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说,有两件事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到周恩来家,那是周恩来刚回延安的时候,正在整理书籍。李鹏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他放在书架上了。
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李鹏:“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李鹏说:“没有,我没有拿。”周恩来看李鹏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段时间,李鹏又一次去周恩来家。周恩来告诉李鹏:“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周恩来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
李鹏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是,李鹏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
“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然后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李鹏回忆。
他认为,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于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鹏在回忆录里写到:“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还说:“我和他们的交往情况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我在重庆和延安的时候,见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回国以后,在东北工作,和他们生活、工作在两地,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每年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往往通过周总理的秘书提出会见的要求,一般都得到了满足。不过因为周总理工作很繁忙,见他的机会少一些,见邓妈妈的机会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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