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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善本何以为文化续脉,为时代添彩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24日11:19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漆永祥

据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统计,我国现存成书于1912年以前的古籍约20万种。在如此汗牛充栋的海量古籍中,哪些书算是善本,哪些书不算善本,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范畴,也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数据。一般而言,一部古籍若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或艺术价值,三居其一,即属善本。但随着时代的下移、书籍价值认识的不同与人们喜好的变化,善本的判断也因时、因地、因书、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用一句简单而不过时的话来说:在一种书的诸多版本中,相对内容全而文字讹误少的版本就是善本;更通俗地说,善本就是一部错误较少的好书。

古籍是记录我国传统文明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凝聚传统文化记忆的遗产与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存在和传承的依据。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应充分珍视与利用现存古籍,挖掘和阐发古籍善本自身蕴含的文化元素,学习、鉴赏、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要讲好古籍善本的故事,展现薪火相传的文化魅力与民族精神。我们以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所编《金石录》为例,赵、李二人伉俪情深,家无余财,却典衣缩食,嗜好收藏古籍文物。后不幸宋金战起,逃难南方,所藏散佚殆尽。李清照在经历夫丧书亡的颠沛流离后,整理编纂成《金石录》三十卷。由此可知,李清照不仅是南宋一流词人,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金石学家。《金石录》的流传,也恰如其成书过程一样曲折艰辛。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前后所刊的龙舒郡斋本,宁宗开禧时浚义赵不譾曾重刻。然而,这两个本子都不显于世。元、明两代,流传的都是传抄本,沿讹踵谬,弥失其真。清代最早的刻本是顺治时谢世箕所刊,后来乾隆时著名学者卢文弨参校各本,详加校勘,付梓印行,《金石录》方有了一个可读的通行本。但清初藏书家冯文昌却意外地收藏到不全宋椠本《金石录》十卷,这真如得之天璜,极为稀珍,冯氏立即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图章,以表夸耀。后来此残本又转藏于江立、赵魏、阮元、韩泰华、潘祖荫诸人手中,亦皆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此残卷如今归于上海图书馆,摆脱了人失人得、命若游丝的恶运,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可见一部书流布于世,编著者固然其功至伟,但藏抄、刊刻与流传过程中的任何环节,缺一不可。一部书的流传史就是一部生命史,因为书籍是有生命的,甚至是九死一生才传到今天的。一个善本的故事,也溢漫着先贤文化传承不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第二,要重视与发掘善本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添时代丰采。一部古籍能否刊刻、流传并发挥其价值,有时甚至是偶然因素所致。清乾隆期,主流学术是考据学,但当时学者崔述却不媚时好,深研史籍,有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怀疑精神与坚韧毅力,花一生心血著成考辨札记性质的专著《考信录》三十二卷。云南石屏人陈履和,在接读崔氏部分书稿后,便坚意拜崔为师,成为崔氏唯一的弟子。崔述临终之际,遗命将书稿全部交与陈履和。陈氏赶到后拜受遗书,改称自己的斋名为“遗经斋”。陈氏将一生的精力和所有资财都花在了为其师刊书上,刻版不懈,可惜版片刻竣,未及刊行,就逝于浙江东阳县任上。遗书版片二十箱寄托金华府学,心志未竟,而师徒俱归道山。民国时期,胡适在日本发现《考信录》后非常重视,回国后令顾颉刚等人整理出版。顾颉刚深受崔氏影响,创立“古史辨派”,成为二十世纪史学流派中的中流砥柱。《考信录》在崔述师徒身后,发挥出了巨大的学术能量与深远的影响力。像《考信录》这样为文化续脉、为时代添彩的古籍,不在少数,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充分发掘,并给予极大的尊重与重视。

第三,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与古籍数据库的作用,将古籍善本进一步数字化与网络化,使更多人学习、传播与热爱古籍,热爱优秀传统文化,让古籍“火”起来。今日世界已进入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不再限于到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才能借览古籍。古籍数据库中完整而清晰的古籍扫描图像,使我们有条件看到甲骨金文、帛书汉简、唐代写本与宋元刻本,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各大图书馆与研究者,不能仅是将古籍数据公诸网上即告完成,而是应该在介绍、宣传与推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举办各种高深的专家讲座外,还要做更多的普及类讲座;不仅要在各高校与图书馆举办,还应深入工厂与农村,甚至是到中小学去,给孩子们讲解古籍在刻版、字体、纸张、版式、用墨、装订、钤印、题跋等方面的知识。从而,让他们鉴赏与品味古籍之美与传统文化之典雅与厚重,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进而逐步喜欢与热爱古籍,热爱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后继者和弘扬者。

第四,要大力发掘古籍,加快整理古籍的步伐,激活沉睡在馆阁中的古籍,让古籍“活”起来。目前已经影印与整理的,只是现存古籍中的少数,绝大部分的古籍仍深藏难出,蒙尘插架。我们的目光总是盯着历代少数名家与他们的名著,反复影印、点校、注释与翻译出版,而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著作,并不是它们不重要或不是善本,而是无人阅读、研究与整理。因此,若要进一步盘活古籍资源,扩大其影响力,就要着重于乏人问津之古籍的开发、整理与利用。书籍毕竟不是文物,阅读利用永远是其第一属性,而文物属性是第二性甚至第三性的。藏而不用,等同文物,就失去了书籍的天然属性。尤其是一些古籍孤本,终归是会消亡的,整理出版,化身千万,才是对古籍最好的保护。因此,冀望各大图书馆,持更为开明开放的态度,在古籍的开放阅览、影印整理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这是需要学术界与图书馆界的通力合作,才能达成的目标。

第五,在西学兴盛、西化成风的今天,还要积极向全世界推介、翻译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既有优秀的成分,也有糟粕的内容,要选择具有经典性、权威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经史子集,来加大传播、推介力度。这些书籍所讲的,应是恒常的道理,是直指心性的温馨故事,是举世喜闻乐见而向上提引的道理,是古今中外人们都能接受的观点与内容。唯其如此,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与喜爱。这方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尚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恒久的努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漆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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