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播学遇上地理学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中译版评析

□ 王家东

大卫·哈维曾说：“地理太过重要，不能单靠地理学家来研究”。同样的表达也适用于传播学：传播和媒介如此复杂，绝非传播学者可以穷尽。无论传播学者多想声称自己对这个研究领域的专属权，关于媒介与传播的思想却从来不是传播学所独有，它分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中，沿着多重的思想脉络开枝散叶。传播学曾经无数次向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表达过敬意，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它对地理学还缺少足够的谦逊。

听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曾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对进步和发展的刻意强调，让时间变得异常重要，而空间则似乎无关紧要。传播作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工具，自然将空间视为阻力和障碍，充其量不过是背景和容器，由此造成主流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一度对空间和地方问题的麻木，对地理学相关研究的漠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传播学的“空间转向”相互激荡，原本相距遥远的两个学科渐行渐近。进入21世纪后，大众传播时代“地理终结”的幽灵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数字化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介技术带来空前的“位置敏感”，虚拟符号和实体空间丝丝入扣，创造着过往传播理论无法解释的新交往和新人类。在这样一个“地理媒介”时代，听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已不再是书斋里的思想游戏，而是重新对接传播理论与传播现实的钥匙。面对这一全新的挑战，每一位探索者的手上都应该首先备一份好用的地图。在众多与传播相关的地理学专著中，美国地理学家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虽然不是最新，也没有提出太多惊世骇俗的理论，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进入这一跨学科领域最好的知识地图。

理解这本书的价值首先要走出学科壁垒、以跨界的思维理解传播研究。与学科分治的假象相反，西方地理学家对媒介和传播研究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现代地理学的“古典时期”，洪堡、李特尔等地理学家不仅很早就关注电报等现代传播技术对地理空间的影响，而且他们提出的“自然统一性”原则成为后来社会有机论的重要基石，而社会有机论正是早期传播学产生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与地理两个学科本是同根生。地理学和传播学虽然被视作非相邻学科，但是它对今天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却具有所许多相邻学科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在普遍按照自然与文化、科学与人文划分的现代知识体系中，地理学一直是个另类，它从一开始就脚跨两界，以一种宗教般的执着将自然与文化、有机与无机、物质与非物质带到一处，尽管这种执着往往以分裂和摇摆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甚至让它陷入尴尬和困境。在理解媒介与地理的关系时，地理学内部也长期存在着物质主义与文化主义两条路径的张力和斗争，直到今天也未尘埃落定。但恰恰是这种张力让它得以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来回穿梭，在虚与实、主与客、远与近的中间地带把握媒介的变动不居，更加开放地拥抱人类传播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面性和吊诡性。这种打通虚实的整体观对于因过度强调信息、文本、话语和意义而陷入贫困的主流传播学和媒介研究来说，好比一剂强心针，对当前技术条件下新旧融合、虚实互嵌的传播样态更是具有独到的解释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人们谈论传播学的“物质性转向”“身体转向”“实践转向”等范式创新时，往往都绕不过地理学理论的原因。

在约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地理学对媒介与传播问题的兴趣虽然从未断线，但大多分散在交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非表征地理学和虚拟地理学等分支领域，每个领域有着不同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积淀，有些侧重传播和空间的物质性，有些则强调它们的社会文化属性，各种主张和路径相互砥砺、此消彼长，虽然讨论的都是传播问题，但各路理论之间缺乏对话平台，这也让地理学关于传播与媒介的思想成果很难进入其它学科的视野。保罗·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贡献就在于为这种离散的状态划上了句号。它用“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和“媒介中的地方”这四个象限，串联起曾经散落各处的关于媒介与传播的地理学思想，将它们组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对每个转角的风景他都能如数家珍。正是以这本书为起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开始成为地理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地理学的“传播转向”就此拉开帷幕。

如果你来自传播学的背景，你会对这个由地理学家搭建的知识体系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在这里，你会结识段义孚、薛伟德等一批杰出的地理学家，也会与拉扎斯费尔德、香农等传播学大师重逢一笑，你还会恍然大悟原来像大卫·哈维这样在传播学中如雷贯耳的人物其实也是地理学家，当然你还会听到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建筑学家的精彩辩论，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或传播学者，但却是媒介地理学这座殿堂的常客。渐渐地，你不再因为自己不是一名地理学家而退避三舍，也不会因为自己传播学的背景而拒绝倾听，而是欣然接受这个跨学科殿堂的邀请，开始自由地思考何为空间、何为地方、何为媒介、何为人，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在不相关的存在中找到关联。

本书的译者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教授，她不仅掌握了熟练的英语翻译能力，而且在媒介地理学这一边缘领域已经默默深耕多年。早在2006年，她就发表了有关传播学空间转向的学术论文。在攻读英国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她用两年时间深入武汉市两个城中村，通过对当地农村移民日常生活和媒介使用的细致观察，完成一部基于中国语境的媒介地理学英文专著。从2014年开始，她又在中国率先开设面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媒介地理学》课程，系统介绍国外媒介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并引导学生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传播实践进行勾连。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正是这门课上讲授的众多英文原著之一。翻译的工作不仅是语言的交换，更是思想的提炼。本书的译者序《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不是一篇单纯的译者导读，而是在亚当斯原著的基础之上对媒介地理学这一跨学科领域所做的另一次学术导航。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积淀，《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才能在国内众多的西方译著中脱颖而出，既准确传达了作者的理论精髓，又做到了语言翻译的通透流畅。亚当斯曾说，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真谛在于“相遇的形而上学”，也许《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中文版的面世正是这样的一次跨学科、跨文化的知识相遇。从它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以听到一位西方地理学家和一位中国传媒学者的隔空击掌。愿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星空中能有更多这样的相遇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