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经历过山东农村生活的人，心中或许都存有一份关于赶集的鲜活记忆。
我也不例外。1988年，我出生在青岛西部的一个村庄，在物质生活并不丰裕的童年时期，农村大集承载并满足了我对生活的许多期待。
最近，借着回老家的机会，我又去赶了一次大集，勾起了过往的回忆，也感受到了大集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一
年少时，总盼着赶集。每到这天，天还未亮透，便会被爷爷唤起。听到要去赶集，睡眼惺忪很快被兴奋所代替。沿着乡间小路迈向大集，空气中都弥漫着欢乐的气息。
离大集越近，鼎沸的人声越清晰。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耳畔满是嘈杂的叫卖声。即便是最喜欢清静的人，恐怕也很难排斥这充满烟火气的热闹喧嚣。
相比城市的商超，农村大集的布局杂乱，但却充满一种原始生命力。农副产品散发着泥土的芬芳，翠绿的黄瓜带着清晨的露珠，锃亮的西红柿透着红艳的光泽。卖菜的老农们形态不一，憨厚的笑容，夸张的表情，扯着嗓子叫卖之余与摊前顾客讨价还价。
对山东农民来说，赶大集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生活。无论是生活需要的米面粮油、鱼肉果蔬，还是生产需要的农具、种子，农民们都习惯在大集上认真挑选、采购。因此，赶集的成果事关生活和生产的质量，马虎不得！
在山东，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大集的乡镇，而且大多数乡镇都有好几个大集。一个乡镇大集的时间，影响着当地农民的“时间表”，人们甚至会按此安排生产生活。大集一般以五天为一个周期，一个大集的开集日期往往为农历逢一逢六，或逢二逢七，抑或是逢三逢八、逢四逢九，根据集市的规模又可以分为大集和小集。
每到开集日，邻里乡亲三五成群，结伴赶集，一路欢歌笑语。空身而去，抖掉干农活的疲惫；满载而归，充满对未来的期待。
二
泊里大集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西南一隅，农历逢四逢九开集。在这里，赶集人的休闲心态集中体现在“吃”上。
很多人来到泊里大集，并不急于采购，而是先找个小吃摊坐下。酒足饭饱之后，再去各个摊位搜寻自己想买的商品。
海鲜，无疑是食客们在泊里大集的最爱。中国约有1.8万公里海岸线，数量庞大的食材贮藏其中。泊里镇南望黄海，北靠藏马山，依山傍海，渔获颇丰，附近海域的对虾、牡蛎、螃蟹、海螺、章鱼等海鲜品质上乘。
泊里大集如同一条纽带，把食客们与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紧密联系在一起。每逢大集日，渔民们就会带着刚刚捕捞的新鲜海货来到大集。带着大海味道的鱼市，比其他区域更加拥挤、嘈杂，也更加生机盎然、恣意张扬。
千百年来，大海慷慨地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青岛人吃海鲜，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在回应与大海之间深入骨髓的情感联系。
不知从何时起，泊里大集有了一道鲜美的小吃——海鲜烩饼。食客们先去鱼市，根据自己的喜好买齐各种海鲜，带到小吃摊上交给摊主，付上15元到20元的加工费，就能吃到一碗热乎乎的海鲜烩饼。
聊起海鲜烩饼的做法，36岁的程焕娟脱口而出：“用新鲜的五花肉打底，葱姜爆香，煸出猪油香味后倒入水，然后依次加入各种海鲜，最后再加入烩饼，用胡椒提味后起锅。虽然是‘烩’，但不能把所有海鲜同时倒进锅里，要根据海鲜易熟程度，排个先后顺序。比如，蛤蜊相对易熟，可以晚点入锅，八带鱼比较难熟，要早一些。”
23岁那年，程焕娟从父亲手里接过班，和丈夫开始在泊里大集做海鲜烩饼。每到大集的日子，她凌晨3点就支起摊，做各种准备。天蒙蒙亮，食客们陆续到来，程焕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生活不会辜负人们的勤劳。她做的海鲜烩饼名声越来越响，不少人特意从外地赶来，只为吃这一口美味。
“客人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要做近2000份海鲜烩饼，毛利1万多元，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算起账来，程焕娟的声音爽朗，一天的疲惫也无法掩盖脸上的笑容。
在农村商品供给有限的年代，赶集人要想买到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东西，时机很重要。一个“赶”字，准确体现了赶集人的心态。
正如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中写的那样：“中国人并不介意徒步走上三里或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市场。”农民在开集日天不亮就出门，走上小半天到大集，再平常不过了。
如今，交通越发便利，物资供应来源逐渐多元，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赶”的必要性也不复存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赶集人多了一份休闲的心态。
三
山东大集以历史悠久著称。泊里镇祥和、泊里管区主任周衍默道出泊里大集的历史：“泊里大集最早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毁于战乱。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重新‘活’了起来。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农村商业逐渐繁荣，泊里大集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过多次搬迁，从过去的沿路而市，变成今天拥有160亩专属区域的大集。”
展现古老传统文化的本地手工艺品，是泊里大集历史的见证者。其中，以泊里红席最为知名。
关于红席起源时间有多种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传承。泊里镇编席从业人员众多，泊里大集则是著名的红席集散中心。
青岛农村的席子消费颇有刚性。每到过年，给家里的炕上铺上新席子，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当地有句谚语：炕上没有席，脸上没有皮。
精美的工艺，让泊里红席在当地极受欢迎。红席是用高粱秸劈成篾子交叉编织而成的，其有各种不同花纹的图案，光滑柔软，美观轻便。从种高粱到完成编织，总共20多道工序都要手工完成。
如此繁琐的工序，杨占霞却“闭着眼都知道怎么干”。从小耳濡目染，她跟着父母编红席；结婚后，她又跟丈夫和公婆一起编红席。
杨占霞说，泊里红席和泊里大集养育了她和许多邻里乡亲，“过去在我们村，几乎家家都编红席，带到泊里大集上去卖。特别是到年集，卖席的摊位一眼望不到头，买席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靠着在大集上卖红席，乡亲们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关”。
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村民住进了楼房，家家户户做红席的景象也不复存在。杨占霞的红席销售也从大集转到了线上，从自己编了卖变成客户定制款式。
泊里大集与红席没有失去联系。为了让红席等传统文化传承赓续、发扬光大，当地政府在大集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演示编织红席等工艺。不少游客到此驻足观赏，拍下视频，发到网上。
四
熟悉泊里大集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大集正在向前跑。
2018年，青岛地铁13号线开到泊里。从此，来这里赶集的人不再局限于十里八乡的乡亲，多了许多几十里乃至上百里之外的城里人。如今，每逢开集日，地铁上满满当当都是赶集人，他们带着对大集的好奇与向往，踏上了这趟充满烟火气的旅程。
短视频的兴起，让泊里大集的知名度扩散到全国。看着无处不在的镜头，摊主们从最开始的无所适从，到如今的侃侃而谈，甚至自己注册账号开启了直播。他们热情地回应着手机里的提问，介绍着大集上的美食和手工艺品，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和热度。
巨大的客流和不断提升的知名度，让泊里大集越来越热闹。如今，大集摊位数已经达到3000多个，年交易额达到8亿元。
飙升的数字，考验着当地政府的管理智慧和能力。管理者们在思考，如何把握住人流和网络热度带来的发展机遇，让3000个和8亿元的数字变得更大；也在思考，如何在保留大集传统味道的同时，让赶集人在这里逛得方便、吃得安心。
于是，大集上垃圾桶的清理频次越来越高，周边道路越来越通畅，排水设施越来越完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而有序、杂而不乱。远道而来的游客，还可以到大集东侧的暖心小屋休息、充电，寻求路线指引。
每到开集日，泊里镇党建办公室副主任陈曦都格外忙碌，他要把此前确定好的活动项目在大集上落地：与大学合作进行移风易俗宣讲，与医院合作给老百姓进行义诊，与企业合作开展食品安全科普，联合镇司法所开展普法宣传……
在陈曦看来，把安全、便利和法律知识带进穿梭的人流，带给尽可能多的赶集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大集的客流量越来越大，对我们是压力，更是机遇。把这些工作做好，泊里大集就会越来越好，当地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走出大集，转身回望，喧嚣声依旧。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回忆与憧憬在这里碰撞。大集独特的生命力，影响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作者：袁 勇 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