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盛况空前。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宾共聚一堂，就亚洲文明的诸多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笔者参加了“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分论坛，并就“口头传统在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作了发言。
那么，为什么要提高对口头传统重要性的认识呢？这是因为口头传统是人类“古老常新”的信息技术，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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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都认可这样的说法：人类的信息技术发端于口头传统，后来发展出书写技术、印刷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每一轮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信息交流性质和特点的巨大变化。不过，与其他技术的新旧更替往往是以新代旧不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往往是层累的，即便新技术已经获得广泛采用，旧技术仍然存在，并在新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比如，人类说话的历史就是如此：书写从来没有取代语言，印刷从来没有取代语言和书写，互联网也同样没有取代语言、书写和印刷。在互联网时代，口头语言不仅没有被抑制，还获得了新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人类发明文字书写之前的时代是“原生的口语文化”时代，而到了互联网的时代，我们进入了“次生的口语文化”时代。信息交流还是遵循着口头传统的基本交流规则，只不过不再是面对面交流，而是在网络平台上交流而已。
与人类漫长的口头传统发展史比较，书写技术、印刷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历史就要相对短得多，而且有急剧加速的趋势：说话的历史有十几万年，书写的历史有几千年，古腾堡的活字印刷只有几百年(中国的活字印刷术要稍早一点)，互联网的运用只有短短几十年。
语言的数量极为庞大，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语言发展出了文字。语言的符号系统是诉诸听觉的，文字的符号系统是诉诸视觉的，视觉符号只是覆盖了听觉符号系统的一小部分。印刷技术是基于视觉符号的，故而它所记载和传递的信息只占文字信息的一小部分。
用数字来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今天地球上通行的现代语言约有7000种，文字的数量则少得多。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发布于2009年的调研统计结果表明，目前中国56个民族正在使用的语言，包括濒危语言和新发现的语言，共有134种。国家民委网站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使用人口有6000多万人；22个民族使用着28种文字，使用人口约3000多万人。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和最广泛使用的交际工具，过去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不过，人类记录声音的技术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以往由于技术的限制，人们无法有效地将声音记录下来。于是，历史上产生的海量有价值的信息今天已无从知晓。留存至今的口头信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助文字记录得以留存的，如《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十五国风”，又如《圣经》，特别是“旧约全书”;另一种则是保存在口头传统中，口耳相传绵延至今的，如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又如印度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传唱千年乃至数千年，成为文明赓续的丰碑。我们今天谈论历史上的口头传统，主要是通过上述两种渠道获得相关材料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当代的口头传统研究则是直接采录自活态的口述活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历史学中的口述史分支，大都依靠现场采集的口述资料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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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机发明之前，没有办法大量准确记录听觉符号，这就让口头传统在信息存储和跨时空传播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文字虽然是语言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但却具有能可靠存储和跨时空传播的巨大优势。随着文字信息编码的规则更趋严密，其信息的准确性也逐渐提高。于是，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信息，具有被广泛推崇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口头传统的空间。
人类的信息技术一旦从耳治发展到目治，并且两者并行发展后，目治符号的地位就不断提高。加上人们掌握语言的能力是伴随着成长自然完成的，不像文字的学习要经过长期专门的训练，这就造成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落差，形成仰视文字能力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推波助澜地强化了对口传文化的忽视和对书写文化的尊崇。
今天，我们都认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之一，都认可文字在保存信息和跨越巨大时间和空间传递信息方面的巨大优势，也都认可文字在发展人类心智方面的重大作用，但仍然认为，过分夸大文字的功效会部分地遮蔽人们完整理解文化和文明的眼光。不用举出高深的例子，在不少文化中，说一个人“有文化”往往是指识字能力，不识字的人往往被简单地视为“没文化”的人。这显然是一种偏见。这些所谓“无读写能力”的人，参与了文化的传承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同样是文化的积极传承者。一般而言，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参与了文化的传承，“非识文断字”群体承担着民间文化尤其是口头文化的传承。
诚然，中国是一个有漫长书写历史的国度，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文献汗牛充栋，这些文献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可是有着如此悠久书写传统的国家，根据历朝历代的情况看，不识字的人口一直占多数，所以说，中国文化传承到今天，是由极少数识字的人和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人共同参与传承的。历史上识字的人在总数上虽然很少，但借助文字的优长，他们较好地传承了上层文化。广大的老百姓则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了民间的文化。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情况，经常能见到来自上层的人士书写下层文化，身处下层的民众也常常会传播上层文化。一般而言，这两种文化的地位并不对等，上层文化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对下层文化有很多渗透和很大影响；不过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影响。互相影响着的两种文化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社会文化，正如识字的群体和不识字的群体一同传承了文化一样。随着技术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愈加频繁，各种文化中往往还同时包含外来文化的因素，文化的面貌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在今天的中国，成年人识字率已经大幅度上升到九成以上，这是了不起的成绩。70年前，中国成年人的识字率还只有两成上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成年人识字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出版的《世界文化报告》统计，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总体是70%。以亚洲为中心来观察，阿拉伯国家是57%，南亚和中亚是54%，东亚是83%，东南亚和大洋洲是87%。这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书写文化在不少地方都还没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今天是如此，历史上尤其是如此。根据该报告，在20世纪初，爱尔兰人口中还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功能性文盲。今天，欧洲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但翻开他们的历史看看就知道，在很长的时间里，书写只是一小部分贵族和僧侣的专利，绝大多数的民众是不识字的。
识文断字群体也不是仅凭文字就能应对一切交流的需要。即便在书写文化发达的社会，人们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利用书写来交换信息。比如在密集、长时段、制度化传授知识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里，老师们总是用口授的方式把书本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们并不是仅仅通过阅读教科书就能学到知识，而是需要老师面对学生口授知识，当然也要用到黑板写写画画，近年来还要用到电脑软件辅助教学。一些新型的教学模式已经出现，如网络公开课。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复合型的新教学模式，是把书本学习、面授互动和网络传播技术(有些具有师生互动功能)结合起来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口传面授的方式也仍然在场。
在笔者所在的学术圈里，现在还出现了用社交媒体授课的新方法。大致的方法是先设定课程名称，组建课程群，上传需要讨论的教学材料，有时还要事先选出或指定引言人，然后在约定的时段集体进群讨论，教师引导话题并在课程结束时作总结。特定的话题或知识点以单线推进或多线程交叉的方式推进。话语往来、即时互动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与传统的面授式教学所不同的是师生通过网络沟通互动。学术界所说的“次生的口语文化”，指的就是这种通过电子网络互动的交流模式。当然，这种教学模式还在探索中，其好处是可以同时有多位教师参与教学，学员的来源也更为开放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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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提到，世界上还有许多种语言尚未发展出文字。在这些无文字的社会中，信息的记忆存储和交流，有时是结绳记事，有时是用响器(如非洲的鼓语)，有时是用图像。但这些方式都远不能和口头的方式相比，它们大多是辅助性的，而且掌握它们的过程也离不开口头传统。特定人群的精神信仰，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族群历史的记忆、艺术的创造等，都在他们的口头传统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文件中曾用过一个说法：非洲部落一位老人去世，等于带走一座图书馆。今天，历史学家们借助对非洲口头传统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了口头历史的系统研究方法。神话、传说、口头谱牒等大量的口头文类，被纳入历史学的理解框架内，以重新建构那些无文字社会的历史。13世纪上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也是用文字记录口述史的早期典范和样板。对成吉思汗家族祖上功业的追溯，对成吉思汗本人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褒扬，都是在口耳之间代代传颂的，直到各氏族部落的耆老们在旷日持久的集会期间断断续续讲述后，经由文书记录下来，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口头历史叙事的大概样貌。
《蒙古秘史》和《江格尔》《格斯尔》并称蒙古文学的“三大高峰”。其中《蒙古秘史》乃是“得自口头”的，“江格尔”和“格斯尔”都是活态演述的口头史诗，所以在行文中给这两部史诗加上书名号其实并不妥当。蒙古人创用文字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文人作家也是“代有才人出”，但文学高峰仍由口头文学占据着，说明口头文学不可轻视。
蒙古文学传统中口头文学影响大大超过书面文学的情况，在不少文学传统中都可以见到，这是因为经由口头演述而形成的文本在重要性上并不落下风。它们凭借其思想力量成为人类文明的经典，至今具有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比如《圣经》和《论语》。诚然，许多口头文本能流传至今要拜文字之功，但它们形成于口头传统，传播于口头社会，进而通过书写获得第二生命的历程，仍令人遐想不已。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总体而言，是语言信息总量大大超过了书写，书写大大超过了印刷，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尚难于估量。口头传统的存续极大地依赖于各民族语言的活力。自2000年以来，世界各国每年都庆祝国际母语日(2月21日)，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联合国认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最有力的工具。但每两个星期就有一门语言消失，并带走与之关联的文化和知识遗产。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
就亚洲范围而言，我们知道有不少亚洲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仍然贴近传统模式，有不少地区依然有言无文，口头传统在承载其历史文化、传递其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方面，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中，我们不难发现，亚洲范围就存在着诸多跨境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口头传统密切相关。
在大力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今天，不仅要注重书面文化，还应注重民间口头文化，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