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办”成为抗日烽火中一面旗帜 81年前武汉全民参加献金运动轰动全国
红色遗址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乘坐402路等公交车到中山大道长江二桥站，乘坐516路等公交车到中山大道芦沟桥路站，乘坐601路等公交车到胜利街张自忠路站，乘坐轨道交通1号线、8号线到黄浦路站，再步行前往即到。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武汉献金运动中，妇女捐出首饰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翻拍
武汉献金运动中，孩童打开储钱罐捐零钱
“孩子剧团”团旗
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一栋青灰色旧楼，大门旁悬挂着一块褪了色的藏青底、白字木质标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让人肃然起敬。这里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旧址。
“‘八办’由董必武筹建，从1937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38年10月撤离武汉，虽然只有1年时间，但是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近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业务部主任、从事了27年场馆解说的傅少瑾对长江日报记者说，“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先后设立了16家办事处。初期，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国民政府联系，领取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粮饷、武器装备，共同抗击日军。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八办’同时成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这时的‘八办’还担负着保卫、掩护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的任务。”
可以说，“八办”是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见证了武汉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等诸多中共领导人抗日救国的身影。
武汉50万人献金抗日
掀起民族救亡热潮
“‘八办’的原建筑于1944年在美国飞机轰炸日租界时炸毁，1978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1979年3月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在傅少瑾引领下，长江日报记者进入馆内，只见厅堂前庭院缀以假山、花木，清高风雅。馆内共4层，一楼是《大武汉·1938》展厅，展出的300多幅原始照片和80多件珍贵文物再现了武汉人民在抗战初期的英勇事迹。二楼至四楼，董必武、叶剑英、周恩来、博古等人的办公室兼卧室分别陈设，仍保持着当年的模样。电台室、机要科、机关食堂、屋顶花园等，也一一复原开放。
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辅助下，一张张照片和一段段影音将观众的思绪拉回热血沸腾、抗日救亡的年代。一楼展厅的展览墙前，围聚了众多参观者，数张黑白照片和一段无声的黑白影像资料令大家驻足。画面中，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来到献金台前，台上挂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横幅或标语。妇女们捐出金银细软，孩童们捐出储钱罐，老人们捐出银元，为抗日救国倾囊相助，掀起了民族救亡热潮。
“当时的献金运动，武汉全民参与，轰动全国。这段影像资料虽然只有十几秒，但是非常珍贵，是当时的电影制片厂在1938年武汉献金运动现场拍摄的”。傅少瑾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背景：1938年7月7日，日军逼近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组织了号召市民支援抗战的献金运动。“八办”所有人带头捐献，武汉市民积极参与。活动原定3天，没想到捐钱的人太多，活动不得不延长到7月11日。当时，除了江汉关、三民路、水塔、五芳斋、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等固定献金台外，路上还设了一座流动献金台。
时任“八办”处长的钱之光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书中回忆：“整个三镇都沸腾了。献金的人群从早到晚，川流不息。”
中共代表团和“八办”代表捐款1000元；周恩来把在军委会政治部工作的一个月薪金340元全部献出；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也将一个月薪金每人350元全部献出。民众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献金者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分钱。据史料记载，当时，电影《热血忠魂》的女演员黎莉莉献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从华北沦陷区过来的一位卖药老人一天献金3次，第一次献7角钱，第二次献1角5分钱，第三次献1角钱。
这次献金运动，正如《新华日报》评论的那样：“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共有50多万人参与，武汉市民献金超过100万元，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八办”当时参加组织的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对于振奋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唤起民众支援和直接参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八办’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团结发动民众、开展救亡运动的大本营。”傅少瑾站在展览墙前激动地解说道，“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只有动员全体民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
“八办”旧址纪念馆馆长袁琳说，当年的献金运动，从国民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到生活拮据的工人、农民都积极参与。他们舍小家保大家，这种誓死捍卫祖国的爱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孩子剧团”走上街头
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展厅内，还有一处展品引人注目，那是一面褪色泛黄的团旗，旗面上绣着“孩子剧团”4个鲜红的大字。团旗右边的一幅黑白照片上，邓颖超在“八办”门前微笑着与“孩子剧团”的团员们合影。
“起于上海，兴于武汉，归于延安”的“孩子剧团”成立于1937年，由一批中小学生组成，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上海沦陷后，为了确保“孩子剧团”的安全，在党组织精心安排下，20多名小团员于1938年1月抵达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团员当中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
“1938年2月9日，‘八办’举行欢迎大会，热烈欢迎进行抗日宣传的小英雄们。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傅少瑾介绍说，“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叶挺等人参加了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恩来赞扬孩子们的抗日救国行动，并深情地对他们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建立新中国！’”
第二天，《新华日报》刊发了报道，许多少年儿童踊跃报名参加“孩子剧团”。他们走上街头、农村、中小学校、工矿企业进行宣传演讲，教唱救亡歌曲，与在汉各团体联合汇演，还参加了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张曙组织的大合唱和水上火炬大游行。孩子们的爱国行动震撼了广大爱国民众，茅盾称“孩子剧团”是“抗战血泪中产生的一朵奇花”，邵力子为他们题词“赤子之心，大汉之声”。
由于在汉开展大量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孩子剧团”很快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觉。这时，有团员想起了周恩来曾经说过的话：“有什么困难就来找‘八办’。”团员代表紧急求助。周恩来立刻安排剧团以“下乡演出”为名，连夜乘船顺长江而下，抵达黄石避险。在当地厂区，“孩子剧团”又开始为工人们表演，“让抗日的烈火继续燃烧”。直到“皖南事变”后，“孩子剧团”逐渐解散。
来自湖北咸宁市的谢先生一边认真参观，一边用手机不断地拍照片，说是要把照片带回家给7岁孙子看。他感慨地说：“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没有经历过苦难，也不太了解过去的艰辛。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求生存的抗争，我回去后要给孙子好好讲一讲那段历史。”
傅少瑾介绍，为了发扬传承“孩子剧团”的爱国精神，后来的“八办”旧址纪念馆提出“教育后人育英才”“学习前辈兴中华”的口号。上世纪80年代，江岸区还成立“新孩子剧团”，一批中小学生接过了先辈手中的旗帜。
今年“六一”前夕，“孩子剧团”老团员、95岁的叶伟才老人受邀来到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向小团员们赠送了题有“救国、革命、创造”的珍贵书画。老人于1938年加入“孩子剧团”，是如今还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孩子剧团”老团员之一。老人回忆起当年奔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为“保卫大武汉”呐喊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年纪虽小，但抗日救国不辞劳。很多团员嗓子喊哑了，第二天照样宣讲。几十年里，我一直心系剧团的新发展，我希望将我们当年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宝贵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长江日报记者汪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