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皮曙初
秦始皇焚书，《诗经》首当其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经》，是由西汉毛亨、毛苌传下来的《毛诗》，与史籍记载孔子所编纂的《诗》，文辞上是否有不同，编排上是否有变化，甚至篇目上是否一致，这是历来读诗者心中的疑惑，也是《诗经》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未解谜题。最近，湖北荆州一座战国楚墓里出土的一批竹简，经过初步整理释读，或许可以为我们揭开一些“秦火”之前的《诗经》面目。
古墓之中藏“国风”
长湖，江汉平原上著名的“四湖”之一，也是古云梦泽“缩编”后演化而成的一座长条状湖泊。明代诗人袁中道诗云：“陵谷千年变，川原未可分。长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坟。”长湖的西北角上，就是战国时期楚国故都纪南城遗址。今天，以纪南城遗址为中心，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楚国古墓，既有高等级贵族墓葬，也有中下层贵族和平民墓葬，分为八岭山、马山、纪山、雨台山、天星观等多个古墓群。
王家嘴是位于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洪圣村的一处墓地，西距纪南城东城垣约4公里，北接雨台山古墓群，南濒长湖。为配合基建项目，2019年至2021年，荆州博物馆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2021年6月，在编号为M798的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竹简。经过初步整理和释读，考古工作者发现其中一部分可以与今本《诗经·国风》相对读。
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竹木简牍长期是主要的文字记录载体。因此，简牍被认为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出土文物。一枚简牍，甚至是其中一个字，往往就可以启发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认知。王家嘴798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让我们可以窥见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诗”的面貌和《诗经》文本。
据荆州博物馆馆员蒋鲁敬介绍，王家嘴《诗经》竹简残断缺失较为严重，最长的约38厘米，最短的不足1厘米。通过拼接和编连，推测大约有300支，整简长约44厘米，宽约0.6厘米，竹简简面右侧自上而下有三个契口，部分竹简的契口还留有编绳残片，可见原本是编连成册的。
通过对竹简的释读和编连，初步判断王家嘴《诗经》可以确认的有150余篇，比今本《诗经》中的《国风》160篇少了几篇，绝大部分与今本《国风》可以相对读。比如2743号简的内容释为：“笲■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与今天《诗经》中《周南·汉广》基本一致。今本《周南·汉广》写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1561号简“雉鸣求起牡，济盈……”，与今本《邶风·匏有苦叶》可以对读，今作“济盈不濡轨，雉鸣求起牡。”诗句顺序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王家嘴楚简《诗经》中还有少量内容不见于今本《诗经》，可能属于“逸诗”。据蒋鲁敬介绍，现在可以看到篇名的“逸诗”有8首。
荆州博物馆王家嘴墓地考古发掘项目领队肖玉军介绍，798号墓是典型的小型东周楚墓，从墓中出土的器物判断，墓葬年代应为战国晚期，墓主人为“士”一级。墓葬等级虽然不高，但在墓内出土的竹简多达3200枚（不计小碎片），推断原简数量约为800支。内容除了《诗经》中的《国风》部分，还有类似《论语》记录孔子言的《孔子曰》，以及可能为乐谱的竹简。由于残断缺失严重，整理难度大，目前只是完成初步的释文和编连工作。
战国楚简是战国时期楚国用楚文字书写和流传的一类典籍，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和文献学价值。荆州一带出土战国楚简数量多，保存好，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蒋鲁敬说，王家嘴楚墓出土的楚简《诗经》，在内容、篇章、编排等方面，与今天熟悉的《诗经》有较大差异，为研究先秦时期《诗经》的本来面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先秦《诗经》知多少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时只称作“诗”，到汉代才成为“经”。春秋战国时期，《诗》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成为当时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不学《诗》，无以言。”给予《诗》非常高的评价，并将其作为教材，纳入自己的教学体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原本有三千多篇，孔子选取其中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篇章，整理成集，就是三百零五篇。“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不仅删诗，而且歌诗，使之成为传诵的经典。
秦始皇烧毁了包括《诗》《书》在内的先秦典籍，使其濒临几乎毁灭的浩劫，给后世留下无限的遗憾。所幸《诗》是可以吟唱的韵文，便于记忆和流传，因此在西汉初年得以比较完整地恢复。《汉书·艺文志》说：《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汉初《诗》定为“经”，《诗经》成为官方教材。当时《诗》分三家，有《鲁诗》《齐诗》《韩诗》，分别由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生、韩人韩婴所创，列于官学。而《毛诗》兴起稍晚，一般认为是“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却没有被立为官学，只在民间长期传授。各家之诗大体相同，解读则已出现明显分歧。
至东汉时期，《毛诗》取代了“三家诗”的地位，独立国学，尤其经大儒郑玄作笺，“宗毛为主”。“三家诗”式微，竟至先后轶亡。唐朝孔颖达奉诏编定《五经正义》，《毛诗正义》被官方认定为标准教材，从此毛诗一家独大。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竹简、木简和木牍，其中有100多片残简内容涉及《诗经》，包括《国风》残诗65首，还有《小雅》中4首诗的残句。学者研究认为，阜阳简《诗经》不同于“三家诗”，也不同于“毛诗”，证明了汉初有多家传诗的记载。
一些学者推测阜阳简《诗经》或是楚国流传下来的一种版本，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人们对于秦以前的《诗经》究竟是什么样，一直茫然无所知。直至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墓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有部分简文出现引诗或谈到《诗》。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重要战国楚简，其中《孔子诗论》记载了孔子对若干诗篇诗旨的理解。清华大学2008年也入藏一批战国楚简，有个别与《毛诗》近似的篇章。这些新发现的与“诗”相关的竹简，更接近“诗”的原貌，给人们带来对先秦《诗经》的新认识。
真正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秦火”之前的《诗经》文本，除了王家嘴楚简《诗经》，还有2015年在湖北荆州市荆州区郢城镇荆北村发现的夏家台战国楚简《诗》。夏家台106号楚墓出土400余枚竹简，年代在战国中期，其中有与今本《诗经·邶风》前十四篇可以相对读的内容，这是首次在楚墓中发现《诗经》的抄本。
无独有偶，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简。经过整理和研究，其内容涉及《诗经》、楚国历史、孔子语录等多个方面。安大简数量较多，保存也较好，共有1167个编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简文《诗经》。已经公布的资料显示，安大简《诗经》包含57篇《诗经·国风》的内容。经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取样进行分析检测，确认安徽大学所藏竹简材质为古代竹材，简文体现了战国时期楚地的文字风格，简的形制与战国楚简也较为一致。
荆州王家嘴798号墓楚简《诗经》，是继荆州夏家台《诗经》、安大简《诗经》之后，战国楚简《诗经》的又一重大发现。除了竹简，王家嘴798号墓还出土了铜鼎、铜壶、铜盘、铜匜等典型战国晚期楚墓器物，表明墓中竹简《诗》当为“秦火”之前的《诗经》文本。蒋鲁敬说，这是目前经科学考古出土存诗数量最多、文本结构最为完整的战国楚简《诗经》抄本，它们呈现了《诗经》的早期文本内容与物质形态，对《诗经》的研究乃至先秦文化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简上《诗经》”传新义
从原始社会到秦统一中国之前，一定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民间歌谣，但由于记录工具的缺乏，其中大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能够被记录传诵并被辑录为《诗经》的，或许只是九牛一毛。这些被记录的诗，又经过了一定的加工改造，其内容也可能几经流变，篇名、用语、章句顺序等方面或许有不同的表达。
无论王家嘴楚墓出土的楚简《诗经》，还是安大简、夏家台简《诗经》，乃至阜阳简《诗经》，在篇名和诗的分章等方面，与今天熟悉的《诗经》都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也有不同。
蒋鲁敬说，“国风”作为《诗经》的一部分，其原题名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称为“邦风”，在王家嘴简《诗》中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总篇题，也没有见于安大简《诗》中的《周南》《召南》《秦》等国名。而据公布的资料，安大简《诗》中的国名与今本《毛诗》也有所不同，比如安大简中有《侯风》6篇，在《毛诗》中都属于《魏风》，而安大简《魏风》10篇，有9篇在《毛诗》中属于《唐风》。
国名上有出入，篇名上也有不同。王家嘴简《诗》每篇都有篇名，而安大简《诗》各篇都没有写篇名。与今本《毛诗》篇名相比，王家嘴简本有的完全相同，有的则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有些简本篇名比今本简略，有的则比今本繁复，比如今本《邶风·二子乘舟》，王家嘴简本作《二子》；今本《郑风·出其东门》，王家嘴简本作《出其》。
《诗经》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是重章叠唱，即每章字句基本相同，只换少数词语，反复咏唱，以增强诗歌的音乐感和节奏感，强化歌者的情感变化。王家嘴楚简《诗经》每一诗篇的分章，除第一章不作提示，其余各章均有明确的分章标注。这些分章，有的与今本《毛诗》相同，有的则有不同，比如《郑风·出其东门》，今本篇后记为“《出其东门》二章，章六句”，在王家嘴简本中记为“六言，三章成篇”。
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王家嘴简本《诗》与今本《毛诗》在诗篇内的语句顺序、每一国风内各篇的编排顺序等方面也有一些差异。尤其是在一些用词上，王家嘴简、安大简与今本《毛诗》之间也互有异文。
蒋鲁敬说，每批新资料的出现都会给以往资料的研究带来新的契机，《诗经》简文的出现，为古文字的释读和《诗经》文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王家嘴楚简《诗经》的出土，提供了用字较古的战国楚简抄本，相比汉代的传本，可谓更接近《诗经》的本源，对于文字的训释、诗意主旨的阐释解读也更能反映《诗经》的原貌。
王家嘴简《诗》中还有少量内容不见于今本《诗经》，这些“逸诗”是原本就不在《诗》的篇目之内，还是后来被删掉或者被遗忘？这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究。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逸诗”是没有记录在《诗经》中的，比如《左传》中有些引诗并不见于“三百篇”。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中也有不少“逸诗”，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曾指出《孔子诗论》共有论诗六十篇，至少有八篇是逸诗，说明逸诗的数量的确不在少数。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看来也不是信口开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前所发现的先秦《诗经》文本都出自楚简之上，以楚文字书写。这一方面是由于楚地出土的先秦简牍相对较多、保存较为完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繁荣。蒋鲁敬说：“大量典籍类战国楚简的出土，为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生活在楚地的人们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提供了一扇窗户。透过这些出土的楚简，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楚人阅读的书籍。王家嘴出土的楚简除了有《诗经》，还有类似于《论语》的《孔子曰》，有可能是乐谱的‘乐’类文献。我们知道作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传统‘六经’中的‘乐’，早已失传，王家嘴楚简‘乐’文献的发现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重点参考蒋鲁敬、肖玉军《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诗经>概述》(《江汉考古》2023.2)，徐在国主编《安大简<诗经>研究》（中西书局2022.1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