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沿着南疆铁路旅行，在即将到达喀什时，可以从车窗清晰地眺望远处大漠中矗立的莫尔佛塔遗迹，莫尔佛塔正是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约33公里处，距最近的村庄莫尔村直线距离约4公里，处于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洪积台地上，是一处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佛教寺院遗址，其西、南面为辽阔的恰克马克河冲积平原。
古代喀什是丝绸之路西出中亚、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古代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我国佛教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汉唐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和宗教管理，这里是重要的见证。
2001年，莫尔寺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喀什市莫尔寺遗址进行主动发掘，考古项目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截至2022年，项目发掘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对莫尔寺遗址形成了新的认识。该考古项目实证了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征，对新疆宗教演变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初步探明遗址的范围、布局和建筑形制
新疆佛教考古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兴起的西域探险活动。当时，瑞典、英、法、俄、德、日等国的一些“探险队”“考察队”纷纷来到我国新疆，在收集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交通等情报的同时，对埋藏于地下的古代文化遗存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石窟寺和地面佛寺遗址因出土精美壁画、塑像和文书等而成为他们搜寻和发掘的重点。莫尔寺遗址最初也是在这一时期被调查发现的。之后对莫尔寺遗址的调查是我国1990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2008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莫尔寺遗址的圆形佛塔、地面少量残存的僧房遗迹和方形塔进行了测绘，但遗址的范围、布局和建筑结构、性质等问题仍不很明确。
莫尔寺遗址所处的洪积台地长约300米，最宽处约17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西侧为近8米高的陡崖，陡崖下是一望无际的洪积平原，恰克马克河从南面不远处流过。台地顶部为砂砾的地面，相对平坦，被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分为南、北两半，其中南半部又被另一条小冲沟将最南端分隔为一个孤立的小台地。遗迹主要分布于台地的南半部和被小冲沟分隔出来的小台地上，其中清晰可见的有遗址中部的圆形莫尔佛塔和遗址最北端的方形佛塔。两塔之间，其他建筑已全部被毁，地表仅能见到数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
为了探寻莫尔寺遗址原来的模样，2019年起，考古人员对遗址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踏查，同时利用电阻法和探地雷达技术对遗址所在台地进行了二维和三维勘探，在两塔之间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截至2022年，4年来共发掘面积330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类型佛教建筑基址6处，以及方形塔的基台和塔基，出土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1万余件，初步探明了遗址的范围和总体布局以及各类建筑遗迹的形制结构和性质。
考古发掘表明，遗址上的寺院建筑沿台地西南侧陡崖边缘分布，自西北至东南依次布局方形塔、佛殿、僧舍和禅房等建筑群，圆形塔以及其南面小台地上推测为生活区房舍的建筑遗迹。所有建筑均以土坯砌筑，内外壁涂抹草拌泥，表面再涂白石灰面。
不同形制佛殿体现中原与新疆的佛教文化交流
莫尔寺遗址上的圆形塔即俗称的莫尔佛塔，现高约12米，耸立于台地西南侧约8米高的陡崖边缘，显得挺拔、壮观。该塔是一座以土坯砌筑的覆钵塔，由3层逐渐向上缩小的方形塔基、塔基上的圆盘、圆盘上的圆柱形塔身和最上部的覆钵形塔顶构成，塔顶上有内凹的方形小室。据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百年前的观察，塔的表面原来涂有白石灰面，现已痕迹全无。
方形塔位于遗址西北端，东南距圆形塔约60米，是一座四方形多层实心土坯塔。塔顶和四壁表面已全部毁坏，原来的形状和性质难以确定。从塔底坍塌堆积底部的厚层烧灰判断，此塔原应有某种木构设施，已被烧毁。
考古人员在两塔之间清理出由佛殿和僧房构成的大型建筑群，初步确定其中有佛殿3处，僧房两处，以及一些其他用途的房间。3处佛殿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室佛殿，共两处。这类佛殿是在室内砌四方形像台，像台和墙壁之间形成回廊，从而使整体结构呈“回”字形。
另一类是一座多室的大型佛殿。大佛殿位于方塔南面，西南紧靠僧房而建。大殿由中心主殿、两端配殿和配房以及门房构成，整体呈长方形，面朝东北，前面有庭院。此大殿是遗址中已发现最大的佛殿，仅中心主殿长就有近11米，宽近8米，殿内中部并立两根粗大的木柱，沿西南和西北两壁砌土台，殿内各处发现大量石膏佛像残块，也有很厚的烧灰层，显示是被烧毁的。主殿北侧邻接两个东西并排的配殿，其中靠西的配殿有门通主殿，中心砌像台，应为方形“回”字形佛殿。两个配殿内均出土大量佛像残块。南侧也有两个东西并列的房间，其中西侧的房间有3层地面，说明曾被反复修整和利用，房间内堆积大量碳灰，出土陶灯盏等遗物，可能为储物间。靠东的房间中心有一个圆形灶坑，有门通主殿和西侧储物间，可能是居住生活的房间。大殿正面中间开门，两侧各有一间门房，门前有步道通庭院。
目前的考古发现证实，这种由中心正殿和两侧配殿、配房等构成的长方形大佛殿，是新疆地区极少发现的佛殿类型，具有中原佛寺的特征，初步判断属于汉传佛教建筑。
房屋建筑群的东、西两侧各有1座单体多室建筑。两座建筑形制布局和朝向基本相同，均为平面长方形，坐西北朝东南，正门位于东南墙中央，门外有前院，建筑内6个房间呈左右对称布局，最里面的房间设置灶台或地窖，出土了日常生活类遗物，综合判断当为僧舍。建筑内出土陶纺轮、木篦、小铜钱、动物骨骼和谷物等遗物。
其中，西侧的僧房建筑位于方形塔南面，靠近台地西部边缘。其东北墙与东北面大佛殿的西南墙紧贴相靠，从二者之间的白石灰分界面可知僧房的修建应早于大佛殿，又从有门通大佛殿推断，二者应同时存在过一段时间。僧舍正门外也有疑似前院的设施，北、西、东3面有墙，东墙利用大佛殿的西墙，南部被洪水冲刷形成的大坑破坏，不能确定是否有墙，但正好利用了与之相邻的“回”字形佛殿的北墙。
寺院布局揭示其兴盛和衰败过程
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而以公元前1世纪传入被认为较为可信，但亦无确证。佛教最早传入新疆的地方一为于阗即今和田，一为疏勒即今喀什。莫尔寺当为疏勒最早修建的佛寺之一，始建年代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后半期。从佛塔这种形制于公元2-3世纪出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附近的喀拉特佩第2号窟墙上的涂鸭画中来看，莫尔寺遗址可能最先修建的是圆形塔。
塔里木盆地地区的“回”字形佛殿早到3-4世纪、晚到8-9世纪仍然沿用。莫尔寺遗址发现的“回”字形佛殿供奉的可能是佛像，说明已出现“像”崇拜。两个“回”字形佛殿中，靠东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东南，似乎与圆形佛塔保持着某种呼应，也是离圆形塔比较近的建筑。两座僧舍的平面布局十分独特，应该是疏勒本地的样式，不过其朝向也都面朝东南。唯有大佛殿远离圆形佛塔，面朝东北，平面布局具有中原佛殿的结构特征。结合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等综合分析，大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兴建而又很快废弃的。据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这处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所关联。
僧舍建筑出土的大量无字圆形方孔小铜钱，有可能是剪轮五铢或龟兹无文小铜钱之类。龟兹有仿照五铢铸造龟兹五铢和汉龟二体钱的传统，这种无文小铜钱可能受到剪轮五铢和东汉末期无字钱的影响，铸行年代当在南北朝时期，在新疆轮台、库车、拜城、新和、民丰、且末、若羌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根据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年结果，莫尔寺遗址各建筑中采集的标本年代早到3世纪中期，晚到9世纪末，个别标本年代更晚一些。
根据考古发掘，可以初步推断，莫尔寺最先修建的是圆形塔，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陆续修建僧舍和“回”字形佛殿，武则天时期又增修了大佛殿，如果该遗址为大云寺所在的推测准确的话。由于各建筑地面普遍分布烧灰层和上部建筑倒下而未烧完的建筑构件，推断可能是10世纪上半叶当地伊斯兰教兴起后被烧毁而废弃的。
遗址附近古代绿洲的社会景观逐渐展现
莫尔寺是古疏勒佛教文化的重要见证。古疏勒差不多就是今新疆喀什地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此交汇，西通南亚、中亚和西亚及更远的地区，连接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疏勒因而也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汉唐时期，疏勒佛教兴盛，盛行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名僧云集，讲经说法，造塔建寺。到唐代玄奘经过时，此地有大小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是当时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可以说，在公元10世纪前，佛教是喀什地区流行的主要宗教，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世纪上半叶，佛教遭到镇压，佛教建筑与艺术被毁坏。曾经林立的佛教寺塔自此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陆续发现，湮没史海千余年的新疆佛教文化遗存才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莫尔寺遗址所在台地的范围已经因长期侵蚀而大幅缩小，原来布局有建筑的地面有的已坍塌倾覆，相应建筑也被破坏。目前的发掘面积相当有限，因而要确切复原遗址的边界和全部建筑布局存在一定困难。但通过调查、勘探和发掘揭示出的一些信息可以初步确定，寺院建筑应该集中于两处台地的顶部，利用台地四周自然形成的陡崖作为寺院的边界，没有发现曾设院墙的迹象。寺院建筑区面积约2万平方米。
考古人员在台地以西约30米处，发现了一眼井，挖井时形成的堆土环绕在井口周围，井口呈长方形。井口周围仅发现残陶片，井内没有经过发掘，没有证据可以确定其年代。但鉴于其独立出现在离寺院建筑如此近的地方，应该有理由推断其属于寺院的供水设施。目前一般认为此井属于从莫尔寺遗址南约100余米通过的坎儿井系统，是其中的一口竖井。据相关资料，这里的坎儿井原来有3条，另两条没有找到。
坎儿井是一种主要由暗渠和竖井等构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如果这条坎儿井的年代推断正确，那么表明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遗址中除农田外，还发现过窑址，窑址附近散布大量陶片及釉陶片，范围约1.2万平方米。考古人员调查时，在农田中见到大量陶片分布，还采集到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钱币，表明其年代应该早到10世纪以前。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2公里、恰克玛克河对岸的罕诺依古城遗址，考古资料显示其是7世纪末至9世纪末之间在5世纪及其以前的聚落遗址之上营建的，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很早就是人类活动中心。
莫尔寺遗址经过4年考古发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佛寺建筑群，出土了包含石膏佛像、剪轮五铢和开元通宝等铜钱和其他石、陶、铜、木、纺织品等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基本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确定了寺院的总体布局和寺院建筑的类型和结构特点，寺院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废弃的原因，是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传播和佛教寺院变迁、佛教造像艺术演变和汉唐时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佛教传入新疆之后，在喀什地区很快形成一个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自新疆开始，佛教向中原广大地区再次传播，逐渐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形成交融互动的格局，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漫长发展历程。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同时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商品经济、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等方面对新疆地区的深远影响，是中原和西域往来交流以及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的新实证。新疆地区在佛教传入之后，又陆续经历了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多种宗教文化在新疆大地上都曾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有力见证。
(作者：肖小勇，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