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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与小传统 ——学者叶舒宪解读中华文明的原编码

发布时间:2021年03月17日07:22 来源: 湖北日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刘虹 李茜

新桃换旧符的时节,总能特别引发人们抚今追昔。在时光的隧道里回望,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泛黄的书页、古老的传说、说不清起于何时的习俗……文字不是记录文明的唯一形式。著名学者叶舒宪跨界人类学、哲学、历史、文学、宗教,依照大小传统划分的理论和四重证据的研究方法,探求中华文明的原编码,以期弥补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本土视角空缺,引导对华夏文化的本土再认识和再自觉。

牛年春节前夕,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来到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以“从‘论’和‘语’看孔子的口传文化”为题,探讨中国文化元典的人类学解读,并以四重证据法的路径,述说大传统视野下的“万年中国说”。

孔子,大传统的最后代表

2020年8月,叶舒宪、萧兵合著的新书《论语:大传统视野的新认识》出版,作为“中华元典的人类学解读”,叶舒宪在该书导论部分,以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在大传统视野下提出解读《论语》的新认识和新思路。大传统指先于和外于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文字传统则为小传统。《论语》作为“口传文化”和语录体范文,用“圣:口耳相传”的办法,近取譬,远采象,以“诗意栖居”和“生命交流方式”,传达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人生价值观和美学理想。

孔子写书吗?

记者:您有一个比喻:如果将人类历史看作一年十二个月,有文字的历史只占第十二个月的最后几天。我们该怎样认知那么漫长的没有文字的时期?

叶舒宪:从全球文明史的视野看,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仅五千年而已,但在此之前,是至少延续了十万年的口传文化的深厚传统。这一传统的整体虽然在文明发生后逐渐被书写文化所取代,但是其20倍悠久的影响力却没有即刻停止,早期文明中曾经有相当长的一种过渡阶段——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并存并重。只有到书写工具和书写条件在技术上达到相当的社会普及程度以后,口传文化的信息交流方式才被正式取代。

人类历史上的上万种语言只有约106种到达足以用于写作的书写形式,大多数语言从未以书写形式出现过。今天存在的约3000种语言,只有78种有书写文字。如果只以文字为标准,那我们要丧失掉多少文化?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口头传统和口头传承文学,在人文领域形成研究的新潮流。文学人类学自2010年起将口传文化列为先于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即文化大传统。文字书写即为小传统。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孔子和《论语》被请到了鸟巢的舞台。3000位演员人手一卷竹简,唱诵“有朋自远方来”。这是孔子时代的教学画面吗?就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竹简是战国时期的,春秋时期的民间教师孔子基本不具备私人著书立说的可能。《论语》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他的再传弟子追忆记录的对话。今天看到的《论语》文本是介于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之间的特殊文本。

记者:识字—书写文化与口传文化相比,在感知—思维方式上有哪些差异?对人本身有负面或消极作用吗?

叶舒宪:人类学研究表明,识字—书写文化与口传文化相比,对人本身也有负面的消极作用。首先是生命交流方式的终结。在没有文字以前,人们只靠说话来交流,是情景的交流方式,而文字则是单一性的和脱离情景的。《论语》的宝贵就在于较为清晰完整地描述出了“说话者”孔子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读《论语》无异于“听”《论语》,从文字背后似乎可以听到、感触到孔子的音容笑貌,想见那时的师生对话情境。

识字的第二个副作用是减弱了人的记忆力。识字的第三个弊端在于终止了人的诗意的生存。第四个弊端是损耗了人通过非语言渠道去领悟神圣事物的能力。第五个弊病在于文字书写无极限,大量积累的文献会让人陷入无止境的信息而迷失。

书写文化的出现对中国汉语文学的深远影响,有正面的,当然也有负面的,主要是:幻想能力与叙事能力均受到书写文字的压制;萨满-巫师的通神-迷狂式传唱传统终结,史官的独断书写权力定于一尊,且有效地为最高统治者所控制、所利用,作为维护其权利和权威的有力手段。甲骨文的垄断性使用就是明证。文学的发展方向受到极大限制。早期的书写文本一旦被神圣化,变成经典,就容易导致僵化,成为严重束缚读书人思想的枷锁。

口传文化的最后一位圣人

记者:孔子重视学习和教育,为什么自己不写下心得,以求扩大影响和流传久远呢?

叶舒宪:今天看到的《论语》文本是介于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之间的特殊文本。《论语》为什么是对话-语录体?“论”和“语”两个从“言”的字,显然都是来自古老的口传文化的概念。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命题,就包含着口传文化最大的奥秘。孔子对诗歌与音乐的推崇,实有越过书写文化之蔽障,直接复归口传文化盛况的文化寻根意义。

孔子的名言之一是“述而不作”,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个说法放到书写文化与口传文化相交替的背景下,呈现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以口头追述、复述古代知识为特长,以不写作个人著作为戒条——这是深植于数万年传承不绝的口头知识传统的,孔子请出了远古时代盛名远播却不留文字著述的老彭来做榜样。

《论语·先进》: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踏着前辈人的脚印走,是进入不了学问的境界的。这也是“学而时习之”的传道方式。口头传统的延续保证就在于遵守口耳相传的定制,在无文字的时代,只有忠实于传统的传唱者,而没有“作者”这样的观念。当然也不鼓励个人的创新。“好古”的价值观是:越古越优。这类似创世神话讲述的黄金时代或伊甸园。孔子的理想在于尧舜时代。那个时代显然要比甲骨文汉字的出现早约一千年。

《论语》中多次提到“文”,在孔子时代是包括口头形式在内的礼乐文化传承的整体,并不专指文字写出的文本。“述而不作”也不是“中国造”的专利,西方思想史的开端也由柏拉图对话录展现的不写书的苏格拉底等人奠基。

圣,口传文化的标志

记者:孔子“六十而耳顺”曾让一众学者犯难,您提出在大传统的视野里,以口传文化的背景来设身处地理解何谓“耳顺”。

叶舒宪:《论语》里我们可以感知孔子对“敏”的特质很看中,口传文化的最大优势在于社会领袖的敏锐听觉感知和超强记忆能力。无文字部落里只有较年老的歌手才表现出最纯熟的口述能量。要理解“耳顺”,不妨从“圣”字入手。圣,繁体写作“聖”,要注意“聖”,下面不是“王”,而是“壬”,是声符。《说文解字》“耳”部:“聖,通也。从耳,呈声。”出于口,入于耳,通了,才可能成为“聖”。聖,这个汉字的结构,透露出口传文化最看中的人体器官:能说话的口 + 能听话的耳。《论语》把孔子描述为在“成圣”过程中不断发展“听”的敏感性的人——四五十年的口耳训练,口传背景下,“六十而耳顺”。

孔子在书写文化取代口头传统的过渡时期,依然执着地坚持古老的价值观,有效地在“书写文明”中留存了口头传统及其学习——教育方式的精髓——通过口耳之间的不断重复的经久训练,达到身心统一的至高人格修养境界。这正是使儒学获得准宗教性质的根本因素所在。作为对话录的《论语》,是这种学习方略和这种人格境界的最好见证,这也是在早期文明中文化大传统价值观的珍贵遗留物。

大传统视野的“万年中国说”

与大小传统理论相对应的方法论是叶舒宪提倡的四重证据法。他把传世文献看作是探究古代真相的一重证据,把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帛文书看作是二重证据,把民间口传类和民族学考察的活态文化资料作为三重证据,将考古发掘和传世的古代文物及图像视为四重证据。通过这四重证据法,叶舒宪的研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等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他完成了神话学宗教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系统对接。

玉石文化信仰统一了“中国”

记者:您在这次讲座的标题下,列出5个关键字:曰、礼、乐、国(國)、能。前三个字,在口传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感受到孔子对远古声教(礼乐)的悉心向往和他个人对音乐、诗歌的极度偏爱。国和能,又透露出怎样的远古真相?

叶舒宪:“国”字,是与繁体“國”字共存的民间俗字,外框是城墙,里面就是最珍贵的东西——“玉”。我们在研究创世神话时发现,《山海经》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处处提及玉,且凡是冠以玉的,总是非常神圣,比如“君子温润如玉”“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只要涉及玉,就代表着与美好相关的意象,相当于今人说的正能量。神话传说记载的,不仅仅是古人的神奇想象。通过古代文献可以获知,“玉”曾是华夏祖先凝聚成文明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共同信仰的标志性圣物。考古发现表明,从约10000年的东北玉文化,到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再到4000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和石峁文化,史前玉器从贝加尔湖畔一直到长江流域广泛分布,逐渐形成了以玉为礼、以玉通神的文化传统和礼制基石。

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而若从中国文明发生的独特圣物“指标”——玉文化切入,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年的东北史前时期。早在夏商周以前,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文明大传统——共同崇拜和信仰玉的史前文化,曾在一定程度上涵盖和统一了“中国”,并滋生衍化出后世诸多文化现象。年代大大早于汉字的玉礼器,可以说是一种华夏精神和物质的符号,文学人类学家从中能够解读的文化史传统竟长达一万年,比传统文献所记载的“华夏五千年”多出一倍时间。孔圣人“君子如玉”的人格理想和“切磋琢磨”的学习理想,原来都是来自万年传承不息的大传统。当然还有老子的“圣人披褐怀玉”说,以及后世道教的天国主神玉皇大帝。由此可知,唯有大传统能够给出文明和文化的“底牌”,即所以然。以往的国学知识,只知道然,而不明所以然。

熊就是“能”,熊图腾或早于龙图腾

记者:您在讲座时,为我们展示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图片:辽宁牛河梁女神庙出土泥塑熊头、熊掌、真熊的下颚骨,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雕熊龙,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天熊踏凤铜器,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玉熊人,特别是您把《天问》中的一句:“焉有虬龙负熊以游”,与河北定州三盘山汉墓出土错金银车饰图像放在一起,图像上有龙有熊,熊对于早期先民是怎样一种存在?

叶舒宪:我写在这次讲座标题下的“能”,其实就是“熊”的本字。

《尔雅》:“熊,蛰兽也”,是一语道破天机:熊冬眠的习性给先民造成一种能够死而复活的印象,于是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为代表生死相互转化观的一个神奇标本,成为被崇拜的神秘和神圣对象。熊,生命能量之楷模,自我复生,生生不息。这也就使它充当了图腾观念首选的物种之一。

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距今5000多年。庙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这次考古发现充分表明:熊是作为史前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的,而且还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女神崇拜与熊神崇拜的统一性、对应性。

如果要找出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之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崇拜物,龙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但龙并非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动物。作为远古神话想象的虚构生物,龙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来源和基础。考古学发现不断表明,龙确实来源于现实中的动物。这些动物原型包括猪、鹿和熊、蛇。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共祖黄帝直接有关联的是熊,黄帝,有熊氏,看来也是熊。再参照北方萨满教传承中有关天熊、神熊的仪式、信仰和观念,可以说熊图腾存在的依据,很充分很悠久。

考古学家在石器时代造型艺术中发现的众多动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复活之神。进入文明历史中,熊女神的各种遗留形态依然清晰可见。如古希腊阿尔忒弥斯女神节上,一位女祭司阿尔忒弥斯女神扮演为一只熊。在中国的民间舞傩仪式上也有类似情况: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师公俨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

从世界范围看,熊图腾的分布非常广泛,其传承渊源较为古老而且分布地域相对集中的是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熊图腾的流传对于处在这一广大地区内的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阿伊努人的熊祭仪式;韩国的和我国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的熊祖先神话。中国史前的红山文化玉器出现“熊龙”这样的神话生物,并非偶然。楚国有近三十位国王都以熊为名号,从穴熊到熊狂、熊丽,能是偶然的吗?

大传统探寻文化的原编码

记者:新兴的文学人类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方式,打开了突破小传统局限的知识新格局。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作一部大书来看和读,我们在大书里能读到中华文明的原编码吗?

叶舒宪:《论语》中有一句话“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语道出原始儒家知识观轻视小传统而牵挂大传统的初衷。至于孔子本人一再表示的“述而不作”和“文献不足”,更是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在两个传统之间的偏爱和选择。一部《论语》,生动显示着“子曰诗云”的教育方式,却没有“子写子著”一类的表述,这就清楚地显现出儒家思想的发生之根,与基于口头文化的大传统息息相关。孔子对汉字和书本以外的礼乐诗歌活动的极度偏好,以及“不学诗无以言”的著名训条,都透露出他与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保持着怎样无法割舍的联系。孔子本人唯一可信的传世之作《论语》并非出于他的写作,而是出自孔门弟子的隔代追忆。这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足以推翻将孔子打扮成六经撰写人的一切后代假托者的企图。

借助人类学视野,将纯文学的神话研究,向四重证据和五种叙事的文化整合性研究范式转化,超越疑古派,提示重新进人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之源的门径:历史叙事的开端总是由神话和象征来编码的,圣物叙事的编码早于文字叙事编码,不破解前汉字时代中国神话的独特编码,难窥中华文明的本源与特质;历史又是断裂的:文字小传统孤证难补,需要发挥非文字符号的解读和重构作用,相对地找回失落的链条,重新连接“大传统”和“小传统”,重建中华文明发生的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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