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铸丰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湖北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2005-12-15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世界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场血与火的战争中，英雄的湖北军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荆楚大地上铸就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一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武力侵华的序幕，也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湖北，荆楚大地就发出了抗日的呐喊，在武汉等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浪潮席卷湖北后，武汉成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继武汉之后，应城、安陆、宜昌、襄阳、樊城等地的学生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游行，声援北平、武汉等地学生运动。武汉工人和工商业者及其他市民，也纷纷发表宣言，集会、请愿，抵制日货，并为抗日救亡募捐。与此同时，早于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撤离荆楚大地的红二十五军，在创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也适时将工作中心转入抗日救亡。在湖北地区的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游击区的军民，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和锻炼了一批武装骨干力量，为尔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揭开了中华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南京沦陷后，武汉遂成为战时首都，抗日战争进入到以保卫大武汉为中心的武汉抗战时期。在此前后，坚持鄂豫皖、湘鄂赣、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文件精神，分别与国民党举行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统筹抗战全局的同时，对武汉外围的抗战也极为重视,先后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代表团，负责对长江流域及中国南部抗战的领导。随着中共湖北省委及各地区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创建武汉外围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视为中国抗战大局中的一个“活眼”，并着手进行部署。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12月25日，新四军在汉口成立。中共湖北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新四军的初创建军、东进作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工委）的领导下，湖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团体象雨后春笋，到1938年8月，湖北救亡团体发展到340余个，大多成为共产党在国统区聚集广大群众的主要组织形式。抗日宣传活动声势浩大，各类救亡团体通过宣传周、纪念日、祝捷会、追悼会、募捐慰劳等活动，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放映队、剧团、讲演室，从城市到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将宣传活动不断引向深入。1938年7月7日，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发起献金运动，武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群众纷纷响应，5天内50万人次踊跃献金93万余元。为支持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共湖北各级组织还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各种战场服务工作，组织救护队、输送队，义务为伤员换药治伤，修指洗衣，代写家信，将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涨的同时，中共湖北各地组织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下，加强了对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1938年 3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指示中共湖北省委将主要干部大部派往农村，准备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对湖北各地的抗战进行了积极的布置。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共湖北省委（工委）先后举办七里坪干部训练班、青年训练班和应城汤池训练班，并把七里坪、汤池建成发动鄂豫边区抗战的战略支点。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大批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为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为了阻止日军继续北上、南下、西征，打破敌之“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迷梦，迟滞日军，争夺华中、中原敌后，做活武汉外围抗战这盘棋，周恩来等于8月1日在武汉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央抽调二百名军事干部到鄂豫皖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决定派李先念等到鄂豫皖，参与领导敌后游击战争。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也进行了积极部署。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沦陷的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拟定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随即调集100万的军队，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大武汉。1938年6月，日军集中约35万兵力，在120艘海军舰艇、300余架飞机配合下，沿长江南北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分两路向武汉进攻，武汉大会战揭开序幕。

　　中国共产党对武汉会战给予了多方支持和配合。会战开始前，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积极组织和参与保卫武汉及持久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和献金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杀敌热情。会战开始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就会战的政治、军事战略和经济、文化保障提出详尽方案，通过中央代表团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一方面以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进行上千次作战，钳制住日军30万兵力，从战略战役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

　　为保卫武汉，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了一系列防御作战，使日军付出重大代价。在4个半月的作战中，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近4万人。武汉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其军事行动，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保守。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二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全会重申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作出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1939年1月，受中共中央、中原局派遣，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

　　此时，武汉外围的城镇以及铁路、公路、长江和汉水等交通沿线，日军共驻有6个师团、2个旅团的15万重兵。他们大肆搜罗民族败类，组织伪军，拼凑伪政府，建立了600多个据点，使这里成为“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方。而周围的大别山、大洪山、幕阜山等及其附近地区，则被40万国民党正规军和十几支地方游击纵队所据守。在沦陷区的广大农村，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权土崩瓦解，歹徒匪类乘机作恶，地方游击武装蜂起，司令多如牛毛，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另一方面，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纷纷起来组织抗日人民武装，在鄂中、鄂东、鄂南等地点燃了抗日的星星之火。

　　李先念在南下湖北途中，高擎抗日大旗，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撒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或党员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相继组建新四军挺进团、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1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豫南、鄂中、鄂东等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共9000余人枪，成为中原敌后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中共中央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成立给予高度评价，并向全国游击区推广豫鄂边区经验。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李先念等率领下，先后四次东进鄂皖边，后又向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挺进京山南山，开辟天西，发展襄西，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寇，积极从战略上支持配合友军与兄弟部队对日作战，取得骄人的业绩。至1940年底，鄂豫边区开辟了鄂中根据地和鄂东游击区，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部队也由9000人发展到1.5万人，民兵达10万人，从而牢固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敌后抗战中的领导地位，逐渐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做活武汉外围抗战这盘棋。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在李先念等领导下，新四军第五师顽强坚持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于1941年和1942年粉碎了日伪频繁的“扫荡”、“清乡”和“蚕食”，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持续八个月之久的反共高潮，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开创了部队、根据地齐发展的局面。从1942年8月起，第五师直属中央军委指挥。此后，第五师又由1.5万人发展到2.35万人，鄂豫边区根据地除坚持了鄂中、豫南外，又先后发展了鄂东、鄂皖边、鄂南和襄西，总人口达473.5余万人，逐渐成为武汉外围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3年，新四军第五师进入再发展时期。2月，鄂豫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扩大会议，统一了对发展军事力量与迎接抗战胜利相互关系的认识，作出了符合时局、战局发展的正确决策，确定了“一切服从战争”的战略部署，通过了1943年边区军事建设发展计划。会后在边区新任党委书记李先念（仍兼第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等领导下，第五师及其根据地又获得了大的发展，从四面八方完成了对盘踞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至年底，部队发展到近4万人枪，边区所辖地区扩大到51个县，拥有人口1020余万，发展成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的战略区。

　　1944年，新四军第五师又根据抗日战争发展的进程和中共中央指示方针，展开局部攻势作战，取得新的成绩。4月，在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颓势，向中国正面战场发动战略性进攻时，新四军第五师迅速发动局部反攻，分兵进军河南，创建了豫南、豫中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加紧了对鄂南、襄河、鄂皖边的发展，进而粉碎了日军的军事阴谋。

　　1945年1月，王震等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第五师会合，带来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发展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委再次统一了“以发展为主”的指导思想。随后，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北上、南下，积极向两翼发展。2月，第五师派出两个主力团，配合南下支队，南渡长江，挺进湘鄂赣，创立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为对日本法西斯展开战略大反攻作了实际准备，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作战的盟军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湖北境内也坚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1938年8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迁驻宜昌；武汉会战结束后，又于11月再迁驻恩施。国民党全省防务由第五战区担任。193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第五战区部队展开防御作战的随枣战役，1940年5月初，与日军展开了枣宜战役，大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6月，鄂西以及湘西和川东长江两岸地区，辟为第六战区。在1941年9月，第五战区发起反攻宜昌战役。1943年5月鄂西会战，第六战区江防军诱敌深入，在渔洋关、石牌要塞一线与敌血战，转守为攻，相继收复宜都、枝江、松滋、公安等地。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秉承蒋介石集团的旨意，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极力破坏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局面，采取“溶共”、“防共”和“限共”方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后居然由政治反共发展到军事“剿共”。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反高潮，在鄂豫边区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和抗日群众，“围剿”新四军部队，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使新生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面临生死考验。自1942年春始，又加紧反共活动，在边区掀起持续八个月的反共高潮，使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1943年，发动以鄂东为重点的猖狂进攻，并勾结敌伪实行夹击，妄图“围歼”第五师部队。

　　尽管如此，高举抗日大旗的新四军第五师，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展开对日伪的作战。湖北境内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每一个胜利，都离不开新四军部队的配合与协助。1940年5月，当日军发动枣宜战役时，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动袭扰敌后，以牵制日军西进，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先后袭击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以及礼山各县境内的敌伪据点20余处，破坏小河镇至夏店、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等公路100余里。1942年底，当日军发动大别山战役时，新四军第五师立即派出第十三旅和第一、第五军分区的地方武装，积极打击日伪。在1943年五六月间的鄂西会战中，新四军第五师仅一个多月即向敌出击41次，牵制了日军二个师团的兵力。11月，当日军发动常德战役时，转战在襄南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立即跨越长江，向敌后背出击，在洞庭湖滨擂响配合友军作战的战鼓，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旗帜插上了桃花山，为配合正面战场粉碎日军常德作战企图作出了贡献。1945年春，当日军发动鄂北战役时，李先念亲率第五师主力一部，向随（县）南敌后挺进，展开了自卫反击的白兆山战役，恢复了白兆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新四军第五师的积极配合与支持，美十四航空队欧高士少校1944年曾指出：“有李将军这样的部队在敌后作战，牵制了许多敌人，大后方才有安全可谈。”

　　在湖北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奠定了夺取湖北抗战最后胜利的坚实基础。湖北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湖北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三

　　湖北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北革命斗争历史中辉煌灿烂的一页，是湖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6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湖北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力地保卫了战略大后方，创建了新四军中人枪最多、地域面积最大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湖北抗战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端初启时，日本统治阶层认为只需三个月，日军便可“凯旋班师”。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直接推动下，中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并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随后的平型关战役、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特别是武汉大会战，中国军民顽强作战，使日军遭到重创。会战结束后，日本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近100万人，且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此后，日军再也无力进行攻势作战，中日战争由武汉会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正是武汉会战宣告日本法西斯企图迅速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彻底破产。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此前后，湖北省地区进行的随枣战役、枣宜战役等，彻底粉碎了日军解除武汉威胁的企图。1940年2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攻侏儒山，直叩武汉西大门，迫使盘踞武汉的日军戒严三日。同时，东进鄂皖边，挺进京山南山，发展襄西，开辟天西等地，极大地消耗和牵制了日军，迟滞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湖北地区的抗战，无论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敌后战场，还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都与东方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成一体，汇成一统。1941年9月，为策应第九战区长沙会战，第五战区协同第六战区发起鄂中攻势，摧毁日军据点，收复失地。10月，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五战区部队又先后收复宜昌周围等失地。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新四军第五师于12月7日至1942年2月4日发动威逼武汉的侏儒山战役，先后对敌作战14次，出奇制胜地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5000余人，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三次保卫长沙的作战，而且有力地援助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1942年5月,当日军发起浙赣战役，打通浙赣线，破坏沿途机场时，新四军第五师立即以主力一部跨越长江天堑，挺进鄂南敌后，创造了从南线战略包围武汉的敌后抗日战场，直接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

　　湖北抗战有力地保卫了战略大后方。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正面战场战线西撤，北起豫南，经桐柏山、大洪山，南抵长江之滨的沙市、江陵。鄂北以桐柏山、大洪山为战略重点，鄂西以宜昌为防守要地。其意图都是为了保卫西部大后方，保卫陪都重庆。在随枣战役和枣宜战役中，日军始终未能真正突破鄂北防线。襄樊、枣阳等战略重镇失而复得，始终控制在中国守军手中。1941年，第五战区为策应长沙会战，发动荆宜攻势，一度进逼宜昌。鄂西会战石碑要塞岿然不动，日军无功而返，第六战区乘胜追击，收复大片失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地方武装，纵横驰骋在武汉外围，东起大别山，西至江汉平原，北抵河南，南跨长江的广大敌后战场，抗击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不仅从战略上，而且从战役和战斗上，积极配合、支援了正面战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以湖北为中心的中原敌后抗战，创建了新四军中人枪最多的第五师、地域面积最大的鄂豫皖湘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拥有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计31万余人的强大人民武装，创建了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人口3420余万的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新四军第五师在没有成建制红军部队作基础的前提下，孤悬敌后，采取“见缝插针，遍插杨柳”的猛烈发展方针，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逐渐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创造了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约9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8 个地委、军分区、专署，12个中心县委，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解放了2000万人口。新四军第五师暨鄂豫皖湘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无论是正规军的兵力数量，还是根据地的面积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数量，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中都是最大和最多的。正如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前会长叶飞所说：“在新四军各师中，五师发展最快、人数发展最多，有5万多人，应该研究，总结经验。”

　　四

　　回眸历史，研究湖北抗战的历史地位，总结湖北抗战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发扬当年湖北军民的抗战精神，对今天我们仍有很多新的启示。

　　（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湖北抗战的强大精神支柱。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湖北各个党派和进步社会团体、各个兄弟民族、各个阶级、各个宗教团体都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中，筑成团结御侮的钢铁长城，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谱写了一部雄壮的团结协作抗战的交响曲。抗战爆发后，武汉各阶层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武汉及各大中城镇，在广大乡村，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中人们献出的每一个铜板，都是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赤诚之心。在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群众节衣缩食交公粮，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参军上战场，无不反映出强烈的爱国之心和赤子情怀。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坚决维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湖北抗战的胜利保证。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湖北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同仇敌忾，奋起抗争，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抗战初期，周恩来、董必武等运用多种社会关系，与湖北政要名流重开统战工作，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参议员，在国民参政会中与国民党共商国事，为保卫大武汉共同献计献策。武汉沦陷以后，新四军第五师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广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与国民党西北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友好相处。在协同正面战场对敌作战的同时，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阴谋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原地区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三）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壮大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湖北抗战的中流砥柱。新四军第五师是在武汉沦陷后，在坚持敌后抗战的枪林弹雨中逐渐发展壮大的。他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前为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依靠边区党政军民组织的共同努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艰苦而持久的抗日作战中，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对敌伪的主要战斗达1260余次，毙伤俘敌伪军和敌伪投诚反正的共4.37万余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与其“溶共”、“防共”和“限共”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创建了地跨鄂豫皖湘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胜利地圆满完成党中央、毛泽东布置的发展任务，使鄂豫边区发展成为一个大的战略区，并且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原地区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为赢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湖北抗战坚不可摧的力量源泉。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鄂豫边区是孤悬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又被日、伪、顽分割成几十个“豆腐块”，敌、顽、我三方斗争十分激烈。新四军第五师广大指战员，深知只有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部队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第五师和边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地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实行减租减息和农业低税制，想方设法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积极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发展手工业，增加经济收入。在群众中建立抗日十人团，成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通过多种形式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工农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抗战和生产两个积极性。李先念曾深情地说：“在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里，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部队要生存和发展，要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在鄂西国统区，广大的土、苗、汉各族人民，历难履险，筹集军粮，运输弹药，跋涉奔波在崇山峻岭间，同时还参加战场救护，为支持抗战作出重大牺牲。

　　在湖北抗战中，广大共产党员自觉担负起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重大责任，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履行着崇高的职责。他们或驰骋疆场成为对敌人冲锋陷阵的抗日英雄，或深入民众成为播撒抗日火种的组织宣传家，或打入敌内成为在血雨腥风中与敌斡旋的英勇战士，以自己的革命精神实现我们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正是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共产党员的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才使湖北敌后抗战得以长期坚持并取得伟大胜利。

　　历史无言，岁月无声；丰碑不朽，精神永存。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湖北人民在抗战中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抓住机遇，奋发图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奋勇前进。

　　（执笔：张肇俊 李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