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纪念聂洪钧同志诞辰100周年

　　黄正夏

　　我接触聂洪钧同志，只在东北解放区一段，南下湖北一段。

　　我对他总的印象是谦虚谨慎，敬业精神极强，很团结和关爱干部，放手使用培养青年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和蔼指导，在东北解放区的粮食筹集和辽沈战役的粮食供应中立了大功。

　　在湖北担任湖北省常务副省长这一段时间，他和李先念同志相处很好，后调离湖北到国家粮食部工作。

　　抗战期间，我原在新四军五师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属下搞教育工作，日本投降、中原军区成立后，我调搞财经工作。为了避免内战，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定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3日，为了执行与国民党签订的“停战协定”，我被分配到经(现为河南新县)麻(城)商(城)工委工作。工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吴光治同志、我任工委委员兼经麻商中心地段的沙窝镇镇长，主要为第十四旅旅长张体学同志筹集粮食。这才和吴光治同志熟识，并知道当时聂洪钧同志任鄂东区党委书记，但此期间未见过面。以后中原军区突围，我和吴光治夫妇经组织安排化装突围，共同到了东北解放区哈尔滨，这才和聂洪钧同志认识，并在聂洪钧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东北是我党抗日联军广泛活动的地区，在解放战争初期，是我党我军和国民党军必争之地。我党派很多干部和军队到东北，国民党也派很多军队到东北，美国派飞机帮助国民党大量运送军队，企图占领全东北。开始形势很乱，很不稳定，可以说到处是敌伪残留军队，到处是“座山雕”，土匪横行。蒋介石派遣了几个军的主力先后攻打和侵占沈阳、四平和长春。势在全部夺取东北。在这种形势下，当时我东北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打了几个硬仗之后，提出“让开大路(长春到大连的铁路)，占领两厢，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组织强大军队，准备反攻”的方针。因此，当时巩固农村、集中发动群众、筹集粮食支持战争工作便成为重要工作。

　　我和吴光治同志到达哈尔滨，记得恰恰是19铂年12月31日。住下后，当时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同志接见了我们。他当时说，敌人占领长春后，又进占了松花江北岸的桥头堡德惠，大有进攻哈尔滨的态势，你们要将“背包随时打好”，对新四军五师来的同志，中央有意见先集中安排到佳木斯去，仗若打得好，你们就地分配工作；打不好，准备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学习，将来再回国搞解放和建设。1947年1月3日，接到东北局组织部通知说，你们不必去佳木斯了，现在敌人因我党在南满开展游击战争，感到战线太长，要“巩固南满”。我们可趁此机会巩固北满，发动群众土地改革，你们可就地分配工作了。这时听说聂洪钧同志也在哈尔滨，吴光治同志便和我一起会见聂洪钧同志。

　　聂洪钧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革命了，过去即与苏联有过接触。他说，东北局决定他去中苏边境绥芬河搞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在那里和苏联搞粮食和物资贸易工作。苏联1946年粮食收成不好，需请中国支援，我军大量军事物资及武器装备也需要苏联支援。这是一项临时紧急任务，正好缺乏干部，希望我们随他去开辟工作。吴光治同志与聂洪钧同志很熟悉，我们同意到他那里工作。于是我们报请东北局批准，去绥芬河办事处报到。我们到了绥芬河，方知那里形势非常复杂，社会秩序很不安定。聂洪钧同志与苏方谈判很成功，很快在中苏边境建立了东兴贸易公司。几个月中，各方面工作进展很神速，很多工作便交由留任的办事处及东兴贸易公司接办。聂洪钧同志调回哈尔滨，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粮食总局局长。

　　一个月后，我们也调回哈尔滨，分配到东北粮食总局，直接在聂洪钧同志领导下工作。我在粮食总局两年多中，工作很顺利，尽管工作是极度紧张的，但支援战争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不仅各省(当时东北划分为六个省)很快建立了粮食局的工作，在支援东北解放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中发挥了作用，在各省粮食储备中相当充裕，特别在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中，发挥了“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的作用，在通辽、彰武一带，已调运了充足的军粮，为解放锦州、沈阳及当时几十万大军保证了充分供应。

　　我个人在聂洪钧同志领导下，经常接触中，除粮食工作外，还有两件事使我记忆非常深刻，充分认识了他的思想作风和对干部的关怀。一是派赴辽北省参加省政府工作会议，包括讨论粮食问题；二是参加东北局民运部土改巡视小组。

　　当时东北共设六个省，围绕牡丹江市的是牡丹扛省、围绕北安市的是北安省、围绕齐齐哈尔市的是嫩江省、靠西边的是辽北省、到东北边境佳木斯市的是合江省、南边是辽宁省等等。各省的粮食局先后成立起来，大量的集结粮食，所以东北解放区从来没有感到粮食缺乏。在这时，敌人既然要巩固南满，顾不上北满，所以北满一方面搞土改，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设巩固根据地；另一方面要各省准备粮食工作，随时保证部队的需要。不久东北局即发起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三下江南”是在1947年冬季和1948年初春，温度很低，最低到零下40度左右；陈云同志到南满主持了“四保临江”战役。这些战役都要粮食工作做保证。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解放全东北的前夜，毛主席指示先打锦州，发动辽沈战役。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要把粮食集中到通辽、彰武一带，赶快抢运粮食，我们猜想可能有仗打，但不清楚中央的意图，只是尽量保证粮食的集结。聂洪钧同志派我到内蒙，当时内蒙首府在乌兰浩特，请乌兰夫同志调拨粮食。乌兰夫同志向我问候了聂洪钧同志的近况，并答应说要多少给多少。当时粮食总局副局长史敏同志，通盘负责，集中抢运。锦州战役打响后．我们方才知道。很快在1948年10月解放了全东北，所以说，在聂洪钧同志统筹组织下，粮食供应工作是很突出的。

　　从我自己来讲，在粮食总局工作，当时很年轻，1947年26岁，其他同志大都30多岁，聂洪钧同志四五十岁，我没有太多实际工作经验，但是，我感到聂洪钧同志对像我这样的青年很重视，很注意培养、锻炼 我记得除粮食工作外，一次辽北省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希望东北局有关政府部门派人参加，讨论支援前线与后方土地改革工作。没想到聂洪钧同志派我代表总局去参加。辽北省地处长春、四平西边，离战争前沿很近。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铁路沿线后，经常向外面抢粮抓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省领导在大家讨论中也要我发言，我硬着头皮说：“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先把粮食弄到手，坚壁清野，集结粮食，不给敌人粮食。后方各级政府则要抓紧征收公粮。”我提出后，觉得光靠开会传达太慢，便紧接着跟辽北省财政厅长和粮食局长提建议，是否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号召一番，他们让我写，我只好写，题目是《力争半月内完成粮食征收任务》。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立即经省领导批准，作为《辽北日报》社论发表，号召力量很大，前线各地立即行动，完成征收任务。辽北省长朱隶文同志专门找我谈了话，并说希望我留下来在辽北省工作，我没有表态。回到粮食总局后，也只是通报了出差开会的一般情况。没过多久，聂洪钧同志可能从内部知道了辽北省会议的具体内容，他专门邀请东北财委分管粮食总局的徐副部长一起听我汇报辽北省粮食工作安排的情况，并一致对我进行了鼓励。以后听说辽北省确实写过报告想调动我，粮食总局未同意。这使我体会到聂洪钧同志爱护干部、放手使用干部、培养青年干部，有好的表现就大胆使用提拔，搞五湖四海的高尚品质。这是第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事。

　　第二件事，平常搞粮食工作业务，任务很多，但东北局提出土改、发动群众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希望所有部局都能支援干部。聂洪钧同志又派我去参加，并对我说，“参加土改是向农民学习、锻炼自己的好机会”，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当然愿意去，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正如小说《暴风骤雨》写的，参加亡改是很好的锻炼和学习。

　　这次参加东北土地改革，对我来说是次很大的考验。东北局民运部部长李大章同志为了解全东北的土地改革工作，专门组织了一个巡视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经东北局组织部开了几次座谈会，挑选干部，结果挑选了十个干部参加。我记得一起参加的有漫画家华君武、儿童文学家严文井、大连的市委书记宋黎、一个县委书记谭云鹤，还有一位徐冰同志，是在井冈山苏区办过《新中华报》的老革命。不知道为什么也选上了我。座谈时我只发表过一个意见，说土改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动贫雇农，但一定要巩固地团结中农，才有利于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恶霸。李大章同志是和周恩来、陈毅等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老前辈，人很随和，对我们几个人都很看重，大家无话不谈，都很随便。临出发时，他对我们说，到下面巡视工作，主要是学习，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什么都看，主要看各省推荐的较好的典型，好的经验可以推广，有问题的可向领导提出建议，我们个人不要直接插手。李大章同志始终直接带领我们到几个典型地方巡视。第一站到嫩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的绥化县考察，的确很不错，群众发动很充分。以后到了北安省，在哈尔滨以北大约500公里，北安市附近的克山县住了几天。我们先听县委书记汇报，接着到土改现场观察了解农民分配土地、考问地主富农、分配浮财和到城镇处理工商业的实际情况。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向李大章同志汇报并分析情况。省市的领导同志有时也参加巡视小组的汇报会。我在汇报中提到一个中农发表的意见。他说他很拥护土改，他们四家合伙买了一头驴，分下他一支驴腿，他们愿意拿出这头驴交给贫雇农共同使用。我说，像这样的农民，只有一条驴腿，又是直接的生产劳动农民，恐怕连上中农也够不上，很可能是下中农，如果农忙时还卖工，甚至是贫农。但他现在心里很害怕，怕把他定为富农去批斗。如果是这样，不但不能巩固地团结中农，还有可能被坏分子钻空子，组织假农会，乱打乱杀，到城市侵犯工商业。我还提到有一个可能被定为富农的农民，我和他聊了一下，他有半坡山地，农忙时请个半拉子工帮帮忙，但他全家都下地干活。他说他很拥护土改，但总有人说他是富农，提出要吊打拷问他。我对旁边陪我的农村干部说，像这样的农民最多可定为富裕中农。我在向李大章同志汇报时说，这个人全家都是劳动的，赚了点钱买了点坡地，算不上是富农，不应该成为打倒的对象。就算是一般的富农，总也要与地主恶霸有区别，不能关到一起吊打。我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供参考。我还说，“从我参加土改的情况看，总的形势是很好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和地主恶霸有瓜葛的人纷纷交待揭发，保证无来往，不过要特别注意认真按中央政策规定划分阶级成分。有的农民提出要到城里把地主、富农多余的财产一律拿回来分配，恐怕对发展工商业不利，随便吊人打人的现象要制止才好。”我汇报这些情况和认识后，巡视小组的同志却议论开了。有的同志赞扬说我从实际出发，敢讲真话，有道理；有的同志说，在一个大运动中，触及这样那样的问题，用不着，惊慌失措；有的同志则含蓄的批评我立场有问题，替地主富农说话。李大章同志非常注意听，他多次点头说，总的形势是很好的，既要发展大好形势，出的问题也应该严肃注意。参加听我们汇报的北安省委一位同志一直没有表态。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报纸就发表社论，评论了我们的内部讨论，说有些人是“小脚女人走路”，“对这、对那都看不顺眼”，“看不到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有些人像是唐吉诃德式的英雄，要和风车作战，不知道这些人想把农村土改运动引向何方”。李大章同志是非常好的同志，他让我们看了这篇社论，说：“这是在批判我们的讨论”，但他深沉地说，“批判也无所谓，我们并没有大的毛病，没关系，不必去理会”。大约一星期后，《晋绥日报》发表了任弼时同志的文章。任弼时同志是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道，在彭德怀将军指挥下，在陕北打败了胡宗南后准备东渡晋绥的，毛主席让他先考察农村工作。这篇文章指出要高度注意农村土改的新动向，发展大好形势，注意巩固地团结中农，要区别地主与富农，一定不能侵犯工商业，一定要遏制乱打乱杀。任弼时同志的文章代表中央，文章很有分量。毛主席看过并批示“尽快发表”，刘少奇同志当时主持制定了《土地法大纲》，所有土改都是根据该大纲执行的，总的部署是很正确的，但其中未强调这些问题，所以任弼时同志的讲话是在《土地法大纲》后的很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李大章同志十分亲切地向我说，农村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决不是个别现象，很可能是普遍现象。以后李大章同志凡讨论土改问题都让我去参加会议，并想调我去东北局民运部。聂洪钧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更特别注意对我的锻炼和培养。

　　2003年我曾一度住医院，遇见了也在住院治疗的申建同志，他在东北时是聂洪钧同志的秘书。说起这事，他说，聂洪钧同志为了解我在东北土改时的传言，还专门邀请曾传六副部长到克山县调查核实。他还说，你劝农村土改干部释放的那个小商人，确实不是地主富农，也没有劣迹，但那个人当时已经吓坏了，没多久就病死了。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聂洪钧同志对同志的关心和培养实在让我感动。

　　聂洪钧同志在生活作风上也很严肃。当同志们工作有进展和进步时，他总是肯定和鼓励。即使有失误，他也是很和蔼的指出。有一年，我到合江省佳木斯市出差。他们的仓库已经堆满，粮食放不下，很多堆散在露天，想把粮食调到哈尔滨的粮仓集中。我当时表态说，我回去以后跟总局领导汇报马上通知他们运来。我万万没想到，他们听了我这句话，在我还没有回到哈尔滨，也没有向总局打电

　　话汇报的时候，就起运了粮食，使总局很被动。聂洪钧同志亲切地向我说，你答应了人家，应该打电话回来，我们好有所准备，这虽然是细节，以后要注意前后衔接。言语中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我很感动也很自责。在粮食总局召开的多次干部会议上，聂洪钧同志总注意倾听大家的发言，征询大家对总局的意见。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不久，全东北解放，全国也即将解放，聂洪钧同志说我们将有机会南下。1949年5月，我是跟粮食总局白水田处长一起南下的，到了河南省开封市，遇到了不少参加南下的同志。当时河南开封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我们听说李先念同志正在开封，便约了五位原新四军五师的同志去看这位老师长。我们先向李先念同志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并提及中原局可能将我们这些东北来的同志分配到江西工作。李先念同志说，你们都留下，湖北将全部解放，要有大发展，还有支援南方的解放任务。我们当然都赞成回湖北。李先念同志很热情，马上打电话联系中原局组织部，说这五个同志都分配到湖北。我们在中原局组织部看到了李先念同志的谈话记录。我们又打听到聂洪钧同志也在开封，我就和白水田同志立即去找了聂洪钧同志。他说，好啊，他也回湖北，跟着一起走吧。我们坐了一夜火车，当时火车只能通到京汉铁路河南省漯河站，便共同随李先念、聂洪钧、曾传六等同志一起改换汽车，经舞阳、方城、唐河、枣阳、随县、花园到武昌。武汉5月16日解放，我们是在5月20日到达的。我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室秘书处，白水田分配到浠水县当县长。到湖北后，跟聂洪钧同志接触不太多。聂洪钧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是第一副主席，李先念同志是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省政府主席。当时，湖北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机关都不大，关系很融洽。有时在省委开会，有时在先念同志住所，有时在省政府开会，有的会我也参加了，讨论很多问题。那时全省集中力量，按照中央部署“三套锣鼓一起打”，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同时进行，聂洪钧同志每次都有正面积极的发言。土地改革是最根本的任务，省委集中力量抓；但抗美援朝，保证前线需要也是最关键的任务，所有市场经济、解决粮食供应、平抑物价、供给花纱布，包括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服务等等都要由省政府主持，聂洪钧同志和李先念同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均相处很好，意见互相尊重，工作雷厉风行，很快各方面工作均走向正轨，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十分团结，工作发展很快。

　　不久，聂洪钧同志调到中南局财委，以后又转国务院粮食部工作。我每到北京出差时总去看望他和宋琏大姐。

　　聂洪钧同志在晚年，有时也和我们促膝谈心，谈他个人过去在工作中的挫折和失误。但他总是说，一个人总要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的事业要勤勤恳恳，要奋发图强，虚心向基层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千万不能“小人得志，如癞狗生毛。”这对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来说，是最大的忠告。从我的深刻体验来说，聂洪钧同志是一个非常谦虚谨慎、非常兢兢业业、十分注意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关系，放手培养青年干部，注意与领导干部沟通，注意国内国际局势新动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工作特别注意抓重点，搞好各方面的协调的老前辈、老革命、老领导，这是值得我永远学习和怀念的。

　　(编辑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