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晨
《鹦鹉杀》的女主角周冬雨第一次见到导演麻赢心的时候，问了她一个问题，“你看我像是会在感情里被骗的那种人吗？”
麻赢心回答，“如果你很自信你不会，那你被骗的几率就提高了。”周冬雨回去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接下了这部很不一样的电影。
9月15日上映的电影《鹦鹉杀》，将镜头对准了近年来热议的社会新闻“杀猪盘”。作为青年女性导演，在故事创作过程中寻访大量真实案例之后，麻赢心还是选择将视点聚焦女性受害心理，摒弃外在奇观化的骗局展现，将受害者复仇与骗子之间的欺诈描绘出饱满的张力。
周冬雨在片中饰演的周冉是个杀猪盘的受害者，和很多被骗的女性一样，很长时间，她无法面对自己被骗这件事。但电影提供了某些“高于生活”的巧合，她有机会再次遇到那个骗她的人，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报复。
这是周冬雨和章宇继短片《隔爱》之后的再度合作，两个“演技派”演出两个在生活里演感情戏的人，很多时候观众也被带着，分不清人物到底是假戏真做，还是戏假情真。日常的吃饭逛街唱歌喝酒，人与人的情感暗流汹涌，爱恨情仇交织在一块，明知是骗局，也总时不时涌起不甘心的妄念。
今年夏天，几部关于诈骗的电影都火了，关于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感随着过往种种新闻话题，社会情绪不断发酵。比起骗子到底使了什么手段，这些受害女性到底是怎么“上头”的，导演麻赢心身为女性，更愿意去展现人面对欺骗，走出伤害的后半程。
麻赢心此前拍过两部短片，《椅中人》和《逝言》，两部作品都围绕着“欺骗后带来的伤害”这个话题。“当我们看过很多新闻或者纪录片，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为什么人会被骗？”她想建立一个更内化的模型，将关于情感诈骗中更不可捉摸的那一部分迷离的软弱和冲击，用电影的方式展现出来。
作为一部青年导演的处女作，《鹦鹉杀》在视听、调度和节奏的把控上都非常成熟，麻赢心说，“我是那种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电影的人。”
因为车祸，从三岁起，她再也离不开轮椅。“生活的半径没有那么大”是她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描述，但电影、阅读和写作，让她在有限的生活半径内延展出广袤的远方。这个世界上无数遥远和无须循规蹈矩和被限制、定义的生活经由电影呈现在她面前，并让她从小就树立了“人生就是不断从既定轨道偏离的冒险”的达观态度。
于是她把她的电动轮椅开得丝滑飞快，人生半径也跨越到了世界各地。她留学西班牙，读法律又转学电影。她喜欢写故事，攒下许多剧本，写的时候她没想过哪些可以拍出来。她也做媒体和策展的工作，采访全世界的电影大师，为中国和西班牙的电影交流搭建桥梁。
“我并不能具体说出‘成为导演’这件事是在哪一刻会发生的。但好像拍完了第一部长片，你才能真正认同自己是一个导演了。”
以下，是电影上映前，导演麻赢心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其间讲述关于谎言、伤害、女性电影和人生。
【对话】
让受害者和骗子在现实中见面
记者：你好像很长时间一直生活在国外，什么时候了解到“杀猪盘”的新闻，怎么看待这类社会事件，哪些部分激发了你的创作欲？
麻赢心：我虽然这些年生活在国外，但我也上网。大概是2018-2019年的时候，会比较频繁地看到“杀猪盘”的新闻，我其实一直对人怎么去面对谎言、欺骗以及由此带来的伤害，挺感兴趣的。而“杀猪盘”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和骗局，所以这个议题很自然就切中了我感性的部分。
我觉得人生当中，人是不断地在面对谎言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在各种关系里的，也不只是恋爱，谎言基本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不断地面对这些东西，它可以很日常。同时，当谎言被揭穿的时候，人会受到一个挺大的冲击的，会受伤，引发激烈的情绪，这种极端情境从创作上来讲是最可以探索人的内心的。
记者：作为女性导演，在看待这样的事件时，会代入哪些更“女性”的视角吗？
麻赢心：我第一个感受是，我看到新闻的相关评论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简单粗暴的嘲讽，比如说这些被骗的女性一定都很傻，人傻钱多，但我觉得它不符合我对人或者是对很多女性一贯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样，我很想去了解这些女性都是什么样子的人，以及被骗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因此也最终决定了我会用一个女性受害人作为故事的视角去切入社会事件。
记者：你也说自己对被骗的过程是怎么样感兴趣，但片中对于具体“杀猪”的展现，是用一组非常高效的蒙太奇，为什么这个过程被压缩得这么精炼呢？
麻赢心：因为那一个部分的展示或呈现，我觉得是无法深入的，它会停在一个比较表面的地方，且很容易奇观化的。观众仍然会像是只是看了一个新闻，或者一个纪录片，它产生的会是相对有间离感的感受。当我们看过很多新闻或者纪录片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为什么人会被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这个疑问，所以它对我来说，是需要建立一个结构，通过这个结构让人对欺骗的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
我花了蛮长的时间想这个事情，最后我确定了两件事，就是我要让受害者和骗子在现实中见面，然后我要重现一个骗跟被骗的过程，来呼应网上也好，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人跟人之间欺骗的关系。通过这个过程，我觉得人被骗或者人面对一个谎言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对我来说是更深入的探索。这个视角能跟角色更近一些，而不是一个旁观的视角。
记者：影片中设置了两组男女，张宥浩和李梦这一对，和章宇和周冬雨之间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照吗？
麻赢心：确实有对照关系，比如说李梦饰演的庞宁和冬雨饰演的周冉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庞宁是很直接的女性，遇到这个事情之后，她要直接找这个骗子，找到就翻过这一页继续往前走，真的找到骗子的时候，她会愤怒地直接冲过去说我要“弄死你”，等冷静下来，她会送他坐牢，一切都是很直接的反应。周冉我觉得更复杂一些，她不仅要骗子坐牢，她还要骗子体会被骗是什么感觉，不仅要战胜骗子，她也要战胜自己。
它有两重的博弈，一是对两类女性的处理，她们面对谎言和伤害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然后这两个骗子的角色也是不同的两个阶段。
宥浩饰演的许照，我们会看到他最初进入诈骗集团，去做“杀猪盘”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是非认知，也没有太多的情感体验，我觉得他是一个“被毁了”的人，他在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真心的时候，已经开始从事一个行当，然后当他自己在现实中真的遇到一个有好感的女性的时候，他使用的仍然是骗子的语言，他的真心爱意都被毁掉了。
章宇这个角色，他是有经验和判断的，他利用了这个东西，不断操纵别人的情感，他内在也是挺空空荡荡的，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他一直是一个活在伪装下的人。但是我也会想，这样的人，会不会在某一刻，也对真挚情感有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最后产生了某一种妄念。
除了战胜骗子，更重要的是战胜自己
记者：怎么理解《鹦鹉杀》这个片名？
麻赢心：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我觉得骗子在不断的教学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固定的台词，有很多的话术，是一种鹦鹉学舌的这么一个教学的过程。然后他们去跟被害人建立的一种假性、模仿性的恋爱关系，其实也是个模仿的行为。后来电影里的女性角色再以一种模仿的行为去“反杀”骗子，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当然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编的一个关于鹦鹉的笑话。
记者：关于“反杀”的这个动作，最后虽然两个男性都受到惩罚，但作为观众好像也并没有太多“爽感”。对于结尾的处理是怎么考虑的？
麻赢心：我没有往那个“爽”的方向去考虑过。我希望电影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女性复仇这件事。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女性，我作为女性的一员，我觉得她的复仇方式是独特的。很多很爽的复仇，我觉得无非是暴力的，但是暴力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更简单一些的东西，我觉得女性内心更复杂一些，应该采取一个真正能够让人看到她的内心复杂性的复仇方式。如果同意情感欺骗对人在情感上受到的伤害是巨大的，那么这种复仇的方式也是很有力的。
记者：电影里两个人的状态很焦灼，反复拉扯，甚至到最后，是不是都还留着一丝悬念。对于在欺骗中的这种“爱”，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麻赢心：对于周冉这个角色来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除了是战胜骗子，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战胜自己，怎么去战胜自己，那有一些情感上的波动，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最后她要跟自己这种波动去斗争，这也是一个过程，她肯定心情是复杂的，成功之后肯定不是一种说“大获全胜”。但我不会用“爱上”去形容他们的关系，也不觉得最后他们有可能走向另一个结局。
记者：好像今天很多女性会很警惕“恋爱脑”这件事，你怎么看待现在社会情绪里女性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件事？
麻赢心：首先“恋爱脑”这个词我是相对不认同的，我觉得它的含义模糊，同时里面包含了某种从受害者身上去找问题的倾向。我觉得我拍以女性为主的电影，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我是为了去理解女性，而不是为了给女性上一课。我不会说我要拍个电影用来警示女性，说女性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我觉得真实情感的投入，付出信任都是没有错的，本身这是一个人身上很珍贵的部分，错的永远是那些利用情感去谋取利益伤害别人的人。
我拍到了一个30岁女性蜕变的阶段
记者：作为观众，我的观影感受是看的时候会被带着陷在迷雾里，不知道两个人哪些部分是真，哪些部分是假，所以也好奇在拍摄的过程里，这部分的演绎是演员的发挥还是你们事先会明确地梳理角色内心的状态？
麻赢心：我会给每一场戏设立一个核心，当然也会帮演员梳理，让演员很清楚地知道这场戏，他们所处的状态。但是我认为拍摄的意义，或者说我对表演的理解是，演员不是为了要达到我的核心，而是他们在验证这个核心，或者说我通过他们的表演，来验证我的核心设立的是否准确。
所以现场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即兴的改动，比如我发现他们有的时候在那个场景里的状态超越了原本设定的一个程度，我不需要再去铺垫或者重复一些信息了，我可能在下一场戏，就会做相应的调整。比如三个人在家里喝酒的那一场，确实通过他们的表演，我觉得那场戏到了一个比我想象的他们的关系更深入、试探程度更深的状态，所以接到下一场厨房的时候，我们就换了一个处理方法。
我所理解的导演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观察当下在现场正在演员身上或者演员之间发生的事情，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记者：章宇之前就证明过他是“性感”的，但周冬雨过去在我们的印象里并不算是一个有“性张力”的演员，想听听选角的过程以及怎么调动演员的这一面？
麻赢心：在写剧本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把它拍摄出来，所以肯定是没有在脑海中预想某个演员的，而且我自己对选角的理解是，演员和角色要有契合的地方，但是也不要完全契合，这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完全契合其实没得演。如果有碰撞，它才有可能产生一个角色和演员生长在一起的过程，那个角色才会是生动的，电影才是有生命力的。
冬雨最初是我的制片人顿河推荐的。我开始是有点犹豫的，因为她之前的角色都是更少女一些的，我虽然知道她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我之前可能看到她的魅力是更“少女的魅力”。后来我有机会看了顿河和冬雨合作的《平原上的火焰》，我在那部戏里的后半程，我看到了她处理复杂情绪的能力，并且意识到冬雨开始成长，她是有一些少女之外的面貌出现了。我很幸运冬雨最终能够接了这个角色，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她愿意和我合作也是一次冒险。
同时也很幸运，刚好我拍到了一个30岁女性蜕变的阶段，她就是正好处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这个角色也给了她发挥的空间，去展示这个新阶段的魅力。
人生就是应该不断地从既定路线上“跑偏”的过程
记者：对于你本人的导演道路也很好奇，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成为一名导演的？电影在你的成长道路上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麻赢心：我没有一个“决定成为导演”的时刻，因为无法凭“决定”就成为导演。
对电影的兴趣，应该是这么说，我从小因为身体的原因，生活的范围不是那么的大，生活中能够找到的乐趣也不是那么多。所以电影在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只要在家里我就可以看。我应该是看了很多有的没的电影，并且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互联网的兴起，比较小的时候就看了很多很“重”的电影，也看了很多非常颠覆你想法和认知的电影。同时，我一直都很喜欢写剧本，写故事，它几乎是我生活里的一个兴趣，我没有把它当成以拍摄作为目标去完成的事情，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写了很多剧本，有一些半途而废了，有一些完成了，我就是想要一直地去写。
我第一次有想要拍点东西的想法是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一开始我去学习法律，当时需要大量语言，于是我有机会去上了一堂很便宜的表演课。那段经历让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写一个关于表演课的故事，写完了我又觉得也许我可以试着拍一下。然后就拍了我的第一个短片，是说在上表演课的一个学生，意识到自己所谓的男朋友其实要对自己不利，要开始去面对这件事情。
拍完以后我也仍然没有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导演，然后又过了几年可能又有机缘拍了第二部短片。直到现在拍完了第一部长片，好像你才能真正认同自己是一个导演，但我并不能具体说出“成为导演”这件事是在哪一刻会发生的。
记者：这些年你在西班牙有自己的工作室和相应的行业资源，也做策展，但创作的时候还是选择回到华语电影的土壤，为什么这样选择？
麻赢心：我并没有“选择”以《鹦鹉杀》作为我的第一部长片，而是我写了这个剧本，刚好这个阶段我有机会能够拍这个电影。回到创作的问题上，其实不管人在哪，都是在面对你自己困惑的问题，我觉得我写的每一个剧本都是在帮助我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我生活在哪儿的关系没有特别大，包括更大的社会环境关系也不是那么大，因为就像我前面生活的范围一直都是很小的。
记者：“生活范围小”这件事在你的成长过程和职业选择阶段困扰过你吗？因为做导演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你有感受到一些限制和不便吗？
麻赢心：我觉得我虽然自己生活的世界比较小，但是可能电影也好，包括阅读，包括其他的能接触到外界的一些媒介，这些东西确实给了我很多力量，让我好像从很小就形成一种认知——人生其实就是冒险，人生就是应该不断地从你既定的路线上“跑偏”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人，身边的人给我的目光，都是告诉我，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很少接收到那种信息，说你因为你的行动不便，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论一些有障碍的人的时候，应该更开阔地去看待他们，需要整个的外部环境给予这样更开放的空间，用更平等的目光去看待他们的人生和可能性。
记者：刚刚你说到一个是自己的生活半径，另一个是创作所面对的内心困惑。《鹦鹉杀》也有一半的成分，可以看作是一个爱情电影，爱情在你自己成长经验里面对的困惑和态度是怎样的？
麻赢心：我自己不会把它视作一部爱情电影，而是一部和人的情感有关的电影。我当然跟所有人一样，对感情也有正常的期许，同时我觉得感情在什么时候可能都是一种冒险。你总是要决定你要不要进行那一次的冒险，或者说切合我们这部电影来说，可能有时候你也会想是不是要“赌一次”。可能杀猪盘是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但日常中的感情经验，也会面临自我信任还是怀疑，要不要开始，要不要继续，总是在面临这样的抉择。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