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同欧洲记者谈达赖集团、“东突”势力问题

　　欧洲通讯社记者：据说在中国青海地区有人因拒绝悬挂中国国旗也遭到了逮捕？

　　朱维群：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在中国国土上挂中国国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的藏族群众爱这个国家，以自己是这个国家公民为自豪，过年过节乃至每天挂国旗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同时，也绝不会有因为不挂国旗就把人抓起来的事发生。但是如果有人故意损毁、焚烧、污辱国旗，不论是在什么地方，也不论他出身哪个民族，依据我国《国旗法》，都应受到惩罚。不仅是在中国，包括在您的国家，各国国旗的尊严都是不能破坏的，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规矩。

　　路透社记者：中方是否考虑给藏区更大的自治？还是现状就是中国政府能承担的最大极限了？在近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朱维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自治权利已经给予了详尽的规定。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这部法规定的那个样子。我们会努力在法律范围内使我们的自治制度搞得更好，更能反映各族群众的要求，但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就是这样的，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动。达赖集团所谓的“高度自治”，和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毫无关系，他们仅仅是想打着“自治”的招牌，实施分裂主义的要求。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没有什么“高度”、“低度”之分，他为什么要加上一个“高度”？就是要把他那套违背乃至反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东西塞进去。他那套东西不是自治，而是分裂主义，这是决不能允许的。我这样讲是有依据的。比如，达赖2010年在同加拿大的一家报纸谈话时说：很多藏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全体藏人都想独立，只有我不想独立，如果问我你想独立，还是想留在中国，答案很明显，我们想独立。还有一个人，就是达赖伪流亡政府所谓“首席噶伦”洛桑孙根，2011年他在接受印度一家杂志采访时说，“西藏自治”和“西藏独立”并不矛盾，从辩证的角度看，“自治”是现实目标，“独立”才是原则目标。达赖和他手下的人关于假“自治”、真“独立”的话非常多，足可以出一本书了，而且这些话都是出自西方媒体和达赖自己的媒体。达赖所要求的“自治”是完全违背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是违背全国人民利益的，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我是记者出身，我经常设想报道这样的事用什么标题好，建议你们采取一个这样标题：达赖的“高度自治”，就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

　　路透社记者：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西藏独立”是不可接受的？是因为西藏在经济上、战略上非常重要吗？

　　朱维群：毫无疑问，西藏在经济上、在战略上，在各个方面，对于我们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但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法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就不能允许有些人图谋把它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不是有些西方人以他们自己的逻辑想象的那样，中国反对“西藏独立”是因为中国需要那里的资源。

　　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也许有的具有很高的现实经济价值、军事价值，也许有的在一个时期内这些价值不是那么明显，但只要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就不会允许它从中国分裂出去，或者为外国占领。就像我的胳膊、腿，长在我身上，我可以因为你认为它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就任凭你把它砍掉吗？

　　欧洲时报记者：中国还有维吾尔族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中国维吾尔族的状况怎么样？

　　朱维群：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在新疆的经济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发展，包括维族在内的56个民族都在发展，维族和其他各民族一样，热爱我们这个国家，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不构成什么特殊的“问题”，什么“维族问题”，同样也不存在什么“新疆问题”，正如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一样。那么存在着什么问题呢？存在着“东突厥斯坦”这样一股分裂势力问题。“东突”势力作为一种思潮并不是在中国产生的，它于19世纪后期产生于中亚，后来渗透到中国，逐步形成一种以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标的势力。这种势力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与暴力恐怖紧密相联。“东突”势力假冒是维族的代表，以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为目标，以暴力恐怖为手段。“东突”势力损害的是包括维族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理所当然遭受到包括维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尽管新疆发生了个别暴力恐怖案件，但改变不了新疆发展稳定的大局，改变不了新疆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大局。西方某些媒体有一个特点，有关中国大局的事情、积极的事情往往不成为他们关注的热点，而中国如果发生一点儿毛病，发生一点儿事件，就往往成为关注的热点，这导致一些西方民众对中国不太容易有一个全面、符合实际的看法。

　　因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要去西藏、新疆。西藏的旅游人数每年都在上升，去年超过了1100万，外国游客有几十万人。新疆同样有大量内地游客、外国游客到那里旅游。如果那里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到处都是暴力恐怖，旅游业作为社会稳定的标志，不可能有这么快的人数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