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民情讲真话献良策——国务院参事室的昨天和今天

　　体制内的“智囊团”与共和国同龄

　　距离北京天安门500米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栋典雅别致的欧式建筑。高挑的乳白色窗框嵌在橘色砖墙里，绿色的爬山虎惬意地缀满半栋楼的外墙。庭院里优雅清净，与大门外的车水马龙判若两个世界。院内的人们见面，多以参事或先生相称。

　　在1909年前后，这个背靠东交民巷的院子曾是荷兰驻华使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儿是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所在地。“文革”期间，这两个单位合署办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一个中共党组领导。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党组书记陈进玉应邀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开门见山：“要讲政府参事工作，还得从你们上海说起。”

　　在政府中设置参事室，是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提出来的。1949年4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华东前线总指挥邓小平、陈毅、饶漱石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电报。电报中指示：“在上海解放后，应成立类似参议室的咨询机构，以吸纳上层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封珍贵电报的复印件，一直悬挂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的显要位置，记忆着中国政府参事制度的开端。

　　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中明确规定，政务院于秘书长之下设立四个部门，分别是秘书厅、参事室、人事局和预算室。当时参事室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及起草政策、法令、法案，对政策、政令推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负责政务院与所属各部委的工作联系等。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遴选任命了首批32位政务院参事。是年11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成立。

　　那时候，新政权初立，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需要借助各方人士的业务专长和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创设政府参事室的初衷。于是，前政权留在内地的上层人士被吸纳进人民政府，长袍马褂、西装革履与军装、中山装、列宁装相会一起出入于中南海里，展示了新政权的一番新景象。

　　参事室为民主人士参政开辟了一条通道。首批政务院参事中，有不少颇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派、无党派高层人士：比如袁翰青，是北大著名的“三大民主教授之一”；比如许宝驹，在北伐战争期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党代表；比如许闻天，是“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发起人之一。

　　而政务院参事室的第一任主任，就是被周恩来誉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郭春涛。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就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李富春等人，曾随蔡和森、李富春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后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参加新政权，任政务院副秘书长。1949年12月26日，他正式接受了参事室主任的任命，可惜仅在位半年即不幸病逝。他的接任者廖鲁言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曾担任农业部部长。此后，历任参事室主任皆由共产党员担任。

　　按照当时的定则，参事们轮流列席政务院会议和政务院全体会议，审订法律，会签各部委上报政务院的报告，调查政令推行的实情，对政务院的建章立制、公文起草、审核和运转发挥了建设性作用。1954年，23名参事参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贺龙副总理曾经高度评价参事们对法制建设所起的作用。

　　说起这段历史，陈进玉不无自豪：“开国之初，执政党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如何建章立制尚缺乏经验，只能在实践、摸索中前行，参事室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国务院参事室现有52位参事在职，最新一批是去年11月由温家宝总理亲聘的。而现任主任，即国务院参事室的第12位主任陈进玉，是在2008年3月走马上任的，此前他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刘毅、郑思远、吴庆彤、常捷、徐志坚、崔占福等人担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一般说来，国务院分管参事工作的领导同志是国务院秘书长，现在分管这项工作的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此前，曾担任过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罗干、王忠禹、华建敏等领导同志也都直接分管过参事室，对参事室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亲切关怀和支持。

　　陈进玉向记者介绍：“现任52位参事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他们大多是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共的具有宏观管理经验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党内外的比例是4：6，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多数。”

　　陈进玉谈到，国务院参事室“既老、又小”。说它“老”，是因为它与共和国同龄；说它“小”，则是因为参事人数少，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先后由总理直接聘任的国务院（政务院）参事总共才206位。

　　现任52位参事被分为宏观经济组、经济管理组、工业交通组、能源资源组、农林发展组、环境保护组、城乡建设组、科技卫生组、文教社会发展组、国际合作组等10个参事工作小组。由于办公条件限制，参事们并不是每天到参事室上班，但每周仍有两次集中工作日，或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或举办讲座、阅读文件。他们深知，进入21世纪以后，及时了解社会动态，真实把握民意，是做好参事工作的基础。

　　去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对新时期参事室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二是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三是在推进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这就使得参事的职责在原有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统战联谊”基础上，又增加了“民主监督”这项新的任务。

　　政府参事工作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在国家政权机关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始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重视。60年来政府机构几经变动，而国务院参事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直属机构一直延续下来，连名称也没有变。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又作出了新的部署。

　　2009年11月9日，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前夕，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和加强政府参事工作的行政法规，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也是第一次，政府参事揭开神秘面纱，直面社会公众。

　　参事室不再是“以养为主”的地方

　　现任国务院参事，52位。

　　这个数字，在去年11月9日温家宝总理向6位新任国务院参事颁发聘书时定格。

　　这个数字，看似平常，却记忆着一段有关参事室“存废”的历史。

　　由于“反右”与“文革”的侵扰，国务院参事室一度形同安置党外人士的养老赋闲场所。

　　1987年8月5日清晨，一位85岁的老人步行前往自家住宅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广场，准备参加晨练，但在穿越马路时被一辆疾驰的公交车撞倒，不幸当场身亡。一周后，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去世的一位，一年前刚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他的去世，使得一个困扰参事室已久的问题越发凸显：由于极少有新人补充进来，而对参事采取的又是“终身制”的任命办法，参事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随着参事室元老的相继故去，参事室的存废成为问题。

　　国务院在1988年8月下发58号文件，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份文件对参事委任制度做了重大改革——改“任命制”为“聘任制”。1988年年底，汤宗舜等8位专家接到国务院参事聘书，聘书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8人都是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这是首批“聘任制”的参事。此后，新任参事均是聘任的。

　　2010年1月1日起生效的《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规定：政府聘任参事以5年为期，可以连续聘任，但首聘年龄不低于55岁，不高于65岁。

　　去年新聘参事到任后，有媒体报道说“参事室里来了年轻人”。“这是确有其事。”陈进玉解释说，“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参事受聘时，刚过55岁生日两个月。现在年龄是50多岁的参事已有7位。”

　　在陈进玉主任看来，“国务院58号文件”不只是改革了参事聘任制度，而是政府参事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由于政府参事室统战性、咨询性的性质得到确认，不再是‘以养为主’的地方，它已成为服务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1998年11月，102岁的陈修和参事去世。他是早期政务院参事之一，是陈毅元帅的嫡亲堂兄，曾经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侍从副官，并曾作为滇缅联军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对侵越日军的受降仪式。在新政权建立后，这位兵工专家主持修建了成渝铁路，在四川恢复和建成了若干座兵工厂。

　　陈修和担任参事一职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参事室变迁的整个历史进程。直到去世前一个月，在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单独接见时，这位平均每年提交两三件重要建议的老参事没有太多寒暄，直接向朱镕基总理提起了他在1952年就已经提出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建议，其前瞻性受到朱镕基总理赞赏。

　　陈修和老人是国务院参事室里任命制参事中的一个。2009年6月18日，最后一位任命制的参事——吕德润先生去世。他生前是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香港《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在战火中写过许多有影响的新闻报道，他曾乘坐盟军轰炸机，在滇缅反击日本侵略者前线采访报道。朱镕基总理对他说：“您曾经是我的新闻偶像。”这些任命制参事的相继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参事建议，领导同志必阅

　　不仅在国务院，几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立了参事室。

　　最早建立地方参事室的是1947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室，规模最大的则是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陕西、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参事室等都各有特色。目前，全国有政府参事999位。

　　这些大多来自党外的政府智囊，是怎样向高层传达对国是的意见和建议的？

　　已连任两届的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珍藏着得到总理批示的建议稿件。在他的印象中，政府参事是直接为政府领导同志服务的，由行政首长直接聘任，不代表任何党派、部门的利益。国务院参事的调查报告和工作建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一直十分重视。参事们的意见和建议还通过《国是咨询》内部刊物，报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各部门和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阅。

　　参事建议直达直批、无障碍的呈送方式，习惯被称为国务院参事“直通车”。在交通、通讯尚不十分发达的建国初期，“直通车”常常以“零距离”的方式实现。

　　1951年一个闷热的下午，上海市市长陈毅因为有事要向参事们请教，到处找参事室，但却没有找到。他发脾气了：“把参事搞得那么远，他们参什么事嘛！给我搞近点。”

　　几天以后，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的18位参事搬到了和市长办公室只一墙之隔的房间中工作。这个“零距离”，成为人民政府和参事关系的经典印证。

　　其实，最早的政务院参事室离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地中南海西花厅也只有几步之遥。每年5月海棠花开遍西花厅时，这里总能闻到浓郁的花香。

　　那时候政务院机构很少，参事室的地位举足轻重，总理对于参事的工作十分倚重。那段时间，人们不光能从新年招待会上看到参事们，也能在重要国务活动中找到他们的身影。周恩来总理常鼓励有执政经验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国家建设中多多发挥作用，把政务院参事分为政治组、法律组、财政组等多个小组，并经常委托和邀请他们一同视察灾区、赴前线慰问、出国访问等。

　　“小院连着中南海”，当年人民日报上的这个标题，生动表达了参事工作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休戚相关。1999年在国务院参事室成立五十周年大喜的日子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或题词或致辞予以鼓励。

　　敬老崇文，是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光荣传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参事、馆员往往在同一国务活动场合。在一张拍摄于1954年的照片中，毛泽东主席与国务院参事王季范、两位国民党前高官程潜、程星龄并排而立。直到今天，程潜的女儿、已届古稀之年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熙依旧记得，这样的出游几乎充满了她上世纪50年代的童年。她说：“主席带着他的一家、我们一家和王季老一家一起郊游，我们这些孩子就觉得是去玩的。”毛主席正是借用这样的家庭聚会，经常找参事、馆员们晤谈、叙旧，倾听他们对国是的意见。

　　1951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休会时，广州市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郭翘然被悄悄带到怀仁堂的休息室，他没有想到，自己是被带去见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毛主席。在屏退左右之后，毛泽东单独与郭翘然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谈话。

　　谈话的内容已随着两位当事人的相继故去而永远封存，而日理万机的毛主席能把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给一位党外人士、一位政府参事，正是“直通车”与“零距离”的一个例证。

　　当本报记者在国务院参事室的门卫室里登记时，一辆车牌号为京A-80880的奥迪轿车驶出小院。这辆轿车是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访问德国期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赠送的。2005年春节前夕，温家宝总理把这辆国礼轿车转赠给参事室、文史馆，并写了亲笔信：去年访德期间，德方提出赠我一辆新型奥迪轿车，以示对中国的友好。近日车已送抵，我决定转赠参事室、文史馆，供老同志们使用，特此函告。春节将至，谨向全体参事和馆员致以新春问候。

　　从那天开始，这辆国礼高级轿车便成为参事、馆员们的公务用车。“直通车”背后，又承载了一份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与厚爱。

　　心谋大事，但眼睛必须向下

　　“参事”一词最早源于汉朝，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有“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东汉杨雄《太玄·玄莹》有“所以参事而要中也。”三国诸葛亮《又与群下教》中说“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其中，参的不是一般的事，而是政事、大事，意为参与政务。

　　这，也正是如今这群政府高参们所参之事。

　　2009年2月，在全国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说到：“建言献策不仅要围绕当前紧迫的工作任务，而且需要研究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性、长期性问题。就像陈云同志讲的，我们党和政府总是需要有一批头戴瓜皮帽，手拿旱烟袋、经常踱方步的人，开动脑筋，善于思考，深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纪念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给参事们提出了4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研究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历史与现实，都将参事最首要的使命，指向了为国、为民谋大事。

　　也正因此，这些年来，政府参事的建言献策多是围绕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问题，思考的焦点是可持续发展，并与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从深化农村改革到推进小城镇建设，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到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到推进科技自主创新，从加强环境保护到发展低碳经济，从加强社会管理到维护文化安全，等等。

　　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初现端倪的2008年四、五月间，一批参事正在浙江调研。当时他们已然察觉到当地中小企业状况不好，亏损总额达64.8亿元，比历史同期多出71.3%。发现这个苗头后，参事们立即深挖下去，问题即刻呈现出来。随后，一篇以浙江的实地考察为依据，《关于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困难和对策的建议》以及相关7条具体建议一并上报国务院，成为较早于经济危机迷雾中为中小企业解困大声疾呼的声音，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很快作出了重要批示。

　　为配合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参事室于2009年6月组成了由多名参事参加的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调研小组。在长达半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参事室的会议室里常有激烈的辩论，这是参事们在与教育专家就纲要制定而各抒己见。参事们之所以能句句掷地有声，是源于他们在此前进行了细致入微、别开生面的调研。

　　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由陈进玉主任亲自带队，“回母校、进课堂、当学生”，成为集体响应的调研模式。于是，小组成员葛志荣、任玉岭、郑虎、黄当时、蔡克勤、黄尧、刘彭芝等，都纷纷回到自己的母校，蹲点听课，并与老师、学生促膝交谈。著名的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和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新林等以及一批资深教育专家也应邀参加了调研。

　　国务院参事葛志荣离开中学母校山东省青岛一中已经45年了，这次调研是多年后难得的重逢，他分别听了语文、数学、英语和音乐课。他还专程去探望了当年读书时学校的老教导主任，80多岁的老教育工作者以丰厚的一线经验给了他深刻的启迪。陈进玉则在母校与学生座谈，他欣喜地发现，那些大、中学生们非常喜爱这样的交流方式，他们敢说，愿说，而且说得活泼而真诚，这也让他真正了解了当今的受教育者。

　　小组成员将调研所得，经过汇总和分析后，形成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分别向温家宝总理和刘延东、马凯国务委员作了汇报。

　　最近，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方宁和葛志荣、任玉岭、黄当时参事还深入河南、江西农村调查农村教育情况和代课教师现状。

　　2009年3月，根据马凯国务委员在全国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工作会议讲话中关于“希望参事、馆员们对文化安全问题也做一些深入调查研究”的指示精神，郭瑞、袁隐两位参事和郭怡孮、白少帆、赵仁珪3位馆员组成专题调研小组，先期以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为题，就当前我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到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和江苏、天津、西安等地调研4个月，先后召开9场各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7月14日向马凯国务委员呈报了这次专题调研的报告，为净化祖国语言文字而陈词建议。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小城镇发展，明确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国务院参事车书剑、刘秀晨、吴学敏、沈梦培、王静霞一直非常关注小城镇发展问题，就发挥重点小城镇作用、接纳农民工问题，先后到山西、山东、江苏、安徽等地进行调研，2009年9月呈报了一份沉甸甸的建议——“呼吁支持发展重点小城镇，加快推进农民工向城镇集聚”。

　　除了事前调研外，国务院参事室也是政府应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时的重要参谋力量。国务院参事闪淳昌记得，2008年，当两大巨灾冰雪灾难和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参事室里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立即被国务院领导召集，在第一时间就如何应对突发灾难提供咨询建议。

　　关注宏观的战略性问题，并不意味着与“小事”脱离。

　　温总理在一次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吟诵了这样两句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他说，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他希望参事们多了解下情，多反映民意。

　　的确，在参事们的经历中，有太多对“大事”的把握来自于点滴“小事”，来自于对身边老百姓的真诚关心。“从他们的建言中很容易看出来，如果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很多事情不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肯定就从眼前擦过去了。”对这一点，陈进玉深有体会，“参事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普通老百姓。大家要出行、要买菜、要购物、要理发、要下饭馆，有的还要雇保姆。我们自己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随时会跟许多老百姓接触。只要做有心人，生活中处处都可能调研，都能获得活生生的、真实可信的社情民意。”

　　他说起了任玉岭参事。任参事为了深入了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曾直接给自家28年前的一位保姆打电话，仔细询问她的两个孩子上学的情况。他还专程打了好几次车，就为了跟郊县出租车司机聊孩子上学的事儿。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了这群人的处境和困难。

　　多年前，任玉岭有一次到天津一位老朋友家拜年，听到老朋友病痛中一番倾诉，特别揪心，立刻意识到一定是医疗制度出了问题。于是他四处寻摸，听到了诸如“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一响，两头猪白养”、“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这样的民间顺口溜。普通老百姓的疾苦促使他和另外4位参事为医疗制度改革下了大功夫调研，跑了许多省份，时任副总理吴仪专门听取了他们为解决看病贵、就医难问题提出的建议。

　　“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最底层。”一位老参事曾援引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这句话来诠释对自身责任的认识。

　　正如陈进玉采访中多次提到的：“参事们心谋大事，但眼睛总是向下。正如焦裕禄所说，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深入下去才能解决问题。”

　　参事建言当求真、求深，慎之又慎

　　2009年，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奋起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同祖国和人民息息相通的参事们，其调研作风也有了新的变化。

　　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深入、深入、再深入，这就是国务院参事们不倦的追求。

　　正因为谋的是大事、要事，而建言献策又直达决策层，参事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决不可掉以轻心。“参事建言当慎之又慎，必须说真话、道实情，这是一条底线。”陈进玉对每一份建言都非常审慎。

　　为了调研老百姓广为关注的“房价过高”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的房地产调研组走访了6个省份，从房地产开放商、房地产中介到购房者，他们一条线索都没有放过。其中花了最大力气调研的就是普通百姓。陈全训、牛文元、任玉岭、冯之浚、陈全生、李庆云、胡本钢等参事深入到住户，跑过住在商品房的人家，也去了要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家，找了租住廉租房的百姓谈，也和原来住在棚户区、如今住上改造房的住户谈，连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没被放过。

　　同样，在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前后，参事室为了摸准农民对新一轮农村改革的要求和希望，曾深入各地农村调研。陈进玉主任和刘志仁、杨世基参事等一道走进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他们进村入户，中午就在村子里吃饭，在同农户的近距离接触中，聊出了许多过去会议桌上了解不到的情况。那一次，陈进玉还同时任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长谈许久。

　　当参事已有9年的一批老参事，如叶汝求、郎志正、吴学敏、杨世基、沈梦培、谢又予、郭廷结等，几乎每年都要跑好几个省市。

　　为研究在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做好促外贸、稳市场、保份额的工作，蒋明麟、曲维枝、张元方、郭廷结、闪淳昌、傅正恺参事以发展与北方周边国家经贸关系为题，走访了3个部委、4个大型企业，并联合地方参事室对内蒙、新疆、黑龙江进行了调研，考察了8个口岸，召开了10次座谈会，并于2009年10月赴俄罗斯、蒙古考察调研，呈报了关于促进与北方周边国家经贸发展的建议。

　　这样的东奔西跑对许多颇有年岁的参事而言，也实属不易。

　　现已离任的国务院参事王秉忱对1997年秋天与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陈鹤良、吴学敏参事到内蒙古西部阿拉善调研那一段往事依旧记忆如新。

　　阿拉善是我国的边疆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气候条件很不好，干旱严重，水资源紧缺。他们在内蒙古从额济纳旗荒漠化的大草原上长途跋涉十二三个小时，就是为了获得确凿可信的资料和数据。

　　这次调研的直接成果就是把阿拉善的几个旗纳入到生态环境治理的规划里，解决了当地水源的问题。而为了掌握第一手的调查资料，王秉忱参事此后再赴那里考察时还曾经面临过生死危机。“考察路上发生车祸，我就差点没死在那儿，到现在头上还有两个洞，是手术后留下的。” 但王秉忱丝毫不悔，因为在他看来，参事不调研，不到第一线去，就没有生命力了。

　　国务院参事郎志正、吴伯明、黄当时、袁伦渠长期以来非常关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于2005年呈报“关于科技创新有关问题的建议”，温家宝总理两次批示，2008年，他们又对TD－SCDMA实验网和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涉及北京、青岛、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运营商和数十家生产企业，了解运营商和制造商状况，呈报“关于具有我国自主创新的第三代移动通信TD－SCDMA有关问题的建议”，对于加快TD－SCDMA奥运期间试运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样的东奔西跑对许多颇有年岁的参事而言，却真实而亲切。

　　通常，参事们到了一个地方，当地总有热情的接待者请他们在忙碌之余稍事休息，在临近景区时邀请他们前去悠闲半日，但这样的好意总被婉拒，被再多跑一所小学、多去一户农家所替代。

　　他们适应于马不停蹄地奔波，习惯于自己“找米下锅”。那次参事们到浙江考察，本不是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而去，但却在一次座谈中发现了问题。接着，一行人从台州跑到温州，从温州又跑到义乌，一连召开了4次座谈会，把问题摸了个透。

　　这样的东奔西跑，如今已跑出了国门。近年来，国务院参事室同外国政府咨询机构和文化团体开展了不少交流合作。“因为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今天国内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不能就国内论国内，而必须从全球的视野看待国内这些问题的解决。金融问题是这样，教育卫生问题也是这样，传统安全问题是这样，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这样。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和创新，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和创新，都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只有立足国情，以全球视野来观察和思考，才能向政府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陈进玉这样说。乔宗淮参事牵头，朱维究、闪淳昌、冯秀华、刘燕华、许琳等参事参加的课题组，与美国威尔逊中心合作开展了一个名为“中美政府机构设置及运作模式的比较研究”的课题，收获良多。类似这样的合作与交流，正在同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政府咨询机构间展开。

　　国务院参事持续关注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自2007年以来，国务院参事室连续参与主办中国国际能源论坛，吴宗鑫、郑虎、石定环、冯秀华、张洪涛、徐锭明参事不仅作为发言人在论坛宣讲我国能源政策，还与多个世界能源组织积极接触，宣传我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所做努力。去年10月，吴宗鑫、徐锭明参事应邀出席马达里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举办的关于气候变化的专题研讨会，两位参事在会上做了主旨演讲，以丰富的事实和准确的数据，阐述了我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措施，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基金会还把两位演讲的演示文稿全文放在网站上，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陈进玉介绍说，“我们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这就是50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们在促进国家文化建设中正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2008年10月率团访问欧洲，在罗马大学孔子学院做了《中国诗歌之美——春江花月夜》演讲，博得在场200多名师生多次掌声，并现场挥毫泼墨，写下“问月”二字，令罗马大学校长和在场人们赞叹不已。

　　中央文史研究馆自1951年建馆以来，馆员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奋力而为，近年来也在资政建言方面努力工作。今年1月8日，参事室、文史馆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春节文化论坛”，冯骥才、张抗抗参事和王蒙、舒乙馆员以及民俗专家畅所欲言，内容贴近百姓。媒体报导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响。参事、馆员们主张弘扬春节文化应增加慈善内容，连旧社会再穷也得吃顿饺子。既然参事、馆员提出了这个倡议，参事室、文史馆理应自己带头响应，于是在参事室机关开展了春节慈善捐助献爱心活动。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和副主任陈鹤良、方宁、王明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同数十位参事、馆员和机关同志一道，冒着凛冽寒风，将募集的40万元捐款全部送到北京郊区的“国际儿童村”以及著名的北京西部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慰问孤儿、老党员和贫困村民，给虎年新春增添了一道风景线。

　　这些不同的视角，在重新审视自己时，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样的比较和鉴别，也成为新时期建言献策的又一基础。

　　正是因为这样的东奔西跑，参事、馆员们的建议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眼中分量不同一般，几乎件件有批示。

　　敢于直言，是政府参事的本色

　　国务院参事室的轮廓，在采访中渐渐清晰。

　　记者又问陈进玉主任：“政府参事工作的生命线在哪儿？”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讲真话。”

　　国务院参事有讲真话的学识和底气，但有时候，讲真话还需要勇气。陈进玉用一位已故老参事的往事，向记者诠释了政府参事敢于直言的本色。

　　1978年的安徽，大旱。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皖中地区人畜缺少饮用水，面临生死考验。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区委决定把土地分包到农户度荒。 1979年夏收时，山南区小井庄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郭崇毅听说后，以私人的身份走访当地的亲戚好友，到山南去做调查。

　　在山南区，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丰收景色。1978年之前小井庄的小麦产量是6万斤，而1979年包产到户之后，小麦产量竟然达到了10万斤。他回到合肥家中，一口气写成了8000字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丰收情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带来的可喜变化。

　　报告尖锐提出：我们包产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既不能买卖，又不能拿它剥削别人，为什么叫资本主义？往往粮食减产，或者徘徊不前，就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粮食大幅度增产了就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到底是什么理论？长期搞下去，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已到“知天命”年龄的郭崇毅是民主党派人士，曾在农业合作化中因反对浮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时刚平反不久，从白湖劳改农场回家还不到两年。

　　当时中央文件有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很多人都劝郭崇毅，不要往枪口上撞。他的妻儿也劝他，都吃过多大的亏了，怎么还干这个。

　　“敢献刍荛兴盛世，岂因风雨作寒蝉。声声布谷家千里，北极星辉夜正阑。”这是1979年7月1日，郭崇毅在赴京上书的火车上所写的诗。虽然为讲真话他曾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他无怨无悔，始终坚守着一条底线：坚持讲真话，决不说一句假话和违心的话。

　　这份报告几经周折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手中，中央领导同志给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随后他又连续两次上书，剖析所谓“姓资姓社”问题对农村干部的困扰，反映农民对自主经营土地的企盼。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75号文件，农业生产责任制正式写进中央红头文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迅猛燃遍全国农村。

　　回溯这段往事，陈进玉用郭崇毅墓碑上的文字形容他：铮铮铁骨，拳拳痴心，宵衣旰食，爱国忧民。

　　其实，这种讲真话的传统，已深深融入政府参事工作精神。

　　上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参事室颇受鼓舞。兴之所至，范朴斋、李一平、陈修和、张志和、安若定、左宗纶、章友江、廖华、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林志钧、胡公冕、舒宗鎏、万保邦、徐行之、王卓然、张知行等18位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直言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 ‘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报告希望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

　　这就是鲜为人知的“十八参事上书”，其中反映的问题切中要害，实事求是，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反右运动”爆发。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参事室的性质改为“统战意义，荣誉机构，工作机关”。参事室领导也无奈地宣布：“今后参事可以不经常上班。”“参事室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

　　到了“文革”期间，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脱党的包惠僧参事被抄了家，曾和周恩来一起创办“觉悟社”的谌小岑参事被隔离审查，张学良时代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王卓然参事被逮捕……在《国务院参事室大事记》里，“文革”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参事的讣告。这段时期，政府参事工作也陷于停顿和瘫痪。幸而，在十年浩劫中，周恩来总理和当时分管参事工作的习仲勋副总理千方百计保护了一批敢说真话的国务院参事。

　　这样的保护没有白费。

　　1986年，恢复任职的国务院参事杨玉清率先提出了执政党要讲廉政、反腐败的建议，对中共领导干部的一些不正之风发出了监督的声音。

　　杨玉清是原国民政府司法部次长，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作为跨越新旧政权的人，很多人劝他不要做那只早上叫第一声的公鸡，虽然忠于职守，却难免遭人厌恶。杨玉清对此总是一笑置之。他还大声呼吁建立选拔人才的制度，提出“人才是汽车，制度是马路”的理念。在刚刚拨乱反正、百废待举之时，这样的声音显得尤为珍贵。

　　于历史深处，陈进玉缓缓道来。他相信，今天的国务院参事能够汲取这份历史坚毅中的从容淡定。

　　只要反映的情况重要、真实，我们就报送

　　温总理曾说，国务院参事有三个特点：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身份超脱。

　　“我们的参事一般都在60岁上下，大风大浪都见过，文革前经历过，改革开放也经历过，国内看过，国外也看过。对许多问题，他们理解得很深刻，同时都深感责任重，不敢懈怠。”

　　国务院参事沈梦培说得很直白：“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不求升官，只求能做点事，我们不怕对领导说实话”。但眼下，报喜不报忧的情况确实存在，空话、套话也并不鲜见，参事们要真正担当起这份重任，并不简单。

　　当经济危机刚刚露头时，一些参事敏锐地发现，当时中国的CPI、PPI、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还有汇率都发生了变化，而统计数据没有考虑这些因素，这样就很容易误导人们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

　　“后来我们剔除了价格因素，发现投资在低位，而不是在高位，消费也不是强劲，出口是萎缩的。”基于此，陈全生参事赶紧写了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与当时强调抑制过热的主流声音不大合拍，会不会“捅漏子”？

　　建议送到陈进玉手中，他研判后当机立断：“反映的情况重要、真实，我们就报送！”

　　建议送上去了。温总理很快作出批示，他鼓励参事们毫无顾忌地讲真话。

　　2008年，国务院参事室设立了关于公立医院深化改革的重点课题组。公立医院改革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实际利益，它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调研的成功，参事们倾注了许多心血。

　　国务院参事陈全训在接到任务后，曾向几位老同志请教，他们说笑道：“公医药改革是世界难题，你如果要调研最好去找美国的希拉里。”可见其中之难。

　　随后，参加这个课题组的张鹤镛、葛志荣、魏津生、徐嵩龄、冯秀华等参事，先后历时7个月，实地调研进行了4个多月，走过9个省市，开了90多次座谈会，进了60多家医院。

　　根据参事们的经验，一对一单独访谈效果最好。于是课题组的参事们找专家、领导、干部、第一线医务人员等单独座谈，甚至还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比如离退休干部、退休工人、患者家属、里弄的老妈妈和外来务工的农民工等等。就这样，仅调研记录稿就有50多万字，而收集到的资料超过200万字。

　　参事室的这份报告呈送上去后，李克强副总理和马凯国务委员等作了重要批示。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同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社保部的同志一道，特地到参事室来座谈，听取调研组的意见和建议。温总理在去年1月座谈会上，专门听取了这个课题组代表的汇报。去年4月新医改方案公布，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被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参事们为自己提出的建议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而感到欣慰。

　　而在去年11月13日温总理与参事们的座谈会上，刘坚参事代表农林发展组的发言是《再造一个农村内需大市场》，那是刘坚、刘志仁、杨世基、唐守正参事跑了13个省、历时8个月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我们敢于鼓励参事说真话？就是因为参事们提出的建议都是建立在这种扎实、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的。”陈进玉说。

　　当然，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帮助。近几年来，国务院参事的不少建议经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后，引起了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还经常有部委的负责同志到参事室来听取和交换意见。

　　更令参事们感动的是，在2009年1月16日、2009年11月13日，10个月内，温家宝总理两次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为新任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亲自主持座谈会，长时间听取参事、馆员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不多见的。”在陈进玉看来，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陈进玉坦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参事室今天的工作局面来之不易，是同一批又一批领导同志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同一批又一批参事的勤奋工作和无私奉献分不开的。”他还指出，要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高水平的政府咨询机构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为就眼下的情形来看，国务院参事室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差距，力量也有限。他说：“好在参事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并且都非常珍惜，非常努力。”

　　采访中，国务院参事的群像已然呈现，但记者仍时时疑惑：这群参事，他们大多两鬓斑白，他们大多学养深厚，他们大多鲜为人知，他们的收入并不可观，唯一的“优待”只是能在工作岗位上再多奔忙几年。他们尽可以去颐养天年，是什么支撑他们担负起如此艰巨而又默默无闻的责任？

　　离开时，记者看到国务院参事室会议室的墙上有这样的名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给吕德润参事的信中专门提到的。

　　答案，或许就在这言简意赅的名言中，在政府与参事彼此的深深信任中。我们期待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参事工作将谱写出崭新的篇章。（来源：国务院参事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