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
长江日报记者胡胜 摄
今天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制度的成熟定型，往往要经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实践。如何看待新中国70年的制度探索？如何把握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就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
资本主义是从封建制度内“长”出来的，而社会主义是“建”出来的
记者：中国封建制度自秦以来经历了几百年实践而成熟定型。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革命算起，也经历了几百年时间才成熟定型。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到了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为什么中国制度建设能够压缩时间进程？
陶文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长期发展，是从封建制度内“长”出来的，而社会主义是“建”出来的，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因而也就谈不上特别具体的指导方案。苏联探索了70多年，很有成就，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证明它自身有很大的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国情，又是建设一个崭新的制度，书本上抄不着，外国学不着，所以这70年的探索非常辛苦，成就很大，曲折也不少。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搞得已经很不错了。70年的时间，对人是一辈子，但是对历史只是一瞬。就拿中国的封建制度来说，秦始皇开始搞郡县制，后来又反反复复，再比如说意识形态，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时距离秦朝建立已经过了近百年。
所以，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个制度想达到成熟，需要经过反复验证。就像建一个房子，要春夏秋冬都行，这个房子才行。新中国的制度建设，总的来说，探索非常不容易，成就和曲折都是我们的财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成就是非常大，但也不是说就完全成熟了，一方面要坚持，另一方面还要按照制度建设三步走的目标不断完善，不断地发展。
作为5000年文明大国，中国制度的历史传承可能是最深厚的
记者：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必然会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对中国制度建设的影响？
陶文昭：制度问题确实比较强调历史因素，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是连续的，制度建设也没有“飞来峰”，而是一步步形成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5000年文明一以贯之的国家。从制度传承的角度讲，中国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最深厚的。而且，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都走在世界前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仅体现在发展水平上，也体现在制度的先进性上。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优秀的，不然不可能长期处于世界前列。
但是，历史文化毕竟只是制度建设的土壤、根基，而不是制度本身。因此，不能认为历史文化对制度建设起到了完全的决定性作用。制度建设既扎根于历史文化，又是面向时代和未来的。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时代要求，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制度传统，既尊重，又要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优秀的成果继承下来，把这些经验在治国理政中继承下来，延续下去。而其中一些糟粕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东西，比如说规则意识淡薄，需要摒弃。西方很多地方重视商业，近代以来长期实行市场经济，需要多和陌生人打交道，所以讲究法治、讲究规则。而中国，特别在基层，很长时期内都是宗法意识较强的自然经济，人们接触的圈子有限，所以更偏向于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有着鲜明的创新品格。所以现在我们也搞市场经济，同时也在加强规则意识、法治意识。
记者：能否举例说明，我们的制度是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
陶文昭：比如说坚持全国一盘棋。自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人在历史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民族意识。今天讲社会主义优越性，讲全国一盘棋，协调各方，让各地相互支援，团结一致，便是对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个方面，比如说中国的选人用人上，与西方的贵族传统相比，从早先的察举制，到后来的科举制，都更能保证国家的优秀人才能够参与管理国家。到了今天，我们的公务员系统既能保证国家公职人员有很高的素质，又能保证全社会有较大的流动性，对于维系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之治”改变了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面临的斗争也更复杂和艰巨
记者：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制度崛起，和历史上美国超越欧洲有何不同？
陶文昭：现在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美国取代英国，还是同一价值体系下的老二取代老大，但中国的制度崛起，面临的斗争将更为复杂和艰巨。我们既不能完全跟随，又不能完全颠覆规则，这种话语权的争夺在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所以过程将非常复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学术界来说，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理论来解释、指导中国现实，要从中国出发，提炼我们自己的标志性的概念，以我们的实践产生我们的理论，以我们的理论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就是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把我们社会主义做得好的地方，有效地传达给世界上更多的人。
记者：您去过很多国家，关于其他国家对中国制度看法、评价的变化，您有没有一些切身体会？
陶文昭：就我接触的范围来说，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很多到国内来开会的外国学者，讲到“中国之治”更多的是赞誉。以前有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共产党人，他们话说得都很漂亮，对马克思的原著掌握得很好，以正统自居，总觉得中国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这些年他们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发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这一套的成效。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东西，我们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说过的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相结合，设立的制度，出台的政策，不是脑子里想象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能给人民带来利益的。这也让他们意识到，中国这套制度是有生命力的，不管在哪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简单地照搬经典文本，都要结合当地的实际。
在我看来，中国之治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什么可以照搬照抄的模板，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来获得经验，然后固定下来，发展下去。中国现在所进行的事业，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该怎么建设，我们思考的是怎样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不是看是哪本书上写的，写得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制度建设是扎根中国大地的，行之有效的，而不是人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或者我干了人家没干心里就发慌。
长江日报记者邢帆 占思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