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主任 杜立晖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载体中，古籍善本无疑是内容最丰富、价值最高者之一。当前经过全国古籍普查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修订等工作，我国古籍善本的家底已基本摸清，这使得对相关古籍的保护、修复更具针对性。同时，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等部门陆续推出“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中华古籍资源库”等项目，为实现我国古籍善本的数字化迈出积极步伐，为相关古籍的利用提供了便利。
以数字化作为古籍善本保存手段是时代发展必然趋势
在我国存世的善本古籍中，宋以前的寥寥无几，而宋代古籍今亦非常稀见，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称。之所以更早期的古籍会逐渐消失，多与战争、自然灾害、鼠啮蠹蚀及生态环境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有关。从这一角度讲，时间久远的古籍渐次消亡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为了能让相关古籍保留下来，缩微胶片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带动下，我国各大藏书机构便开始了古籍善本的缩微胶片制作工作。在数字化时代来临之前，缩微胶片成为了保存古籍的重要方式。
但缩微胶片有其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缩微胶片为黑白胶片，全真彩色胶片的数量非常有限。而在黑白胶片中，古籍原有的朱书、蓝书等彩色信息，甚至包括一些较淡的墨书，往往都无法显示。同时，缩微胶片仅复制了古籍的正面，对于公文纸本文献等双面书写古籍的背面，却未予关注。因此，目前缩微胶片所能提供的古籍信息量不够全面，且清晰度有限。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古籍善本都拥有缩微胶片，虽然至今已对数万种古籍进行过缩微处理，但相较于19万种左右的古籍而言，胶片的数量依然不足。
相对于缩微胶片，经过高清晰数字化处理的图片，可以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古籍的文本信息。因此，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对相关古籍善本进行高清晰处理，无疑是保存古籍有效的手段，而从当前欧美等国家的做法来看，这也是当今世界保存古籍的新趋势。
数字化是解决保护与利用的最佳方案
古籍的保存，其最终目的是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服务，而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古籍必须得到利用。然而，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却是一对矛盾体。对古籍的保管机构和管理者而言，其重要职责是尽可能地使古籍不受损坏，让古籍更久远地保存下去。因此，相关机构不仅建立了较为严苛的阅览规章，如国内外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凡有缩微胶片者，不允许查看原书，甚至有些年代久远的古籍即使没有胶片也基本不能查看原书；而且，在湿度、温度等不达标的情况下，不允许查看原书，且只能抄录，不能拍照等。而且，有些藏书机构视某些古籍善本为“镇馆之宝”，不允许出库，也即无从阅览。为此，蒋寅先生曾发出“只有使用才能实现古籍文献保存”“只有使用才能使古籍获得最完整的保护”的呼吁。
古籍保管机构和管理者是古籍的守护者，而阅览者、使用者，则是古籍承载文化内涵的发掘者、传承者、传播者，两者对于古籍善本而言，都非常重要，古籍善本的保护和流传，缺其一而不可。然而，在当前缩微胶片所提供的信息不足，古籍原件查看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势必造成保护者与利用者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盾，古籍善本的数字化无疑是最佳方案。通过对古籍的数字化扫描，一方面可以使相关古籍免受阅览带来的伤害，更好地保存古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读者全面了解相关古籍的文献信息。同时，数字化的传播平台还可以使读者足不出户即可实现对相关古籍的阅览，这大大节约了时间和人力成本，提高了利用效率。
古籍善本数字化将助推新时代文化繁荣和学术发展
古籍善本之所以广受学界、社会高度重视，主要源于其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一无二的文化内容。虽然当今我们已拥有《四库全书》、多种汉籍、古籍等数字化平台，但一方面相关数字化平台所使用的古籍往往并非是善本，即使有些善本被收录其中，如《四库全书》等，但该书的修撰者却对所收古籍进行了修改，一些古籍已失其原有面貌。另一方面，古籍善本中的很多孤本、珍本等至今未曾面世，其所载录的有关信息也无从得知，而有些已知善本，其相关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因此，将古籍善本数字化，使其所载信息全面、清晰地展现出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从目前成功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魅力。如上海图书馆藏宋刊元印公文纸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经数字化扫描，在该书纸背发现比较完整的元代户籍文书300多叶，涉及元代湖州路700多户的户口登记问题。这是近代以来有关元代户籍册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其对于元代户籍制度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意义，对于元代经济、政治制度等研究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再如，经过数字化扫描处理的还有上图所藏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后汉书》、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明公文纸蓝印本《毅庵奏议》等古籍善本。目前从前两者的纸背发现了明代“小黄册”文书，虽然“小黄册”此前已有发现，但此次发现为明代黄册制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信息，而在后者纸背发现的明代文、武官考语册，则属于首次面世，对进一步认识明代官吏考核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全面的数字化处理，古籍善本本身的文本信息不仅得以彰显，且将其附带的批校、题跋、印章、纸背文献等信息也有效地展现出来。大量新信息的出现，必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沃土，也必将为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化是海外汉籍回归的有效方式
世所悉知，由于种种原因，自近代以来我国有大量的古籍流失海外。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藏有汉籍达105万余册，所藏善本近2000种；再如日本的静嘉堂文库，也是闻名于世的汉籍收藏机构，仅其收藏的宋元本古籍就有250多种。
这些珍贵的汉籍善本，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王重民先生编纂出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等汉籍目录。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域外汉籍的关注、研究日增，尤其是在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备受关注的今天，如何让这些汉籍善本“回归”，成为了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目前看来，除了纸本文献的回购、复印之外，相关文献的数字化处理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如从2010年开始，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开展了相关古籍善本的数字化合作项目，计划对该馆所藏4200多种汉籍善本进行数字化处理。目前，相关古籍的数字化已全部完成并成功上线，读者可以免费下载、浏览，这为古籍善本的利用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推进海外汉籍善本的数字化，无疑是目前实现相关古籍回归的有效方式。
古籍善本的数字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目前古籍善本的数字化虽已起步，但距离人们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今后还需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进，避免重复建设，既要实现所有古籍善本的数字化，也要实现古籍善本的全面数字化，即不仅仅关注善本的正面，也要对其纸背文献等加以处理。同时，还要有国际视野，将海外汉籍善本纳入数字化的范畴，通盘考虑。相信随着古籍善本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杜立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