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手中有好书，就是读书日，不必等到每年的“4·23世界读书日”。
今天下午3点，湖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在华中师大倍阅书店发布新著《文学回忆录》，并与读者互动交流。本报提前撷取作家自序（节选。扫码看楚天APP人文频道可阅读全文），以飨读者。
打理这部与往事重逢的书稿，时常冒出一种古老感觉。如同前几天搬家，从柜子最深处翻出那瓶贴着“1997”标签、青岛产的干白葡萄酒，一边窃喜，一边找来抹布，正要擦拭，又停了下来。落在酒瓶上的1997年的灰尘，不擦干净可惜，擦得太干净了更可惜。来到新居所，第一件事就是将权当没被重新发现的灰蒙蒙酒瓶安置好。有岁月当底气，在阳光下深深浅浅不断变幻颜色的玻璃瓶中，老酒婀娜晃荡，仿佛是窗外那树每天一种模样的秋叶，舍不得打开瓶盖闻一闻酒香，品一品醇味，就已经沁人肺腑，醉人心脾。
在我的文学经历中，1996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是文学意义上“正面强攻”的重要节点。这年夏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长篇小说策划活动安排在青岛。在此之前，以中短篇小说名义举办的活动涉足较多，以长篇小说为主旨的活动则是头一次参加。这也为自己两三年后，开始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此外，整个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风潮，正是这个时候显示出不将我卷入其中决不罢休的锐利锋芒。
第一次去青岛时，我已经很“恐高”了。由于人还年轻，可以咬着牙在飞机上坚持一两个小时，落地后一两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
飞机飞临青岛上空，在海上略一盘旋，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舷窗外的鸥鸟船舶，机头突然往下一扎，像是要直接栽入大海，有超过半数的乘客惊叫起来。1995年底，我到克罗地亚访问时，受东道主安排去地中海上的赫瓦尔岛。当时巴尔干半岛上炮火纷飞，克塞两国正以举国之力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乘坐的客机以强击机的猛烈姿态，由浪尖上直挺挺地跌落机场。相比之下，青岛上空的飞机，由海空至陆地的驾驶动作，有点老练过头而显出几分油滑，不够格形容为跌落。只不过由于是在国内，乘客们心理要求更严格一些，才有惊呼之声爆发。这一点用在文学的各个方面也颇为相像，生长于本土的，各种偏好也来自本土的，总是要经过更加严格的考验。这样的生长与偏好，在本土中人看来，不仅是太熟悉了，还会受到千丝万缕的个人因素牵扯，谁都有可能用自身的东西来说事，进而生发出貌似客观，实质上是以一己之主观，与这个文学时代过不去。
在青岛，我们策划了一套名为“新支点”的长篇小说丛书。回到武汉，正赶上商店推销一款由青岛出产的可移动式水冷空调，花了四千多元稿费买回去，装在办公楼内自己的写作间兼卧室里。整个办公楼，那时只有小会议室装有一台窗式空调，却不是随便就能使用的。我的这台可以随便使用，别人也可以随便蹭凉的空调，成了整个楼的宝物。来的人并不说是蹭凉，而是借口看看从未见过的新式空调。自己趴在写字台上写作，背后的床铺和椅子上，常常坐满了人。所幸单位后来非正式宣布了不是纪律的纪律，来蹭凉的才急剧减少。前后四十多天中，白天给这空调加一桶水，晚上再加一桶水，硬是让武汉的火炉变清凉了，也将一向歇息的夏季，变成了新的写作季。
按期写完交稿的长篇小说《寂寞歌唱》，在天津一家工厂印刷时，车间里的捡字工、印刷工和装订工，迫不及待地将油墨未干的一个个印张，订成比毛边书还要毛边的书，在厂内厂外传看，还请出版社的人带话给作者，他们厂正是这样的。引起工人们心中共鸣的是，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只要来了一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家，陷入困境的企业就会起死回生。小说却写了一个所谓的改革家，如何将一家不错的工厂弄垮掉。一般来说，那个时期的印刷工人，都是十分可靠的读者。他们热爱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在小说后记中，我明确地表示，这是“写给我的工人兄弟”。纯粹是某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这部还未印行就被先期接触过的读者普遍看好的作品，最终尘封在出版社的仓库里。
1995年7月30日完稿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整整隔了一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探索者丛书”出版。在青岛时，免不了要议论这书。这种议论从武汉到全国各地都有，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描写劳动。二是不认同书中人物离开乡村后，出于对乡村的怀念，有意将自己开的酒店打造成田园牧歌风格。后一点不仅遭到同行诟病，就连读者都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事实上，小说出版的第二年，武汉当地就出现了这类品格的酒店。至于劳动问题，更不用说了。
1996年夏天在青岛那一次，我们去到附近的一家酒庄。他们用自家葡萄园里的葡萄酿造一种名叫华东薏丝琳的干白葡萄酒。一行人中，端着酒杯，全都喝得依依不舍。那种醇厚与绵长，回甘与沉香，只此一次，便长时间收藏在心里。几年后，有一次陪夫人逛商场，意外发现两瓶仅存的1997年产的薏丝琳干白葡萄酒，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回家后，与夫人共饮了一瓶。在家中酒柜里一直存放至今的这一瓶，就是那次留下来的。时过境迁，回看当年随意之举，想不感慨也难。
经历了明处的，再了解暗处的，经历了正面的，再了解负面的，凡事知道得多一些，才能体会，何苦总是醉打山门。更能明白，人生过往，还是以微醺为最佳。假如心里总记着一些可以不必记着的不悦之事，又何必寄希望于青史！明明那块石头可以扔在路边，却硬要捡起来，抱在怀里不松手，是没办法走得更远，走得更久的。
第一次来青岛又离开青岛后，我顺路去了济南。在那里，与当地文学界贤兄雅弟小聚时，拜将军作家李存葆所赐，指我的小说是正面强攻。我也喜欢英雄好汉，对真正的军人也有着天生的信任。那些在战场上应用的简明军事术语，被用作诠释艺术真谛和万物真理时，表现力更加了得。一时间触动心绪，就着当地中了广告状元的好酒，作了平生唯一一次豪饮。一醉方休后，昏昏沉沉地听他们说，我喝了不少于一斤，也有说我至少喝了一斤二两。第二天中午临去机场时，还被送到附近医院打点滴。多年之后，再次面对来自那个年代的美酒，回忆起旧时美妙，分明只是到访的客人，偏要以一己之醉而醉山水，以一杯之雄而雄南北。那一次，我刚回到武汉，就接到济南作家朋友的问候电话，听他说了在济南与各位见面背后的秘闻，不禁暗自惊叹。文学之事，与用兵之道异曲同工。真正踏实可靠，有胆有识加上有实力，品格坚韧的作家才能悟出、并且卓有成效地实践“正面强攻”的文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