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外界自然也对谈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双方商定,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对外只发表公报,因此,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简短的公报上。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到第二轮,那就更剑拔弩张了;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先用的是“隔离”,后来他说要“绝缘”,要使香港跟大陆绝缘,根本碰不到才行,说得很不像话。双方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所以第二轮的公报就改变了,我们主张划去“建设性的”,因为(结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观点,但这没有多少建设性。第三轮更有意思,两个形容词都画掉,既没有“有益的”,也没有“建设性的”,就是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看起来是小事,引起的震动却很大,外界特别是香港媒体很敏感,一看公报措词一路往下降,就知道会谈不顺利,肯定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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