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清楚这种行为，但希望或者放任这样的结果发生
“孩子是落入凡间的天使，残疾儿童也是，只不过这些天使被命运捉弄了一下，折断了翅膀。”
6月3日，脑瘫女童璇璇（化名）被家长溺亡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女童的爷爷杨世松、父亲杨际响涉嫌故意杀人，被检方提起公诉。
公诉人表示，在法律上，残疾儿童与其他健康孩子一样享有生命权、生存权，还独享康复权、受特殊教育的权利。但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孩子的父亲连孩子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护，令人痛惜。
辩护人则提出，被告人取得了受害女童母亲的谅解书，应在量刑上对两名被告人从轻处理。
中国庭审公开网的庭审视频显示，在长达4个多小时庭审中，大部分时间并肩坐在被告席上的父子俩，并无任何交流，甚至没有互相看过对方一眼。
庭审最后，杨际响哽咽认罪。该案并未当庭宣判。
庭审
“你是否在微信聊天中，跟姐姐商量过把这个孩子搞死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否包括喝农药、溺亡、用塑料袋捂死？”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被害女童父亲、被告人杨际响的肯定回复。但他唯独不承认，自己有杀害女儿的主观故意。他反复辩称，当杨世松带着不谙世事的璇璇走向河边时，不知道爷爷会真的对孙女下手。
这也是本次庭审，公诉人与被告人杨际响“交锋”次数最多的问题。杨际响是否有主观故意、父子俩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也是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图/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现场
2018年6月23日晚上，杨际响带着不满8周岁的女儿璇璇，开车从老家安徽芜湖到南京市江宁区，找到在建筑工地看门的杨世松。随后，祖孙三代人，坐在同一辆车上，驶向了那条吞没璇璇的句容河。
开车去河边需要过一个高架桥，杨世松让儿子停车，自己带着孙女沿着河埂往下走。到了河边，他捡起散落的砖头，装进璇璇书包里。
“她没有反应的，把她推到水里，她也没有挣扎。”杨世松当庭承认，孩子是他一个人推下水的。当时杨际响并不在场。而往孙女书包里放砖头，是希望减少孩子的痛苦。
“是我干的事，我不能赖别人。”杨世松说，一归案他就承认害死孙女的事实，但否认儿子知情。“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也是没办法的。”
父亲说话时，杨际响往往略带痛苦地低下头，或看向别处。
法庭上，杨际响说得比杨世松更多。他愿意表达自己的忏悔和痛苦、无奈。但是看过庭审视频的人，也能听出杨际响说辞中的前后矛盾。
杨际响称，父亲在车上曾呵斥他，“不把小孩搞掉就活不下去了！”直到爷孙俩快走出视线了，他才下车追过去，“想看看是怎么搞的。”
“一路走过去，心情很矛盾”，后来，杨际响看见父亲从河边上来了，那时候他就知道孩子已经被丢掉了。“他让我不要问什么。”
检方认为，从这样的对话中，就能判断父子俩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父子俩都清楚他们的行为终将导致孩子的死亡，但希望或者是放任这样一个结果发生。”
陈述环节中，父子俩均表示认罪认罚。
寻尸启事
6月25日，璇璇的遗体在河中浸泡两晚后，被垂钓者发现。
南京江宁警方当天发布了查找女童尸源启事。警方附上的照片是女童溺亡当天的穿着，卡通图案裤子、粉色鞋子和外套、一个小瓢虫样子的背包，还有一块玉挂坠。
图/江宁警方发布寻尸启事中附上的女童穿着
网友们认为这样的衣着打扮，应该是个不缺爱的孩子，一度为女童的家人悲伤。如果没有发现孩子书包里的两块砖头，或许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不慎坠河的幼童。
杨际响在庭上回忆女儿时说道，“她长得还是挺漂亮的。”此前媒体采访见过璇璇的村民，都提到“收拾得不难看”，白皮肤、大眼睛，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
谁能想到这样的孩子会被狠心推下河？
然而，近一个月过去，并没有父母来认尸。警方的悬赏金额从两千提高到了两万，依然无人问津。
这份寻尸启事也贴到了杨世松打工的工地。工地门口便利店的老板娘向每日人物记者证实，杨世松知道这份寻尸启事，“买烟的时候念给他听过。”
警察也曾到这个距离发现女童遗体地方不远的工地盘问过工人，调查家庭情况。7月26日凌晨五点，警方在工地上将杨世松带走。据工友回忆，杨世松“不紧张，很从容”。
而璇璇的父亲杨际响，自从6月23日晚上与杨世松分别后，父子俩就再也没联系过。
从璇璇溺亡到父子俩被警方捉拿归案，这一个月来，他们的生活是否一如往常？庭审中只提及，孩子奶奶郭芳多日没有孙女消息，问儿子、女儿女婿：“璇璇怎么样了？”
璇璇一直是奶奶在带。多位证人证言均表示，郭芳一直对孙女疼爱有加。就在璇璇溺亡前不久，郭芳被查出癌症晚期，她已经没有能力照顾璇璇了。
她在病榻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悲恸道：“是死老头子（指杨世松）害死了璇璇，她爸爸也舍不得的。”
困境
璇璇曾经就医的医院提供的病历显示，璇璇曾多次在该院进行康复训练，而每次都是由奶奶郭芳带着来医院。有证人指出，孩子奶奶曾说孩子父母不管孩子，孩子爸爸还说要“搞死小孩”，她怕孙女被搞死，走到哪就把孙女带到哪。
检方认为，杨际响有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却一直没有积极履行抚养义务，甚至不清楚孩子吃什么药，未尽到作为父亲的责任。
“你有没有去打听过，国家对这样的孩子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政策？有没有到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了解过残疾人康复补助和大病保险……”面对公诉人一连串的问题，杨际响却只回答：“没有。”
如果要给杨际响的冷漠找一个原因，或许只能归咎于，脑瘫患儿的家人本身也面临着心理健康问题。
家中有一个残疾孩子，家人往往面临的经济和心理双重崩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研室的教师沙晶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脑瘫患儿的家长比其他健康儿童的父母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以及来自外界的社会偏见。
“脑瘫儿童家庭，要长期承受着心理上的无助感、治疗效果的微弱性、社会求助的消极性。这些都可能是导致他们心理不健康、甚至最后采取偏激手段来消极应对。”沙晶莹分析。
现实案例中，不乏脑瘫患儿家庭不堪重负，忍痛将孩子杀害的悲剧。
或许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记得9年前，社会反响巨大的“慈母溺子案”。广东东莞的女白领韩群凤，在家溺死13岁的双胞胎脑瘫儿子后自杀，被丈夫及时发现，救回一命。
在溺死儿子之前，韩群凤已经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他们13年，为了儿子辞去高薪工作，直至两个患儿治疗、康复的无底洞使家庭经济陷入绝境。
在一审宣判前，韩群凤的家人、朋友、邻居、同村村民签下了10页纸的签名，请求法庭轻判。一审法院、东莞市第一法院对该案高度重视，最终一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而“溺子妈妈”韩群凤的悲剧，已然改写历史，催生了广东省对残障儿童新的救助政策。根据中国残联的公开资料可知，许多省份近年来陆续将脑瘫儿童纳入康复救助项目和医保报销范围。
有一个脑瘫女儿的王芳，十几年前创办了为脑瘫人士提供康复服务的公益慈善机构“安琪之家”。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脑瘫人士这样的弱势群体需要的不仅是钱的支持，“是绝望把她逼到了这个地步。”
脑瘫人士如何实现有尊严地生活，而不被视为家人的负担？康复训练是最为关键的一步。王芳认为，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需要全社会为脑瘫人士提供更多康复训练、生活自理和职业培训服务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