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社会性死亡”，成为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导读

一场发生在高校的“骚扰风波”，让“社会性死亡”这个词成为网络热搜。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们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遭遇窘迫和难堪。

这可能是因误解带来的小尴尬，可能是因社交能力不善造成的误会，还有可能是行为不端引发的社会抵触，这种自身形象在社交场景上发生的折射、扭曲或反噬，被网友统称为“社会性死亡”。对于生活中偶发的“社死”，不妨以解嘲和放松的心态化解；而对于不分清事实，挥舞舆论大棒群起而攻之，试图以“社死”给人贴标签的做法，则要警惕其中隐藏的网络暴力。

谁都无权让他人“社会性死亡”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即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在当下环境中，生命权的社会属性同样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或学业等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旦给他人扣上负面“帽子”，即便后期发现误解，有所澄清，所造成的伤害有时也是无法消除的。极端情况下，被“社会性死亡”的一方甚至会因为不堪周遭眼光和网络暴力，走向自我伤害的境地。

在整起事件中，给学弟造成毁灭性伤害的是个人信息的曝光以及随之被贴上的“咸猪手”标签。隐私是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它是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这位“学姐”强行拿出学弟的学生卡拍照，要走了其个人身份信息，并第一时间在网上公布以给予舆论压力。退一步讲，即使学弟真的有“咸猪手”行为，该“学姐”的做法在法律程序上也欠妥当。

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进步，公众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在遇到不公对待或感到权利受到侵犯时，越来越多人不再选择忍耐和沉默，而是勇敢地说出来，积极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却并未注意自我权利的边界，在事实不清、存在误会的情况下过早对他人贴标签、下定论。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还会通过歪曲、夸大事实的方式给自己维权。

对自我权利行使不够审慎的代价，是对他人权利的伤害与忽视。当出现问题或矛盾时，最明智的做法是通过正规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曝光对方的隐私，借由网络舆论的力量来占领高地。

因此，面对误会或者矛盾时，当事人双方应该首先进行充分的沟通，通过科学查证来澄清误会。在无法通过沟通达成协商一致时，可以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调停或是诉诸法律。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当事人也要审慎利用网络曝光的权利，更不能以公布他人隐私的方式来施加压力。因为，自我权利的捍卫不能以牺牲他人的权利为代价，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犯他人隐私，甚至是宣称要让他人“社会性死亡”。

制造他人的“社会性死亡”

小心裹挟情绪的伪正义

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明确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其中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除此之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也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显然，以“社会性死亡”为目的的信息传播行为，不但可能侵犯名誉权，也可能侵犯隐私权。

新媒体时代，新兴传播渠道，无疑扩大了大众对外公诸其诉求的机会。新型媒介的发展方兴未艾，我国对其采取的监管措施，相对包容宽松。然而，有些网民不能误认为 “动动手指”、“敲敲键盘”，便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正当权利。

面对他人恶意制造的“社会性死亡”，个人要学会依法维权。诸多“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利益受损者往往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公众处理个人信息时，要明白个人行为“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实际上，即使基于个人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也有权撤回其同意。但遗憾的是，很多类似事件，有的人往往在沉默中任由个人信息在网络中传播。

其次，“社会性死亡”之所以颇具“威力”，和助推事件发酵的传播主体缺乏责任有关。无论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具有“赋予人和事物知名度”的作用，故而要肩负起必要的把关职能。尤其当事实真相澄清后，发布信息的平台应及时对相关不实信息予以删除处理，而不是让带有侮辱性的信息继续传播，收割流量。

最后，个人权益受损后要学会救济。一般而言，救济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救济；二是私力救济；三是司法救济。对于遭受“社会性死亡”的受害者而言，社会救济意味着能够获得同情和理解，甚至能够获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与声援。私力救济指的是权利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实施自助行为来救济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权利，比如自己澄清事实等。司法救济则指当法律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法院应当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以最大限度地救济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最大程度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

总而言之，以泄私愤为目的，发布不实信息，让他人陷于“社会性死亡”的处境，本质上是以追求正义为幌子，裹挟社会情绪，侵犯他人人格权的行为。

“社会性死亡”背后有一把锋利的刀

一个人“社会性死亡”的背后往往是网络暴力的驱使——网民们在触发性事件刺激下借助虚拟空间用语言、图片、视频等对人进行伤害与污蔑，这类内容具有尖酸刻薄、残忍凶暴等基本特点，裹挟着一种“置之于死地”的泄愤快感。这种行为既对当事人名誉、权益造成损害，也有可能构成侵权行为乃至犯罪行为。

当“社会性死亡”从主动自嘲变成被动“受辱”，那么使人“社会性死亡”算不算一种“数字谋杀”？当网民情绪融合在一起时，谣言与真相尚未辨明，被针对者可能已经“被社会性死亡”了。不仅如此，网络谣言存在着记忆序差，当谣言没能在第一时间澄清，那么在“逆火效应”“刻板印象”等多方面作用下，舆论记忆会逐渐加深，为后续辟谣增加难度。

互联网是技术进步带给人类文明的礼物，赋予每个普通人便利的生活与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更应当警惕手中的权力，将“社会性死亡”圈在幽默的范围里，而不要让“社会性死亡”成为对他人的要挟与恐吓，成为网络暴力的一把无形但极为锋利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