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是创新发展的前提。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交流互鉴越频繁、越深入，彼此之间也就越认同、越尊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就越牢；交流互鉴越稀少、越浮浅，相互之间也就越容易误解，越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处于紧张状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没有基础。
2019年5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并就如何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提出了“中国方案”，受到各国政界和学界的普遍认同和赞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主要外交思想之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为什么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什么关系？本文就针对这些问题作一分析和探讨。
为什么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或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现实。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文明或文化便呈多元发展的趋势。文明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产生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各地的生态环境不同，文化也各不相同。考古发掘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世界各地的绘画、雕刻、泥塑、陶器和住宅等各具特色、风格迥异，说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石器时代便已存在。纵观古今中外，每一个民族都因自己特有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源流而形成与众不同的文化。直至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仍然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不同的文明体系；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又培育造就了性格不同、价值观念各异的民族。
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的遗产，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就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就世界主要文明而言，很早便形成多种类型。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丹尼拉维斯基（N. Danilevsky，1822-1885）把世界文明分为10类：（1）埃及；（2）叙利亚、巴比伦、腓尼基、卡尔丹族或古代闪族；（3）中国；（4）印度；（5）伊朗；（6）希伯来；（7）希腊；（8）罗马；（9）新闪族或阿拉伯；（10）日耳曼、罗马或欧罗巴。其中只有两种文明，即墨西哥和秘鲁，在早期阶段便消亡。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把世界文明分为8个类型：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方和墨西哥，此外还有尚未完全形成的俄罗斯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把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类：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有：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有：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把当代世界文明分为8类，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最初称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
文明或文化具有相对性和交融性。文明或文化是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一是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它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是无法比较的。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无法进行比较和衡量。二是一切文明或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各种文明或文化在价值上无“落后”与“进步”之别。例如，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戏剧等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再如，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没有什么高低之别；西方人新娘在婚礼上一般穿白色礼服，而中国人一般穿红色礼服，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三是每一种文明或文化的价值，应该由该民族的价值体系来评判，而不应该把西方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丰富、繁荣的重要因素。因为，文化具有交融性和累积性，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各种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累积而形成的。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ber，A.L.）称，“……广泛地说，文化发展过程是增加的，因此也是累积的，而生物演化的过程基本上却是一种代替的过程”。据美国人类学家乌格朋（Ogburn,W.F.） 的意见，“文化累积的原因由于两个性质，一是旧文化的保存，一是新文化的增加……现存文化与新文化的产生，有一定的关系……所谓文化的累积，就是新文化并入已存文化的数量之内”。文化的累积是文化成长、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任何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累积之中，或因发明而累积，或因引进而累积。无论是发明和引进，大多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引起的。
在原始时代，由于交通不便，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很少，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靠本身内部的变革和创新。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异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接触越来越多，各民族都不断从他民族中吸收自己本身没有的文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打破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阻碍，经济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各国各民族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以说，小到一朵花一个豆，大到经济政治学术思想都离不开自由选择、自由流通的大趋势。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R·林顿早在1936年出版的《人的研究》一书中便举例说明，现代美国文化大多是采自其他民族的，现代美国人的主要日常生活用品都不是美国人自己发明和创造的。他说，“美国人浴室里的各种设备是欧洲和美洲文化的混合物，肥皂是古代高卢人发明的，睡衣源于印度，软皮拖鞋是由印第安人发明的，套鞋是用中美洲印第安人发现的橡胶制成的，外套来源于亚洲草原民族，领带源于克罗地亚人，毡顶的帽子出自亚洲草原地区，雨伞来自东南亚，玻璃源于埃及人，烟草源于巴西，雪茄烟来自西班牙”，等等。
保护文明或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各国的共识。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31届会议上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分五部分共12条，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为各国保护自己文明或文化提供了保障。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明确的保护原则和条例。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指出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鼓励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总的来说，保护世界各种文明和文化，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各民族的普遍要求。
尊重和保护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是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前提，文明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产生稳定性；单一性导致极端性，多样性产生包容性。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主导世界，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民主和自由，更不可能有和平安全的世界。
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2018年6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再次强调，“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
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而不是冲突的根源。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并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在相互交流中保护着自己的特色，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如果两种文明完全相同或相似，就不可能交流互鉴，就不可能取长补短。世界上各种文明，都是多种文明的混合物，其中有自身固有的，也有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外来的。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波特兰·罗素十分注重文明接触和互补的重要性，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至于中国，如果我们视之为学生，可能又是一例。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可见，早在90多年前，罗素就认识到每一种文明均有其长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借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起到什么作用
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一个较好的人文基础。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要“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所谓人文，即人们在长期生存实践中创造的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现象。《辞海》“人文”条称，“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由于生态环境和历史来源不同，不同文明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各不相同；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差别也很大；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文明之间必须加强交流和互鉴，使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同、相互学习、相互尊重。既尊重自己的文明，也尊重他人的文明；既尊重强势文明，也尊重弱势文明。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
因此，“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通过交流和互鉴，可以认识到各种文明形成差异性的原因，认识其他文明的长处和短处，也可以了解自身文明的优点和不足；通过交流互鉴，可以了解不同文明国家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等；通过交流和互鉴，才有可能认识到各种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适应生态环境的文化体系，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通过交流和互鉴，才有可能认识到文明的相对性，各种文明“绝无高低优劣之分”，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交流和互鉴，才有可能认识到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有可能“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通过交流和互鉴，才有可能避免不同文明之间因误解造成的冲突和战争，才有可能使有些人认识到自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才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才有可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发展动力。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并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相互交流中保护自己的特色，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每一种文明都有其长处和不足，如果两种文明完全相同或相似，就不可能取长补短，不可能吸收新的文化因素，文明也就没有活力。任何一种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一种文明没有活力，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衰落，历史上许多文明的消亡大多是由于失去活力而引起的。
首先，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各种文明互补的基础。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也是文明互补的基础。越是异性、异质的文明，互补性也就越强，越有可能从对方吸收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哲人两千多年前便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重要性，认为“不同”是事物互补和发展的根本，相异的事物相互补充，才有可能不断发展和繁荣。如果事物相同，就没有比较和借鉴，事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枯萎死亡。《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说过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异性、异质事物相生，同性、同质事物相克，亦即性质不同的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性质相同的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就会停滞或枯萎。“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是自然现象的基本法则，社会文化现象也一样，异性、异质事物具有互补性，同性、同质事物没有互补性，而且相互排斥。所以，各种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其次，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各种文明创新的前提。文明多样性是创新和创作的源泉。它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文化创新或某种新文化的创造，在许多情况下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产生的，有不少是在异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或在吸收了其精华的情况下而创造的。古今中外许多著名舞蹈、音乐、绘画、工艺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产生的。现代西方流行的许多舞蹈、音乐，是在非洲黑人和印第安等民族的舞蹈和音乐上创造的。二是许多民族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作，都根基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离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不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三是凡是文化繁荣发达的地区大多是文化多元共存的地区，有些地区较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交流太少，文化太单一，没有相互吸收精华、取长补短的条件。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越单一，保守性和排他性也越强，社会和文化发展也就越慢；而开放的、多种文化交流的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较快。因此，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都必须“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最后，文明交流互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文明或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具有重要价值的可再生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它可以造福于子孙万代。各国的文明和文化遗产既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也具有研究、观赏、教育的价值，同时也具有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人生仪礼、音乐舞蹈、雕刻绘画等，构成了与众不同的人文风景。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注重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因为文化遗产资源带动的旅游业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有些国家的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收入甚至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旅游者到异国旅游观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形式之一，开发自然和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使旅游者欣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风光之美、山水之秀，而且可以欣赏各国、各民族独特的人文风情，增强旅游者对异文明的了解和认识、认同和尊重，同时也可以起到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作用。如此，既有利于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更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是创新发展的前提
综上所述，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加强交流互鉴，原因包括：一是文明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现实；二是文明具有相对性和交融性特征；三是保护文明或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四是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人文基础；其次，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发展动力。因此，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是创新发展的前提。
从历史和当代大量事实来看，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交流互鉴越频繁、越深入，彼此之间也就越认同、越尊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就越牢；交流互鉴越稀少、越浮浅，相互之间也就越容易误解，越容易生产矛盾和冲突，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处于紧张状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没有基础。
中西文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罗素早在上世纪初就认为，中西双方都应该保留自己的长处，借鉴对方的长处，绝不能学习对方的短处和保留自己的短处。他认为中西交流可以互补，他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中西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其他古国都已灭亡之时，唯独中国生存了下来。”罗素甚至认为，中国智慧拯救西方文明和世界，他强调“从人类整体的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在新时代，当年罗素所发出的中国文化精华能够给人类和平带来希望的感慨正在变成现实。
梁启超也强调不同文明交流和互鉴互补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必须“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并说：“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总之，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理念，这两个理念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