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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都市报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 萧颢
文学评论家周新民,是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多项国家级人才荣誉、称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起跑线是一所中专学校——浠水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乡村全科小学教师。这与周新民内心涌动的文学理想,格格不入。那时上中专,意味着包就业,每月还可以领生活补助,对于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来说,是很现实的选择。但他心中的文学梦始终没有死,到了有能力可以主动选择时,他就朝着自己的兴趣一路狂奔了。
读研究生,读博士,高校任教……认真做一名大学教员的同时,“文学评论家”是他教学的“副产品”。10月11日,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了周新民。
师兄的离别赠言“你是一个例外”,他刻骨铭心
记者:您是怎么选择走上文学评论这条路的?
周新民:我走上文学评论之路是意外,也不是意外。
1988年,我考上了浠水师范学校,那个时候中师很吃香,不仅免学杂费,每个月还发生活费,毕业包分配工作。
虽然学校的目标是把我们培养成乡村小学教师,但上世纪80年代,浠水师范学校文学氛围浓厚,文学爱好者众多,当时有在读学生在《诗刊》这样的国家级大刊上发表作品。学校组建了一多文学社。我进校以后参加了文学社,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担任一多文学社社长。
除了阅读文学名著,那时候我还痴迷于阅读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哲学理论。我就把我喜欢的段落用笔记本抄写下来。克罗齐、苏珊·朗格的一些著作就是在那时以这种方式阅读的。这是我开始接触文学批评理论的最早时期。
中师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毕业纪念册上写离别赠言。我的一个师兄给我留言说:“很多同学走下凤栖山(学校所在的地名),为生活所迫,放弃了文学梦,希望你是一个例外。”这句话至今我仍然刻骨铭心。
记者:后来您怎么成为这个例外的?
周新民:中师毕业后,我在浠水县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当时,学校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半边户”——丈夫是教师、妻子在家务农。每到周末和假期,老师们都回家干农活去了。学校里常常就剩下我一个人在留守。那几年,每天忙完工作,我就读书、学英语,还参加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函授学习。
我上学本来就晚,中师毕业时,19岁,在农村很“大龄”了。当教师的5年期间,一般同事考虑的都是找对象结婚这样的“大事”。而我还在痴迷学习,每个月我都要到邮局去买文学杂志,我成了别人眼中的“另类”。再看看那些读高中的同学,已经考上大学了。两厢比较,反差特别大,内心极度苦闷。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赶快考上研究生,接续文学梦。
1995年7月,我获得了本科学历,10月顺利报考了硕士研究生。1996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湖北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1999年我又考上了武汉大学文学院,追随於可训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我曾在湖北大学文学院任教15年,去年调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工作。
刘醒龙的今天、明天与他的过去是紧密相连的
记者:湖北作家中,您关注比较多的作家有哪些?您对他们的文学评论,会侧重在什么角度?
周新民:在乡村出生和工作的经历,让我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生活、农村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湖北作家里我对刘醒龙的作品有了天然的亲近感。他的作品《凤凰琴》《村支书》《挑担茶叶上北京》《劳动是生命与仁慈》等等,都能引起我情感、心理、思想上的深度共鸣。
1990年初夏刘醒龙到浠水文化馆,以他的《黑蝴蝶,黑蝴蝶》为例,给浠水县写作者谈创作经验和创作体会。我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刘醒龙的。
2005年,我到湖北大学工作以后,由于於可训老师在《小说评论》主持《小说家档案》专栏,他让我去做刘醒龙的专辑。这个时候我对他的作品,又开始了系统性的阅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都市进程加速,很多作家把注意力放在都市生活上,而不太关注农村生活。而刘醒龙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生活的书写,非常接地气。这也与他个人经历相关。他曾在英山的一家工厂工作过很长时间。其实,作家也好,评论家也罢,他的今天、明天,与他的过去是紧密相连的,是无法跨越的。
苏童的创作接续了中国文学诗性传统
记者:湖北以外的当代作家中,您写哪位作家的评论最多?为什么关注他/她最多?
周新民:省外作家中,我最关注苏童。我认为他是中国小说家中的一个另类。苏童的作品,没有很明显的强加上去的观念,而偏重于体验。他关注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化的少年、女性,描述的事件也多是边缘化的事件。他采取以体验切入生活与历史的书写方式,接续了中国文学的诗性传统。阅读他的小说,始终沉浸在一种审美氤氲的氛围之中。
我曾在《芳草》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60后作家访谈录》,访谈过接近40位作家。通过访谈,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创作,如果不接续民族传统,找到滋养的文化母体,创作最终难以为继。很多先锋作家,后来都没有办法写下去,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在民族文化母体中找到可以生根发芽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一个怪圈,总想“走向世界”,好像中国不在世界之中似的。其实,一名优秀作家,更重要的工作是赓续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泥古不化。
池莉深入生动地写作了
武汉近40年转型中的人和事
记者:您曾经有个统计,当代湖北作家被海外译介最多的是池莉、刘醒龙、陈应松。整体上看,当代湖北文学被海外译介不多。海外译介多少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您觉得怎样做可以提高湖北文学的海外传播力?
周新民:一名作家的作品能不能被海外译介,和一名作家所提供的审美元素、文化观念,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是给海外读者带来审美震撼和思想震动,格外重要。但是,去展示、袒露民族的奇风异俗、一个国家的所谓阴暗生活,是不足取的。
湖北作家里,海外译介最成功的作家是池莉。池莉的作品在法国非常风行,还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等艺术门类。武汉和法国的友好关系渊源比较深,法国人对武汉这座城市也很有兴趣。池莉写的都是武汉生活,把武汉这座城市近40年现代化转型中的人和事,写得非常深入和生动。我想这是池莉的文学作品被法国广泛译介的根本性原因。
我觉得,湖北作家总体上译介不多,还是和作品中展示的民族审美、文化心理挖掘不够充分有关,也和湖北、武汉在国外被了解的程度相关。过去国外很多人不知道武汉,当然2020年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关注湖北文学的汉学家总体数量比较少,也是制约着湖北文学被译介偏少的重要原因。这些年我们培养了很多海外博士生,他们对湖北作家、湖北文学很感兴趣。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加大力度。只要当武汉这座城市,融入到了全球的经济、文化的河流之中,它就会被世界所认识和了解,那么写这座城市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作品,才能引起海外的关注,才会有人去翻译它,研究它。
做文学评论最重要的是独立性,
而不是抬轿子
记者:您觉得做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周新民:独立性,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的影响。
文学评论,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科学活动。很多作家对文学评论也有一些误解,觉得批评家没有讲出他作品中的那些微言大义、独具匠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文学评论看成作品的附庸。他们认为,批评家就是要阐述作家“本身”思想的高深之处与艺术的精妙之所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于我,是借作品去表达我对某一方面问题的看法,最终是为我的教学活动服务的。
我工作不久时,我的授业恩师於可训先生曾跟我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他告诉我:“时刻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就是一名大学教员。即使是若干年后,有人也许会称呼你为著名批评家、文学史家之类的。这些称呼都是不重要的,你始终要记得,你的身份就是一名大学教员。”
我在备课、给学生上课时,和学生交流过程之中,都会碰到一些具体问题。于是,我决心要把它“说”清楚。这是我做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最为基本的动力。决不是我和这个作家关系好,他出了新作品,我找来写一写,吹捧一番,抬轿子。如果是这样,就丧失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从事文学评论的初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