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瑜
要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湖北的“必答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引领方式，融合式党建强调从融合的理念、结构、平台和机制等维度多重嵌入和融合，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可行方案。
融合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
为了进一步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着力构建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湖北各街道乡镇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改革创新，在实践工作中逐步探索出“融合式党建”引领模式，强化了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融合式党建是以社会嵌入理论为学理支撑，在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工作理念和实践模式。基本内涵是用开放的视野、统筹的理念、柔性的方式，从共同需求和共同愿景入手，打破各类党组织地域、层级、隶属关系壁垒，通过一定形式把不同区域、领域、行业的党组织有机联结起来，最终形成“党政强、社会强”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融合式党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为保障，推进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和优化创新，将党建与治理融合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融合式党建的成效是否达成，既取决于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体、制度、机制等融入情况，也受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目标等影响，融合理念、融合结构、融合平台和融合机制共同构成了评价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成效的核心要素。其中，融合理念是评价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前提基础，关系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向，涉及主流价值与大众价值、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本土价值与外来价值之间的融合引领；融合结构是评价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核心关键，是党组织通过互联互嵌、结构重塑、组织再造等结构性耦合措施，形成的“一轴多元、耦合互动”治理共同体；融合平台是评价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渠道载体，主要涉及自治平台、共治平台和新技术平台三大类；融合机制是评价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效能的保障，基层党组织通过构建相关制度规定促进各要素之间的持续磨合和不断调适，从而推动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和定型。
融合式党建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
融合式党建既有利于提升基层党建质量，也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在融合式治理中推进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形成。其一，融合式党建将党的建设与深化改革相融合，通过简化行政流程、优化审批制度、整合投融平台、改革运行机制，突破基层治理发展束缚；其二，融合式党建将党的建设与全面创新相融合，通过培育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整合创新资源、提供创新服务，解决基层治理动力不足的问题；其三，融合式党建将党的建设与服务民生相融合，通过打造民生工程、完善民生配套、优化民生环境等措施，提升基层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形成“党建强、发展好”的良好态势。
首先，融合式党建通过在社会组织、商圈组织和社区组织等基层单位设置党组织、开展党建活动，实现了党建工作体系重构。其次，融合式党建通过运用党员包片联户方式，发挥了基层信息员、网格员、志愿者等的主体作用，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单元，与基层社会形成多元联结。第三，融合式党建围绕治理权力、治理资源和治理责任等核心要素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减少资源供给与居民需求的中间环节，降低行政运作过程的耗损，提高了基层治理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第四，融合式党建积极营造开放的治理环境条件，通过优化发展空间、增强资源支持、建立容错机制等举措，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优势，实现党建质量和治理水平的双提升。
全方位推进融合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牢固树立“党建融合”治理理念。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等方式，发挥党建的政治方向引领功能，与时俱进地推进基层党的领导方式变革。坚持以品牌创建、联席恳谈、团队塑造、文化治理等为抓手，将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文化治理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用实实在在的治理绩效凸显党建作用发挥。通过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好事等评选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神和灵魂。
积极打造“一核多强”治理模式。在巩固已经形成的片区统筹、园区统筹、村企统筹、商圈统筹、楼宇统筹、产业统筹等多种区域化党建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区域化党建联盟，将互不隶属、层级不同、领域多元的基层党组织统领起来，将各类组织和群体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党员代表吸纳进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党建联合体。通过制定街道乡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基层单位主体责任，防止向基层增加负担、转嫁责任，推动基层减负工作走深走实。通过开展“红色家园”“红色物业”“红色管家”等品牌活动，实施对各类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孵化、培训、引入和监管，为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创造条件。
着力形成“联动协同”治理合力。打造集事项统一处理、数据汇聚共享、业务协同流转于一体的基层治理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适应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的新变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公平、正义、法治、安全等的新要求和新向往。科学定位各级治理平台的作用及功能，街镇层级的党建联席会主要承担统筹领导和资源整合功能，社区委员会主要承担反映居民意见诉求的功能，业委会、居委会、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等自治平台主要承担激发社会活力、发挥自治作用、培养社会自主性功能。
完善构建“三治融合”治理体系。一方面，优化凸显党建引领的规章制度。通过优化党建述职述廉、“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党内监督问责等制度，发挥党建在社会治理中的统筹作用、骨干作用和表率作用。另一方面，推进共治机制与自治机制形成合力。通过建立“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共治机制，调动基层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社会治理合力；通过为居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赋权增能，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民众的自治诉求。最后，建构“常态机制”与“非常态措施”的有效衔接体系。及时将经过实践检验、切实可行的融合经验制度化形成常态机制，合理地运用内生于基层社会的非常态措施，将其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规范化体系之内，避免非常态措施对常态机制的抵牾。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