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然而熟悉党史的人可能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涉及一次关键的历史性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而这一事件又关系到两个关键的日子——七月一日和七月二十三日。那么，中共一大究竟是何时召开？党又为何会选择七月一日作为纪念的节日呢？这不得不从建党之初的艰苦历程谈起。
中共一大：险象环生的秘密会议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中华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组织上也还不甚成熟，但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理想与使命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其为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正式成立全国范围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渐渐成熟。
然而，旧中国的军阀与买办势力对于这一新生的力量敌视有加。北洋政府自五四运动后对学生和工人进步运动的镇压，使得当时进步刊物的旗手《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转移到了工商业发达、工人队伍稳固团结且有租界特殊环境掩护的上海。在进步思想传播的基础上，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由陈独秀于1920年8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当年12月，陈独秀继续南下广州拓展革命影响，由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上海方面的书记职务。他们利用上海的经济与交通优势，积极推动各地同类组织的联络，实际上起着全国交流合作发起方的作用。1921年 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联系下，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多次商议，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由于时间仓促，旅法代表来不及回国与会，最终由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日本留学生小组的13名成员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与会，在上海举行了这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大会。
然而这一光耀后世的盛典，当时却是无人知晓的存在。为了保障与会代表人身安全，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不被破坏，会前进行了许多部署，以掩盖会议的政治性质：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接到上海小组邀请函，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来到上海，然后统一安排在临时租借的上海法租界私立博文女校内居住。而进行会议的会场，便是与宿舍仅一墙之隔的上海代表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宅邸，以便随时撤离。代表们的议程也是昼伏夜出，时断时续，尽量避免长时间不间断地集中讨论。
即便如此，会议中仍然出现了意外。法租界当局接获情报，称有共产国际代表入境，责成巡捕房华探大亨黄金荣进行调查，而黄金荣则派了手下的刑事科政治组探长程子卿来做“包打听”跟踪打探。程子卿遂在晚上一次会议时突然闯入李宅，搜索马林与尼克尔斯基两名“洋人”的行踪。这引发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警惕，从而连夜转移会场至另一位上海代表李达住宅，躲过了之后法国巡捕的搜查。代表们最终在祖籍浙江嘉兴的李达夫人王会晤建议下，于翌日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完成议程，顺利结束了会议。这惊心动魄的命运转折之夜，也成了与会代表们深深铭刻在记忆中的共同印象。
日期之谜的初步解决？七月一日纪念的提出
可惜的是，会议的机密性使得有关会议具体日期的记录逐渐模糊。会议时，出于保密考虑，加之因意外仓促转移，有关一大会议的第一手纸质记录本就不甚丰富。加之创立我党档案制度，保存有最初会议文件的李达于1923年因不满陈独秀、张国焘家长制领导作风愤而脱党，更使得早年探究党的建立时间愈加困难，只能依靠与会代表的记忆共同勾勒。
然而与会代表的人数规模与牺牲奋斗、大浪淘沙的不同经历，又使得沟通还原这一历史记忆也成了艰难之举。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为了缅怀建党的艰苦奋斗历程，鼓舞振奋军民抗战的士气热忱，中共中央决定就党的诞生举行纪念活动。这就需要尽快确定一大召开建党的准确日期。然而此时参会的13位代表中，王尽美英年早逝，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之下，包惠僧、刘仁静脱党，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叛党，陈潭秋长期在共产国际和新疆工作（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经毛泽东、董必武回忆，认定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但具体开幕日期因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无法查证明确，因此最终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根据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的论断，明确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以此为核心开展纪念活动。
谜底浮现：七月二十三日的发现
今天，按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的说法：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晚开幕，24日开一天会，25、26日休会,27日、28日、29日、30日继续开会。30日晚正开会时，突然闯进一名中年男子又匆匆离去，会议中止。31日，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开了最后一天会。7月23日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在党史上又当如何看待这两个不同日期之间的关系？这就要从后世对一大开幕时间的历史研究探索说起。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参与大会并经历了法巡捕突袭的陈公博于1923年因投靠反动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中共党籍，他于同年2月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在翌年撰写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其中记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举行”，由于此文在一大举行两年半后写成，成了就记忆间隔时间而言较可信的一种说法。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李俊臣指出，《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8月）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实际上正是对赴沪参加一大会议的描写，这也符合陈公博携妻参会的事实。根据此文，陈公博离开广州日期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并在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由此可推知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其后。在时间段确定的基础上，一大会议过程中的另一焦点事件，即法租界暗探骚扰与搜查的那一日，成了反向推定具体日期的另一论据。而根据各参会代表的回忆，普遍认定一大共进行九日，并在倒数第二天发生了暗探突访事件。作为搜查事件的亲历者，陈公博在此事后惊魂未定，并未按照安排转移至李达处另行讨论，而是径直回到所住旅馆与自己妻子会面。因此，之后陈公博回忆称，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杀人案引起的骚动使得留在旅馆的陈公博夫妇如惊弓之鸟，匆匆返回了广州，未再参与之后在嘉兴南湖的议程。这样一来，学者们很快根据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从而确定了7月31日凌晨这一案发时间点，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这就使两方面的时间推断得以统一，形成了一个合理的证据链。
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专门就此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考虑到全党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诞生日，因此中央决定具体纪念活动日期不予变更，只在党史中进行修改明确。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两个生日”背后的奋斗史
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每年的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但也在党史之中明确肯定了7月23日这一研究成果。不过，这两个“生日”背后，与其说是矛盾，不如说是我党我国对于往昔初心的不断探索。建党时代峥嵘岁月下的严酷历史限制，抗战时期保家卫国鼓舞人民的迫切历史需要，建国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严谨历史探索，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自身，适应历史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是作为精神传统为全党全国所共同庆祝怀念的7月1日，还是作为历史传承在一大会址所铭刻的7月23日，都已经超脱出了日历上的简单一页，化为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走向自立自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记忆与共有精神。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时，曾三度造访一大会址；十九大后，他在参观一大会址时评价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这段考证建党日期的历程，无疑也正是贯穿历史，追溯这一精神家园过往的初心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