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发忠
笔者手中有两通郭沫若先生遗札的复制件，是李瑾（瑜甫）师1983年亲手赠与我的。
李瑾（1930—2003），字瑜甫，号韦堂，四川自贡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1956年考入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副博士研究生，师从容庚、商承祚教授研治甲骨学、金文及青铜器断代。瑜甫师一生勤勉治学，成果丰硕，除作为编委兼收字组组长参编《汉语大字典》（8卷本，收列汉字5.6万个）外，还出版专著《殷周考古论著》（38万字），并发表学术论文48篇，尚有未刊书稿《殷商方国地理志》（40万字）。
1960年瑜甫师因人事档案及其他原因而影响分配，遂留古文字研究室。1962年经郭沫若函介，分配至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工作。1970年，因学校撤并加入华中师范学院。八十年代初期担任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笔者有幸成为其开门弟子。
当时我去瑜甫师家请学时，瑜甫师经常谈到郭老的学问及其与导师容庚和自己的交往轶事，言谈间不时流露出对郭老敬佩、感恩之情，还出示两封郭老的亲笔信和郭老签名赠书《读随园诗话札记》，并详述其来历。瑜甫师见我爱不释手，遂赠送给我两封信的复制件。
这是两封与瑜甫师相关的私信，我如获至宝，时常拿出来观赏。后来去海南又北京，跨时近四十年，一直珍藏在身边。
我查阅了《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这两封书信并未收入。我不知道这两封信的原件是否存世，但无论从学术角度、文献角度还是书法角度，均应将之公诸于世，嘉惠学林，同时也补《郭沫若书信集》之缺失。
第一封信内容如下：
李瑾同志
您的《悬棺葬习疏略》一文，已由人日
转来我处，匡补了我的不逮，谢谢您。《札记》
将出单行本，拟作为附件，谅同意。
敬礼！郭沫若 七、三
经查，郭沫若所著《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9月），其附录确有《悬棺葬式疏略》一文。该书《后记》提到：“关于广西全州的石棺和福建武夷山的虹桥板（第四十五则），我因未曾目验，不知为何物。有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生李瑾，寄了一篇《悬棺葬式疏略》来，以为都是少数民族的悬棺葬或风葬。这种习俗在国内分布很广，《楚辞·招魂》中也有所咏述。国外则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琉球群岛等地都有。其俗先将死尸盛于船棺、悬于高山绝壁，听其风化。然后将遗骨纳入罐内，置于岩穴中，穴外有栏杆或窗帘围护，名曰‘鬼堂’。所说殆得其实际。”
郭老在书中点名“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生李瑾”，并肯定“所说殆得其实际”，对瑜甫师而言是无尚的荣光和莫大的鼓励。
由此可见，郭老此信应写于1962年7月3日。用了尊称“您”，还称赞其“匡补了我的不逮”，并拟将所寄文章作为附件出版，这对一个在校研究生来说是多么高的待遇和评价！这无疑是瑜甫师的高光时刻，也预示其学术研究有了高的起点。
瑜甫师收到郭老第一封信后，迅即回信以致谢意，并表示同意拙文作为附件。1962年9月《读随园诗话札记》在作家出版社出版，10月瑜甫师即收到郭老寄赠的样书，郭老在样书（现存河南大学涂白奎教授处）扉页用毛笔写有“李瑾同志，郭沫若，一九六二、十、八” 。
瑜甫师随即给郭老写信，除表示感谢外，还详细介绍自己的学习研究情况、毕业分配遇到的问题以及远在武汉的未婚妻的现况，并恳请郭老帮忙介绍到武汉工作。
郭老接信后同情其处境，欣赏其才华，决定施以援手，很快写了下面这通介绍函。
第二封信内容为：
钱远铎同志：久未晤面，近来好否？兹有李瑾同志来信，索为函介。李同志，据我所知，确能认真研究，学有所得。如能予以一定的工作岗位，我相信他是能够努力称职的。关于李同志的经历，中山大学谅能详为介绍。谨此奉达，顺致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二、十二、十七
收信人钱远铎，是中共早期革命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红色教授”钱亦石之长子，“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之大舅哥。抗战时期钱老曾在郭老任厅长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钱老曾任湖北省文教厅督学、湖北省参事室秘书主任、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时任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
信中郭老所言“李同志，据我所知，确能认真研究，学有所得”，对瑜甫师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钱老接到郭老这封信后，旋即向湖北省教育厅推荐，省教育厅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接受，但因不是湖北毕业生必须征得广东省高教局同意，否则无法解决户口问题，后中大出面与广东高教局做工作，瑜甫师才于1963年以应届毕业生身份顺利分配到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员。
作为郭老的四川同乡，瑜甫师说“私淑郭鼎堂先生有年”，其介绍人就是其导师容庚先生。容老与郭老结交几十年，情谊甚笃，从1929年到1962年，郭老写给容老的私信达60封。容老时常教诲容门弟子，要多读郭老的书，从中领悟治学之道，学习他“抓题目”的本领。1959年夏，容老带领助手和研究生北上考察，郭老在家中接见，瑜甫师遂与郭老结识。1978年6月郭老逝世，容老在《怀念郭沫若同志》中提到：“一九五九年我带着助手、研究生到北京参观学习，郭沫若同志得悉后，立即拨冗接见，除和我讨论有关问题外，还亲切地询问我的助手及研究生们的学习情况，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后来容老命曾宪通先生编注并出版《郭沫若书简—致容庚》一书。
瑜甫师对郭老、容老的敬仰之情时常流露笔端。“在我国殷周青铜器研究中，以郭沫若和容希白先生的成就最大，本表无论在材料出处方面还是持论方面，多取自郭、容二先生著作，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表示感谢”（《楚国铜器著录表稿》）。1982年瑜甫师发表著名论文《汉语殷周语法问题检讨》有个附记：“作者忝列本师容希白教授门墙，从治殷周古文字，又私淑郭鼎堂先生有年；对于王力先生殷周语法问题颇有异见。本文作于1963年，尝寄呈鼎堂先生寓目，斧削手泽，墨渖犹新，而先生忽忽已归道山。今复董理此文，把笔临纸，不胜唏嘘之至！”
1986年瑜甫师又确定笔者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为郭老的《殷契粹编》。在瑜甫师及黄建中师的悉心指导下，笔者于1988年写成《郭沫若〈殷契粹编〉读校》一文，经胡厚宣先生评审、张舜徽主持答辩，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该文后刊发于《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
由此看来，与郭老的情份真可谓：一门三代缘，延绵一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