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伯恩特夫妇与母亲（中）在父亲铜像前留影 图片由本人提供
2018年11月23日，长江日报记者（右二）与伯恩特（左一）及家人、朋友合影
11月23日中午，德国波恩市近郊西格布格火车站。
长江日报记者一下火车，伯恩特挺拔的身姿即映入眼帘。71岁的他精神矍铄，线条分明的脸庞，白头发和胡须，灰蓝色的眼睛，跟他父亲威尔纳·格里希几乎一模一样。夫人埃博拉站在他身旁，给了记者一个热情的微笑和结实的拥抱。
在伯恩特充满“中国元素”的家中，他翻开老照片，拿出那些奖状和勋章，回忆起父亲那无法忘怀的武汉故事。
聚少离多的童年，“父亲的爱是严格严谨的”
1947年，伯恩特在民主德国耶拿出生，不久随家人迁往东柏林。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上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
不宽裕的生活，让伯恩特记忆中的童年是“灰色”的。父亲先是在机械及拖拉机厂工作，后于城郊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当工程师。由于离家远，周一上班后，直到周五才能回家。
“我们每周只能见到父亲两天，但一回家，他就要检查我们在学校的成绩。晚上睡觉前，他一定会检查我们刷牙没有，没有刷干净得重刷一遍。”伯恩特回忆，从小跟父亲聚少离多，但父亲对他们的爱总通过一种严格、严谨的态度表达出来。
1961年，父亲去了西德，与家人分隔两地。埃及从德国引进工程师人才去援建。威尔纳·格里希在埃及开罗飞机发动机厂觅得了一个职位。1965年，民主德国与埃及建交，威尔纳利用在埃及工作的身份，向当局申请将家人接到埃及来生活。
这样，在分别了4年后，18岁的伯恩特和母亲一起飞抵埃及，同父亲团聚。
父亲要去武汉工作，全家人“错愕而震惊”
在开罗，伯恩特度过了快乐的3年。他在当地的德国学校学习，在那里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夫人的埃博拉。
1972年，父亲威尔纳从埃及返回德国，在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作为验收工程师继续工作。1974年，伯恩特毕业进入当地公司，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父子俩的居住地相隔400公里，仍是聚少离多。
1984年，威尔纳·格里希决定去中国的消息，让这个逐渐归于平静的家庭又激起了涟漪。
“这个消息是母亲告诉我的，当时，全家人都感到非常错愕和震惊。”伯恩特回忆，此前，父亲从来没表露过要去中国的打算。他最大的心愿，是退休后去新西兰旅行。
威尔纳跟家人解释，自己是受德国杜伊斯堡市退休专家合作局的派遣，去武汉考察8周。这个组织是1983年成立的，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威尔纳，自愿前去加入成为第一批专家成员。此前的1982年，杜伊斯堡和武汉结为友好城市,这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同为重工业城市的武汉想从杜伊斯堡邀请工程专家，推进城市工业发展。
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伯恩特的了解非常有限，但全家没有人反对威尔纳的决定。
“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家庭，也是一个有多元文化的家庭。我夫人是埃及人，我们有很多朋友在阿拉伯世界工作。”伯恩特说，“所以，大家不反对父亲去中国，毕竟他一开始只打算去8周时间。而且大家都很期待，父亲在中国会有哪些奇遇？”
“天时地利人和”成就第一位“洋厂长”
威尔纳·格里希于1984年8月启程，到达武汉柴油机厂，开始技术顾问咨询工作。但他并没有按原定计划时间返回德国。同年11月，武汉市政府聘请他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聘期2年，这是中国国营企业第一位“洋厂长”。
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像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当时它已处于崩溃边缘。请来一位“洋厂长”，是为了响应中央“利用外国智力”的号召，探索中国国企改革之道。
“到了1984年末，父亲几乎成了‘世界级’的名人。我们先是看到了德国媒体的报道，然后看到美国媒体也在报道父亲，整个西方世界都因为这个消息轰动了！”伯恩特说，不仅我们无法想象，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法想象，社会主义中国会聘请一位西方人担任国企厂长。全家人都为父亲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
在电话里、在返德休假的日子里，威尔纳会跟家人描述在武汉的生活，也会说起工作上的挑战。
伯恩特回忆，父亲常说起当时武汉柴油机厂的工作纪律涣散，员工工作时间抽烟、闲聊，厂里设备、技术落后，生产环境糟糕，配套厂商的产品也跟不上，这些都是当时工厂遇到的大问题。
格里希厂长大刀阔斧抓劳动纪律，抓产品质量。他对工人赏罚分明，上任不足一个月,就免掉了工作中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并开始施行“结构工资制”；他严抠生产细节，每天带着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三件宝”逐个车间巡查——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吸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
在格里希的管理下，武汉柴油机厂有了明显起色。柴油机清洁度从每升5600毫克降到了100毫克以内，主轴承盖废品率从50%降到3%以内，柴油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
“天时、地利、人和，促成父亲做成了中国第一个国企洋厂长。”伯恩特认为：首先是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需要树立一个对外来智慧开放的典型，一个国企改革的典型，因此父亲得到了中国诸多高层领导的支持，这是时机；其次，武汉是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武汉柴油机厂是一个很合适的改革窗口，这是地利。
最重要的是，父亲以前在民主德国的工作经验对在中国的工作非常有借鉴意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工作环境差、产品质量差……在民主德国的工厂他也面对过这些问题，得以把之前的经验一条条用到中国来。
“父亲的性格，一贯的严谨、严格，他热爱工作，看重职业道德，这是他成功的关键。”伯恩特说，在武汉柴油机厂任厂长期间，父亲每天工作16个小时。除了肤色跟工人不同，他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工人更严格。并且他拒领工资，仅靠退休专家合作局每月发放的10马克生活。为的是让工人知道，自己严格要求大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工厂的前途。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全世界都从中受益
1986年，威尔纳·格里希卸任回到德国。
“但他再也与中国分不开了。”伯恩特说，父亲依旧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与武汉联系，他在武柴的经验被全中国的国企推广。后来，他还多次去武汉为武汉液压机械厂等数家企业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寻求合作伙伴，争取生产订单。
2000年6月，80岁的威尔纳在夫人的陪同下最后一次访问武汉。2003年4月，他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享年83岁。
2005年4月，为了纪念格里希，武汉市在汉正街都市工业园竖立了他的铜像。伯恩特夫妇受邀来汉，参加了铜像揭幕仪式。
“这是我第一次到武汉。”伯恩特说，从父亲那听说这个城市很多次，但亲身去了那里，给他的震撼还是巨大的。“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好，有很多高楼，满街跑的是小汽车而不是自行车。武汉市民对父亲的尊重和怀念也让我们感动。”
父亲与中国武汉这段近20年的缘分故事，也深深影响了整个格里希家族。
“自从父亲去了中国之后，武汉就成了我们谈不尽的一个话题。”伯恩特说，直到现在，整个家族对于中国和武汉的新闻都特别留意。
在伯恩特看来，父亲更大的影响，是在整个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中国的窗户。“父亲好像是投向西方的一颗石子，激起浪花，引人看向中国。后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向中国，中国人走向世界，双方开放市场，交换技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观念到实践，从树立典型到普遍推行改革。中国取得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发展速度，而不可否认，全世界也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益处。”
长江日报记者蔡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