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近照
□楚天都市报记者刘我风通讯员秦玉枝
经济收支，是一个人生活中比较隐秘的一个部分。也正是因为它隐秘，所以可以呈现出很多真实的信息。
曾国藩的一生，从经济上看，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张宏杰潜心研究曾国藩20年来，先后出版过《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曾国藩传》等书，最近出版的《曾国藩的经济课》，筛选国内外海量史料，从曾国藩求学时期、京官时期、湘军时期和总督时期等四个阶段，首次完整解读了曾国藩的私人账簿及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
谈到为什么会创作这部“从钱眼里看曾国藩”的作品时，张宏杰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又极为复杂的一位人物，但是人们往往习惯关注他的功业道德文章，而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分析曾国藩在金钱诱惑面前采取的既原则分明又现实圆通的态度，对理解很多历史和现实都会有帮助。”
翰林时期的曾国藩，借贷和哭穷是主旋律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是曾国藩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然而他的北漂岁月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太难了”。
在道光二十三年的那次“翰林大考”中，曾国藩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虽然仕途如此顺利，生活如此悠闲，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经济生活的主旋律。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首《傲奴》诗：……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清代官服皆需要官员自行购置，甚至皇帝赏赐之物有些亦如此。比如清代皇帝常赏赐官员花翎，以示奖励。这种赏赐，多数时候只是“赐予其资格，花翎需要官员自行购置，其价格因眼数不同从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所以为官之初，购置官服，对很多官员来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
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约129.96两，光是服饰开支一项，就占去收入的四分之一，可想而知曾国藩初到京城做官的压力。
湘军时期的曾国藩，一不要钱，二不怕死
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约三千五百万两，其中除少量各省协款与清政府指拨轮船退款外，绝大多数属自行筹措而来。在此过程中，曾国藩父子兄弟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各取所需。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京官时期还要少。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一是为了恪守“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当年出山时，曾国藩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军队这个贪污之薮对自己的考验。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他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
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要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从军不久，就大笔寄钱回家，折损清名，贻人口实。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而一支军队的廉洁，关键在于最高长官的示范作用，所以他决心以自己做全军的榜样。他对下属们反复申说，要让士兵们心服，廉洁是最关键的。因为士兵和下属对别的还不太在意，只在意上级是不是贪污，是不是处事公正。
曾国藩的湘军风气，因此与众不同。
总督时期的曾国藩，依然活得像穷人一样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终于当上了总督。
天下总督之中，地位举足轻重的有两个：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而在太平天国时期，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则可以说是天下第一。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他的下属除有三省巡抚外，又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江宁苏州二织造、盐政使、提督学政以及布政使（江苏即有江苏、江宁二布政使）、按察使等数十大吏。出任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然而，曾国藩依然活得像穷人一样。
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的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同治二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戈登的随员惊讶地发现堂堂总督“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窦垿（号兰泉）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了，多年不见，在江南重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瓦器。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曾国藩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晚上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的志向，是做大事
两江总督本是当时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比如致送冰敬炭敬别敬、联络京官，就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同治七年，捻军被镇压，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非要鸡蛋里挑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传统时代，“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腰包。不过书吏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人打听一下，居然需要四十万两。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活动。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由于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部议，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来源哪里？原来曾国藩在后路粮台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则主要是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曾国藩同治七年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
所以张宏杰认为，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接受官场潜规则，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当清官”，而是“做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