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声音

语言是特别难谈的，海德格尔讨论语言的时候，是把诗，语言和思搁到一起谈，思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说的“思”，不是指思想的结果而是指思想的状态，是实践，是过程。思和言同在，言如果离开了主体的思就没有根基，言是其表，思是其里，表里同在，不可能只有表没有里。

检验语言要看有没有思的品质。大部分人使用语言是习惯的滑行，没有摩擦。有些人的诗有韵律，也很高雅，但没有任何及物性，就说明思不在。我对这样的语言保持警惕。我不能使用业已死去的语言的空壳，也不能使用被世俗、专业打磨得非常光滑的语言。这种语言怎么实现，必须保持一个主体思的品质，诗是在远方召唤，诗言思或者思言诗是一种抵达。我试图达到的状态，是语言以思的状态抵达诗的境地。

语言必须有一种及物性，不能没有及物性，就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必须有清晰的关联性。诗歌写作也许并不成功，但挽救了我的评论文字，使我的文字有诗意——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曹丕说得对，文以气为主，气是神秘的东西，既是思想又是形式又是结构又是语言，修辞韵律化为一体，无形又有形，好的文章荡气回肠。批评文字也是如此。有文气的文字是酣畅淋漓的，思想和语言是融为一体的。最好的文字是火山喷发，钻石是在火山喷发中形成的。（张清华）

——《张清华：中年写作要不要抒情，怎么抒情？》中华读书报2019年4月29日

何平：以你对英语文学的了解，你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黄昱宁：这个问题我似乎很难找到恰当的立足点来回答，大概只能暂时跳出界外，采取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讲几句。首先，有些问题其实是文学面对的共性的问题，比如在传播手段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纯文学”到底能有多纯，小说这种文体的独立性会不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是有待观察的。其次，仅就文本而言，我的直觉是中国的小说家似乎更容易讨巧的是那种“本色演出”，整体阅读环境对作者的虚构能力并没有提出很高的要求。最后一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整个文学生态的结构而言，中国文学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市场分得不够细，文学类型还远不如国外那么多元，不像他们那样每种类型都有一系列顶尖作品，形成良好而厚实的文本环境。中国主流文坛的话语和大众市场上的阅读取向，似乎脱节的幅度比较大，大家各说各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也似乎很难找得到具有共性的东西，缺少对话的基础。在对外交流上，上上下下都有“走出去”的焦虑，但同时又缺乏操作上的专业性。诸如此类，或者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吧。

——《“我们都是被历史除不尽的余数”》《花城》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