回了证券市场，股价再次狂升。当年10月8日的成交金额就有3685万元，创下1991年全年的最高纪录。
“当时救市真的是赌一把。那时深圳市政府一年的财政也就是三四十个亿，要是失败了，打了水漂了。”20多年后，回忆起这段不同寻常的救市经历时，禹国刚依然唏嘘不已。
在禹国刚看来，深交所当时就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不救市，可能就夭折了。
没深交所就没深圳的今天
1992年至1993年间，禹国刚担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在他的主持下，深交所开始全面实现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其中，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使得纸质股票为电子信息记录所取代，不仅降低了发行成本和交易成本，更解决了存在许久的黑市买卖问题；通信卫星化，首创证券卫星通信系统，解决了股市行情远距离通信问题，延展了深交所的辐射范围；运作无大堂化，解决了效率低下、人为操纵等问题。
在禹国刚看来，深交所的创建无论从深圳还是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深圳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更是离不开金融产业的带动。当前深交所上市公司市值已经超过了香港交易所。长期以来，深交所的日成交金额超过了上交所、港交所和台湾证券交易所，稳居榜首。“可以说，没有深交所，就没有的深圳资本市场，也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1995年，禹国刚从深交所法人代表的岗位上退下来，转为国内外股市发展趋势研究，2000年调至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
2004年，时年60岁的禹国刚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对中国股市的关注却从未减弱。他说，希望中国股市能健康、平稳发展，证交所有朝一日能和纽约、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平起平坐。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肖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