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记者陈倩通讯员夏澎方超 摄影：通讯员何勇
人物介绍
马旭，85岁，出生于黑龙江木兰县，1962年成功登机跳伞，成为我国第一位女空降兵。作为第一代空降兵，马旭总计跳伞140多次，创下三项中国之最：第一个跳伞女兵、跳伞次数最多女兵、实施空降年龄最大女兵。她研制的充气护踝、单兵高原供氧背心等空降兵装备，先后获国家专利。
对话背景
2018年9月，马旭向家乡木兰县捐出第一笔捐款300万元，她将总计捐出1000万元，这是她和丈夫的毕生积蓄。这笔钱将用于木兰县青少年的教育、文化公益活动。10月2日，本报记者来到黄陂木兰山下的空降兵某部，对话了这位心系家乡的当代“花木兰”。
自己家里训练跳伞
男空降兵为她鼓掌
记者（以下简称记）：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从军经历？
马旭（以下简称马）：
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家乡已经被日寇占领。小时候那里条件很艰苦，我们姐弟俩和母亲相依为命。1947年，我还不满15岁，村里的干部建议母亲送我参加解放军，她答应了。
如果不参加解放军，我后来的道路可能只有两条，一是当童养媳，二是因为缺吃少穿很早就不在了。没有党和国家，世上也许早就没有我了。
记：您是如何到空降兵部队的？
马：参军后，我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回国以后，我被保送到第一军医大学深造，毕业以后分配到武汉军区总医院。1958年，部队来总医院挑选军医，我就到了部队医院，给官兵们看病。
1961年，中央军委决定以我们部队为主体，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我当时负责跳伞训练的卫勤保障，战士们经常有在训练中受伤的，我也希望能和他们一起跳伞。
记：作为军医，为什么您也希望能跳伞呢？
马：作为军医，我必须和战士们在一起，跳下去之后有伤员第一时间要处理，没有医生，谁给他们治疗？战士们是拿枪打敌人，我们是背着药箱救伤员，这只是分工的不同，部队到哪里，我有责任跟到哪里。
记：您当时做跳伞训练遇到过困难吗？
马：一开始，我向上级申请参加训练，但领导认为我的身高和体重都不够训练大纲要求（马旭当时身高1.53米，体重只有70斤），而且大纲的要求是男兵择优录取，没有考虑女兵，因此没有同意。后来我不服气，有一次想上训练平台，结果被教员一把揪了下来，周围的战士都在笑。
既然不能一起练，我就想自己来练。于是我在家里挖了一个坑，把两张桌子拼起来做训练平台，白天我观察战士们的动作要领，晚上回去自己练习跳伞动作，大概练了半年多，自我感觉达到了大纲要求。于是我咬破指头，写了一封血书：“身在空降师，如果不跳伞，怎么叫伞兵？恳求组织批准，我保证成为合格的伞兵！”
主管训练的领导看到我的劲头，当着所有训练战士的面说：“如果你跳得比我们的战士好，就能上；跳得比他们差，就别再提了。”结果我那天跳得很漂亮，一落地，周围的战士全都在鼓掌。领导这才批准，“马医生可以跟我们的部队一起参加跳伞训练了。”
1962年，我第一次参加跳伞，当时是在气球上跳伞，离地面500多米，一点都没害怕，心里想着练了那么久，可盼到这一天了。后来部队领导还经常用我做例子鼓励其他战士，说你们看马旭那么小个子都敢跳伞，你们有什么不敢的？
亲身试验充气护踝
82岁还跳滑翔伞
记：您参加过多少次跳伞，都去过哪些地方？
马：我在部队是负责卫勤保障，是“试风跳”小组的成员，乘第一架飞机跳伞着陆，等待后续部队。我累计跳伞140多次，从城市、水上，一直到昆仑山等高海拔地区，部队去的地方我都去。
记：听说您还参与了多项科研工作？
马：空降兵跳伞和运动跳伞不一样，我们讲究的是快，越快降落越好，这样风险也大。特别是着陆瞬间冲击力很大，脚踝很容易受伤。我和我丈夫都是空降兵军医，我们就想研究一种护具。当时国外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苏联使用的绷带，但是缠上以后解下来比较麻烦；另外一种是美国使用的松紧式护踝，但是使用几次以后容易松，不耐用。我们是看战士们踢球的时候受到启发，发明了充气护踝，使用的时候套在脚踝上，充气以后就像皮球一样，可以缓冲，落地之后把气放掉，不影响运动。这个发明后来还获得了国家专利。
研究这种护具的时候，我已经有50多岁了。样品做出来以后，不能让战士们冒险，我们就自己戴着护具跳伞看效果。试验了20多次，效果还不错，这种装备后来在部队成功使用了一万多次。
记：您后来还有机会跳伞吗？
马：2015年在湖南参与重阳节活动，参加了一次滑翔伞飞行。当时参加的老人里我和老伴年龄最大，已经82岁了。我自己的感觉，滑翔伞比降落伞要好操纵一些，飞起来的那一瞬间，又体会到了以前在空中飞翔的感觉，很棒。那次飞了大概20多分钟，听说还创下了中国滑翔伞运动的年龄之最。
千万积蓄捐给家乡
用实际行动精准扶贫
记：您为什么会有将毕生积蓄捐给家乡的想法的？
马：这个想法其实由来已久。我和弟弟先后从军，我在空降兵，他投身国防工业，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她身边。没有党和国家，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也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报恩。但是因为这么多年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也不知道该如何联系当地的政府部门。后来到2017年，因为部队纪念黄继光的活动，碰到了我多年未见的伞降教员金长福，他在民政部门工作，通过他终于联系到了木兰县教育局的局长，可以完成我的心愿。
记：这些钱的来源是怎样的？
马：因为空降兵跳伞的“黄金期”比较短，如果怀孕生孩子，有好几年都不能参与训练，所以我没有要小孩，这一点我丈夫也一直支持我。我们平时的生活比较简单，没有大的开销，像衣服都是穿部队配发的制服，早饭蒸个土豆，一盒牛奶就可以了。这么多年积少成多，这1000万可以说是我们俩毕生的积蓄。（据记者了解，马旭多年前和老伴在金银湖买了一套商品房，原本想开卫生所，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入住，后来卖了400万元。）
记：全部捐出来，你们自己的生活怎么办？
马：我和老伴都有离退休工资，看病也有保障，物质上的条件，我觉得不需要追求太多。现在党中央提出要精准扶贫，把这些钱捐给家乡，在教育方面发挥作用，是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只有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家乡的未来才会有希望。
记：这些钱会怎么使用？
马：当地政府的想法是建一个开展教育、文化活动的公共场馆，现在还在选址，可能明年会建好。
记：您到时候会回去看看这个场馆吗？
马：我确实想回去看看，但我也跟家乡政府提出来，不要让家乡破费，也不要举行捐献仪式，把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如果可能，我会在场馆里给家乡的孩子们讲讲历史，讲讲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当时我们连大米都吃不到，因为那是专门供给日本侵略军的。要让孩子们知道，没有国，哪里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