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合后勤总司令部武汉被服厂，总厂在汉口硚口，2个分厂设谌家矾和武昌，共有8 000多工人。工厂管理大权实际由军统特务操纵，对全厂工人实行军事管制，动辄拘禁惩罚。工人工资微薄，劳动强度大，日工时有的长达10小时，生活和安全没有保障。有的工人或因生产事故伤残毙命，或积劳致疾亡身，厂方也从不抚恤。工人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1947年9月初，厂方布告要求全厂职工在10月底完成计划外的追加指标，并许诺发给每个职工40万元法币(合后来人民币40元)奖金。但当10月底完成任务后，厂方突然宣布，“戡乱时期，国库空虚”。职工奖金(包括裁，缝两场的计件工资)很难照发。为顾念职工生活困苦，先垫发每人10万元，其余部分俟12月末和年终奖金一并发给，仰体时艰。……”。于是引起工人强烈不满。
11月6日，裁剪场工人到工务课领取裁衣样板，遭到课长侮骂，工人怒不可遏，与他评理。厂长徐福海闻讯赶至，大发雷霆。当工人质问为何扣发奖金、食言自肥时，徐却以工人造反为词，以关厂停产相威胁，并随即调来工厂警卫，鸣枪恐吓，顿时秩序大乱。愤怒的工人冲出厂门，裁、缝两场工人首先罢工，并有400余人结队前往武汉行辕请愿，未获结果。11月7日，工人们又整队集合准备前往武汉行辕，但在厂门口却遭到厂警头目，特务钱汉章带着一卡车武装厂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工人蔡绍倪，重伤丁海泉(不久死去)。工人冲破厂警包围，有300余人到达武汉行辕抗议和申诉。
“一一·七”血案发生后，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加强对斗争的领导，并发动其他工厂“声援”。罢工工人成立了“一一·七”血案治丧委员会，发表《告武汉工人书》，《告武汉各界同胞书》，提出口杀人者偿命”、“为死者报仇带等口号，11月12日召开万人追悼大会。会后，武汉警备司令阮齐同刚从南京来的“联勤总部”代表少将高参赵世瑞，以违反社会治安为名，对工人进行恐吓。但工人团结一致，坚持罢工，并推出代表与当局谈判，提出“惩凶”、“给死者家属发抚恤费”、厂长撤职”、“送殡”、“罢工工人工资照发”等条件，迫使当局基本接受工人要求。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勤总部免去了徐福海厂长职务，钱汉章等也被押到死者灵前跪拜请罪。16日进行抬棺游行，参加送殡的达万人。由于新任厂长拒不照发工人工资及奖金，罢工一直坚持到23日，终予迫使厂方接受工人要求，工人逐步复工。罢工结束后，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参加共产党，成立了被服厂地下党支部。1948年2月，被服厂工人为反对物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在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又举行第二次罢工，罢工持续半个月并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