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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社会主义是“建”出来的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3日10:36 来源: 长江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

长江日报记者胡胜 摄

今天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制度的成熟定型,往往要经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实践。如何看待新中国70年的制度探索?如何把握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就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

资本主义是从封建制度内“长”出来的,而社会主义是“建”出来的

记者:中国封建制度自秦以来经历了几百年实践而成熟定型。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革命算起,也经历了几百年时间才成熟定型。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到了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为什么中国制度建设能够压缩时间进程?

陶文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长期发展,是从封建制度内“长”出来的,而社会主义是“建”出来的,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因而也就谈不上特别具体的指导方案。苏联探索了70多年,很有成就,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证明它自身有很大的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国情,又是建设一个崭新的制度,书本上抄不着,外国学不着,所以这70年的探索非常辛苦,成就很大,曲折也不少。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搞得已经很不错了。70年的时间,对人是一辈子,但是对历史只是一瞬。就拿中国的封建制度来说,秦始皇开始搞郡县制,后来又反反复复,再比如说意识形态,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时距离秦朝建立已经过了近百年。

所以,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个制度想达到成熟,需要经过反复验证。就像建一个房子,要春夏秋冬都行,这个房子才行。新中国的制度建设,总的来说,探索非常不容易,成就和曲折都是我们的财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成就是非常大,但也不是说就完全成熟了,一方面要坚持,另一方面还要按照制度建设三步走的目标不断完善,不断地发展。

作为5000年文明大国,中国制度的历史传承可能是最深厚的

记者: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必然会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对中国制度建设的影响?

陶文昭:制度问题确实比较强调历史因素,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是连续的,制度建设也没有“飞来峰”,而是一步步形成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5000年文明一以贯之的国家。从制度传承的角度讲,中国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最深厚的。而且,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都走在世界前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仅体现在发展水平上,也体现在制度的先进性上。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优秀的,不然不可能长期处于世界前列。

但是,历史文化毕竟只是制度建设的土壤、根基,而不是制度本身。因此,不能认为历史文化对制度建设起到了完全的决定性作用。制度建设既扎根于历史文化,又是面向时代和未来的。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时代要求,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制度传统,既尊重,又要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优秀的成果继承下来,把这些经验在治国理政中继承下来,延续下去。而其中一些糟粕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东西,比如说规则意识淡薄,需要摒弃。西方很多地方重视商业,近代以来长期实行市场经济,需要多和陌生人打交道,所以讲究法治、讲究规则。而中国,特别在基层,很长时期内都是宗法意识较强的自然经济,人们接触的圈子有限,所以更偏向于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有着鲜明的创新品格。所以现在我们也搞市场经济,同时也在加强规则意识、法治意识。

记者:能否举例说明,我们的制度是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

陶文昭:比如说坚持全国一盘棋。自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人在历史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民族意识。今天讲社会主义优越性,讲全国一盘棋,协调各方,让各地相互支援,团结一致,便是对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个方面,比如说中国的选人用人上,与西方的贵族传统相比,从早先的察举制,到后来的科举制,都更能保证国家的优秀人才能够参与管理国家。到了今天,我们的公务员系统既能保证国家公职人员有很高的素质,又能保证全社会有较大的流动性,对于维系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之治”改变了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面临的斗争也更复杂和艰巨

记者: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制度崛起,和历史上美国超越欧洲有何不同?

陶文昭:现在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美国取代英国,还是同一价值体系下的老二取代老大,但中国的制度崛起,面临的斗争将更为复杂和艰巨。我们既不能完全跟随,又不能完全颠覆规则,这种话语权的争夺在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所以过程将非常复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学术界来说,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理论来解释、指导中国现实,要从中国出发,提炼我们自己的标志性的概念,以我们的实践产生我们的理论,以我们的理论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就是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把我们社会主义做得好的地方,有效地传达给世界上更多的人。

记者:您去过很多国家,关于其他国家对中国制度看法、评价的变化,您有没有一些切身体会?

陶文昭:就我接触的范围来说,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很多到国内来开会的外国学者,讲到“中国之治”更多的是赞誉。以前有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共产党人,他们话说得都很漂亮,对马克思的原著掌握得很好,以正统自居,总觉得中国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这些年他们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发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这一套的成效。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东西,我们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说过的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相结合,设立的制度,出台的政策,不是脑子里想象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能给人民带来利益的。这也让他们意识到,中国这套制度是有生命力的,不管在哪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简单地照搬经典文本,都要结合当地的实际。

在我看来,中国之治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什么可以照搬照抄的模板,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来获得经验,然后固定下来,发展下去。中国现在所进行的事业,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该怎么建设,我们思考的是怎样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不是看是哪本书上写的,写得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制度建设是扎根中国大地的,行之有效的,而不是人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或者我干了人家没干心里就发慌。

长江日报记者邢帆 占思柳

【纠错】编辑: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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