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体外人工心脏随时可能停摆在日本的山东姑娘命如悬丝
跨国生命接力 女孩来汉重获“心”生
“我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回来。”昨日，24岁的山东女孩玲玲（化名）躺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ICU病房，回想自己一路惊心动魄的抢救经历，感到万分幸运，又有些心有余悸。
玲玲在日本工作时，因药物过敏突发严重心力衰竭，只能依靠两台体外“人工心脏”艰难维持生命，唯一的出路是回国进行心脏移植。但疫情将原本1月底进行的转运计划打乱，而“人工心脏”已使用10个月，再不及时手术，她生命危在旦夕。
玲玲在转运的飞机上信心十足
6月12日，在中日两国医疗团队的精心准备下，协和医院转运团队飞赴名古屋将玲玲平稳接回，并在6月25日成功进行了手术。
生命垂危
女孩依赖人工心脏续命
医生在飞机上监护玲玲的身体指标
玲玲家在山东威海，两年前她以实习生的身份，前往日本爱知县一家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工作。其间，玲玲服用了治疗粉刺的药几个月，没想到突然发烧、全身出红斑。日本医生判断，严重的药物过敏引发她肾功能、心肌功能损伤。
去年5月，玲玲转入名古屋的藤田医科大学医院治疗，病情一度急转直下：血液循环系统功能接近丧失，突然昏迷失去意识，生命告危。
藤田医科大学医院组建医疗小组，确诊玲玲是“巨细胞性心肌炎”，这意味着她心脏几近衰竭，随时会发生骤停。去年9月，该院心脏血管外科教授高味良行主刀，为玲玲加装了一台体外“人工心脏”，以此代替心脏泵血，这也是重症心衰患者救命的有效手段。
没想到，玲玲的病情仍在加重，单个人工心脏难以负荷全身血液循环。仅过了数日，专家再次上阵，又加装了第二台人工心脏。陪在日本的玲玲妈妈心疼地说，女儿的心脏上连接了4根管道至体外，全身性感染、血栓、出血等并发症的风险很大。
遗憾的是，玲玲的心脏功能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且心肌广泛纤维化。日本专家判断，她的心脏功能已无法逆转，必须尽早接受心脏移植手术。但受限于日本的相关政策条件，她只能回国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多方相助
跨国转运开启重生希望
出机舱后，玲玲和人工心脏一起被抬上救护车
女儿命悬一线，父母心急如焚。玲玲的妈妈在日本陪女儿治病，爸爸忙着在国内四处奔走。
今年1月，玲玲爸爸辗转来到武汉协和医院，向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董念国教授求助。中日双方专家反复沟通，一致商定，1月下旬送她回国手术换心。
但大家都没料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计划，原定于1月24日从日本飞往武汉的航班取消。董念国教授多方打探，尝试飞往长沙后再用救护车转运返汉，但当时疫情来势汹汹，这些无法实施。
“希望突然破灭，只有深深的无力感。”玲玲妈妈说。这一等，玲玲只能在日本维持治疗。
董念国一直记挂着玲玲，由于两台人工心脏都有使用期限，拖得越久，出现致命并发症的几率就越大。
果不其然，玲玲感染、出血、脑梗等问题接连出现，危机重重。“人工心脏维持这么久，已经是奇迹，再拖下去可能就没希望了。”董念国说。
今年3月，一场跨国转运再次启动。中日两国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及机场安检、公安、公路交通共同协助，为玲玲回国救治的绿色通道逐步打通。
经民航总局批准，航班于6月12日从武汉天河机场出发，降至日本名古屋机场。妈妈将这一好消息告诉玲玲，一家人又重新燃起希望。
反复演练
确保转运过程万无一失
跨国转运耗时长、环节多，协和医院专家团队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
为了平稳转运，协和医院心外科团队成立专班，与日本藤田医科大学医院反复沟通病情的同时，精心安排、筹备转运细节，楚天都市报记者见证了全程。
负责转运的心外科副主任医师胡行健说，人工心脏万万不能断电，一旦出现差池，就等于心脏停跳。而且，两台人工心脏“块头大”，和身体连接的管道仅有1米长，如何连人带机器上飞机？机上空间狭小，发生意外怎么抢救？这些问题他们都要提前考虑。
胡行健说，患者和人工心脏在狭窄的机舱中如何安置，他们设计了3个版本，经过实地演习，最终才定下方案——玲玲坐在第一排，两台人工心脏并排放在隔壁座位上。为了腾出抢救空间，航空公司放倒三排座椅靠背，方便担架固定。
其次，人工心脏持续、稳定供电也是难点。为了路上万无一失，协和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平自备了两台人工心脏，以免电功率转换时日方机器不匹配，此外还有2套电池。记者看到，光电池重量就达250公斤，另还有5大箱急救药品、设备。
第三是氧气供应。飞行期间，玲玲如果出现突发状况，需保证足够的供氧，而飞机原有装置无法满足医疗高流量供氧需求，胡行健反复沟通，获特批足量氧气上机。
担心转运途中随时有突发意外的可能，航班还在沿线暂定了5个备降点。6月，中日两家医院各自进行了实战模拟。记者通过玲玲妈妈拍摄的视频看到，日本医疗团队带着玲玲熟悉转运路线，从病房到上、下救护车，再到上飞机，严格计算时间。武汉这边的模拟，“玲玲”由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王慧华护士长扮演，以预判一路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保证转运万无一失。
跨国接力
安全护送女孩抵达武汉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转运启动，中日专家与时间赛跑，守护玲玲安全回国。
6月12日早上6时，本报记者随胡行健、张菁、李平、王慧华4位医护人员赶至武汉天河机场。在多部门配合下，他们顺利通过海关、边检等环节，并完成转运前的最后检查及准备工作。
9时许，飞机起飞，北京时间12时30分，抵达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此时，当地天气转晴，玲玲在名古屋医疗团队护送下从医院出发，1小时后抵达机场停机坪。
玲玲坐着轮椅，借助升降机登机。李平说，当人工心脏插头接通电源，机器运转平稳，在场所有人长松一口气。随后，医务人员固定好心脏泵管道，并与日方完成最后的确认及对接工作。
14时30分，身在武汉的董念国教授与转运团队视频连线，再一次评估患者病情后表示，“请立刻转运！”玲玲正式开启回国之旅，日方工作人员一路挥手告别。
北京时间15时，航班从名古屋出发返航。考虑到机上温度较低，王慧华护士长准备了热水袋为管道保温，保证血液循环更顺畅。
胡行健回忆，飞行45分钟后，日方得知玲玲安好，医务人员才返回医院。与此同时，协和医院第二班次医疗队出发，在天河机场待命。
当日18时27分，飞机平稳降落天河机场，由于备用电源使用时间有限，需尽快抵达医院。一行人迅速完成入关、核酸检测等手续后，小心地抬着玲玲及人工心脏至救护车上，一路疾奔，20时顺利抵达协和医院，董念国教授立马给玲玲进行身体评估。
幸运的是，这场转运赶在武汉的暴风雨来临前顺利完成，否则意外风险大大增加。见到玲玲平安到达，董念国教授牵挂了半年的心总算放下来，玲玲也感慨道：“我终于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