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事焉”，系孟子在《公孙丑上》中回答“何谓浩然之气”时提出的观点。其中的“必有事”，是“言养气当必以集义为事”（《朱子语类》），即以集义之“事”存养和生发“浩然之气”，然后“塞于天地之间”，达至“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实现“尽心知性知天”。由此，孟子确立了“必有事焉”的工夫取向，赋予了“事”以深刻的伦理内涵。
孟子的以上观点，被自许直承先秦孔孟思想的宋明理学所赓续和发挥。张载说：“《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谓下头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长也。浩然之气本来是集义所生，故下头却说义。气须是集义以生，义不集如何得生？”（《张载集》）其中的“必有事”乃指集义之“事”的涵养过程，目的是生发“浩然之气”，以实现“性”与“天道”的沟通。张载坚决拒斥意、必、固、我，因为“四者有一焉，则与天地为不相似”，如果“四者尽去，则直养而无害矣”（《张载集》）。程颢认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养气之道当如此”（《二程集》），这里的“养气之道”，主要是指以本心自由地对待外物、处理事务，而不妄用主观、人为加以矫正和助长。这样的“集义”工夫，亦即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道德践履，与“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有异曲同工之妙。程颐则将“必有事焉”与主“敬”工夫相联系，认为“‘必有事焉’，须把敬来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简，最是易，又省工夫”（《二程集》）。二程的以上观点，侧重于“必有事焉”的工夫之维。朱熹认为孟子的“必有事焉”是“言养气当用工夫，而所谓工夫，则集义是也”（《朱子语类》），而“集义”又指“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朱子语类》），亦即“集”为聚集、累积，与之相关的处事之道即为“义”。依此累积、如此扩充，是为“集义”。若事事合乎“义”，即能生发“浩然之气”。随后的“勿忘、勿助长”体现为内在的涵泳、涵养之义，即不可增添过多的私欲或人为。由此看出，程朱对“必有事焉”的诠释，以及对“事”的运用，皆与本性论的讨论密切相关，并与个体修养切实联系起来，往往以一种践履工夫的形式而出现。陆九渊将“必有事焉”中的“事”界定为内心的念虑，而“正”则为矫正。他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长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两正字同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则辞不亏，‘勿忘’字上无‘心’字，则辞不赘。此但工于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义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义同。”（《陆九渊集》）对此，他还作了进一步阐释：“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陆九渊集》）联系上下文看，陆九渊认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上一句，“勿忘，勿助长也”是下一句，下一句在内容上是对上一句的阐释，亦即按照“勿忘勿助长”去修养、践履，舍弃旧习，此“心”不待矫正，即能复其本性，即“积善”“积义”。如果强行矫正，就违背了“本心”的自然本性，即“硬把促”。相应地，“必有事焉”中的“事”是指内心的念虑，而“勿忘，勿助长也”则是指弃去旧习，务求复其本性。“心”与“事”在这里得到了通融，“必有事焉”变成了“事上见心”的践履工夫。王阳明延续了陆九渊的理路，将“义”进一步阐发为“良知”，认为“必有事焉”就是“集义”，而“集义”又是“致良知”，即“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在体用关系上，“良知”是“必有事焉”之体，而“必有事焉”则是“良知”之用。这就意味着“必有事焉”工夫的展开，要以“良知”作为头脑，而“致良知”的工夫，则以“事”作为依托。“事”是构成实实在在“致良知”的“实”元素。从时间之维看，他认为：“‘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王阳明全集》）
以上关涉“必有事焉”的论述，无论是张载、二程和朱熹的“集义”，还是陆九渊、王阳明的“积善”“致良知”，皆从不同角度对孟子“必有事焉”义理的深层次展开，同时也是“必有事焉”贯穿宋明理学演进的反映。那么，作为宋明理学各时期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为何要论及“必有事焉”？对其中之“事”作出了怎样的阐释？从实质上看，“必有事焉”中论及的“事”，在宋明理学中每与“集义”“积善”“致良知”相联系，呈现为亦本体亦功夫的双重面相。以广泛哲学视域看，“事”具有更深沉的哲学意蕴。按韩非子“事者，为也”的理解（《韩非子·喻老》），“事”应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相关，一般表现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如上文论及的“必有事焉”之“事”，亦即人在日用常行中的“集义”“积善”“致良知”之“事”，是宋明儒肯定现实世界的日用常行之“事”，是构建社会生活秩序的道德践履之“事”。这意味着：人总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的“活动”过程和劳动成果，以实现自身存在与发展，并获得区别于动物的内在品格。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与发展皆以“事”为基源。同时，“事”也因人而成：正是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中，创造和运用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事”，构建起美轮美奂的人化世界，并依此获得区别于“物”的多重规定。由此出发，人的存在与发展与人化世界的建构，因“事”而得到彼此的互认和促进，人与世界的关系，亦因“事”得到彼此沟通和互融，正如杨国荣说：“‘事’既关乎现实世界的生成，又与人自身的存在相涉。”（《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简言人与“事”的内在关系：人因“事”而在，“事”因人而成。
总而言之，一向以“性与天道”的方式展开哲学沉思的宋明理学，相应地存在“化物为事”的理论视域和“主德”“重事”的思想旨趣。在此背景下，宋明儒必然通过“事”来认识和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彰显其哲学思想的多维性和深刻性。这也就不难理解，孟子提出的“必有事焉”，贯穿了整个宋明理学发展的始终。与之相应的“事”，在不同人物不同作品那里呈现出亦本体亦工夫的义理面相，与“性”“理”“物”“道”“敬”“心”“知”“行”“良知”等一道，俨然构成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图谱。而宋明理学中的天人之辨、道器之辨、知行关系、理事关系等基本论题，在以“事”为视域下也可探寻其更为精妙的义理蕴涵，抉发其更为独特的思想面相。
（作者：黄 河，系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暨贵州大学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