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史》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中国移民史》再版了，字数增加了约100万，由6卷扩充为7卷。
1997年，该书第一次出版时，被学界誉为“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中国移民通史”；此书早已没有库存，该书主编葛剑雄说：“不断有读者向我们询问或催促，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重印。”
此次再版，吸纳了学界同仁提出的部分意见，改正了明显的错讹或遗漏，对全书涉及的今地名都按2020年的行政区划和地名作了校正，并重画了全部地图，增加了参考文献。
而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改动是，增加了整整一卷。原书第六卷是“清民国时期”，此次将第六卷改为“清时期”，增加了安介生、张根福、陈鹏飞三位作者新撰写的第七卷“清末至20世纪末”。
20世纪是中国移民历史上极不寻常的时段，20世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剧烈变化、备受磨难、重新走上崛起之路的历史。剧烈而复杂的社会变化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运动的特征。该卷对于20世纪所发生的历次重大移民运动，包括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东北移民运动，抗战时期的移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边疆建设移民、全国水库移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移民等，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探究。
■ 兵连祸结 灾荒性移民在20世纪上半叶占很大比重
今天说到“移民”二字，我们常常联想到国籍、护照、边境等等。但是在学术界看来，那些跨国界移民，充其量只是移民的一小部分；完整来说，只要是具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都是移民；其中规模巨大的，数量级常在百万以上；影响深远的，可以影响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乃至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移民活动中，灾荒性移民占了很大的比重。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而这一特点到20世纪达到了极致。若将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灾害列为巨灾的话，那么整个民国时期共发生这样的巨灾75次，其中10万人以上的18次，50万人以上的7次，100万人以上的4次，1000万人以上的1次；若按灾型分类，则旱灾（包括由旱灾引发的瘟疫）10次，水灾30次，瘟疫18次，地震7次，飓风5次，冷害2次，另有“水旱蝗雹”“水风虫旱”“水旱疫”等混合灾型3次。
同时，在20世纪前期，“人祸”更甚于“天灾”。战乱不断，兵匪横行，为求生存，人口大批流亡与迁移。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据学者统计，抗战期间西迁的难民人数高达6000万，绝大多数难民外迁以躲避战乱为主，既没有政府的整体规划与组织，也无明确的迁移目的地与政府合理的安置救助，迁移过程等同于逃难，极其艰苦而凄惨，由之带来的人口损失极为惨重。
如果把自然灾害与战乱等因素放到一边，那么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闯关东”。当清朝行将就木之时，实施了边疆全面放垦政策，1902年，清朝正式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开垦蒙地的奏请，“走西口”成为北方各省百姓光明正大的选择。1904年之后，东三省移民活动也进入了全面开放时期，仅进入东北三省的移民就达1344万人；至1912年，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超过了400万人。
一方面是政策安排，一方面关内农民逃荒，种种主客观条件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狂潮”，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直到“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制阻止中国汉族移民迁往东北地区，这一势头才被打断。与此同时，日本也提出了20年间向中国东北迁移日本农民500万人的计划。抗战胜利粉碎了日本人这一计划，迁居于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绝大多数也被分批迁回日本。
■ 建设新中国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中开始了国民经济与国防事业的建设。丰富的人力资源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与最大资本，因此，有效调整劳动力资源，就成为经济建构与布局极为关键的一环。
为了新生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及文化生活的需要，北京地区人口剧增。从1950年至1960年，北京市人口增长数量达525.4万人；上海市承担了繁重的支援外省市经济建设的任务。仅从1950年至1957年，上海为支援其他省份建设迁出的人口就超过42万人，主要迁往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西北各地。
今天的东北为人口外流而苦恼，当时东北则是人口迁入的重要方向，在“一五计划”期间，黑龙江建成投产了13处矿井，“二五计划”期间，新建了鸡西矿务局方台矿、正阳矿、大通沟矿，鹤岗厂。伴随着煤矿的兴建，大批省外技术干部与工人及家眷、服务业人员陆续迁入。从1954年至1961年，双鸭山市增长36万人，鸡西市增长27万人。
大学的搬迁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布局的重要内容。河北师范大学于1956年由天津市迁至石家庄市，河北医学院于1952年由天津迁往保定市，又于1958年迁至石家庄市，河北大学于1970年由天津市迁至河北省保定市。据统计，在上述四所院校的转移过程中，随之而搬迁的人数及其家属达12000余人。
四川等西南地区作为“三线建设”工程的重点地区，从1965年至1971年，大批工厂、科研单位与大专院校迁入，其中随迁职工人数就达到40万。
此外，1968年至1976年，仅上海市就迁出了60余万名知识青年。
水库移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型移民。据估计，自1950年至1959年，水库移民就有460万人，是水库移民数量最多，也是最集中的阶段。根据1997年的统计，因三门峡水库修建而引发的陕西、河南、山西三省移民数量超过了62万人。
这些移民为新中国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功绩和努力值得历史铭记。
大量人口的到来意味着城镇地区必须要有足量的生活物资的配给，以及房屋与其他生活、生产配套设施。否则就会使城镇日常管理陷入失序及混乱状态。
从1958年至1960年，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全国城镇人口从9949万人增长至12900万人，共增加近3000万人。从1961年至1963年，国家又采取了减少城镇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等调整措施，196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196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700万人的决定》。其中提到，1961年全国共减少城镇人口1300万人，精简职工950万人。短短的数年间，中国城乡人口发生了急剧变化。
以山西为例，1958年至1960年，山西省净迁入城市的人口就达45.7万人；大幅精简城镇人口之后，1961年，山西各城市净迁出人口15.4万人，1962年又净迁出人口25.4万人。
■ 改革开放 “身份证”让人第一次从户口中独立
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人口发展又进入了一个重大调整与发展时期。首先是绝大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得以返回原籍，然后是大批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参加建设。不同于“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进城，政府主要提供制度和政策的“松绑”。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凡县城外的各类县镇、乡镇、集镇，包括建制镇和非建制镇，全部对农民开放”。此后，中国户籍管理系统中便出现了一种“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特别户口类别———“自理口粮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进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户籍制度及农业就业政策的首次重大改革，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统计，至1986年底，全国范围内办理自理口粮的户口数量达到163万多户，合计人口达454万多人。
蓬勃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劳动力。1985年7月13日，《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发布并开始实施。从此，“城镇暂住人口”成为中国当代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特殊成果，比“自理口粮户”又是一个进步。该《规定》要求：在城镇地区“暂住时间拟超过三个月的十六周岁以上的人，须申领《暂住证》”。
《中国移民史》认为：“暂住人口”或“寄住人口”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突破，但是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出现才是中国现代人口迁徙制度上的一次真正“革命性”的飞跃。“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的颁布，确立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使得我国公民第一次从户口中独立出来，有了属于个人的公民身份，这为人口大量流动打下了人口行政管理基础，一定程度促进了人口大规模流动。”
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统计的基本单位或对象是“户”或“家庭”，其重要目的在于征收赋役，其核心在于“人户以籍为定”，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自由迁徙。而居民身份证制度的登记单位则转变为个人，没有强制性的赋役等方面的要求与责任，没有居住地及迁徙方面的强制要求与限制，与原有户籍登记脱钩，与粮食配给制度脱钩，保障了公民的各种权益，但是与特定区域福利制度的准入并没有直接关系。
而且，居民身份证没有像户籍登记制度那样标明“农村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标志着城乡之间权益上的平等，又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开了“绿灯”。
大潮兴起，浩浩荡荡，轰轰烈烈，不可阻挡。
1988年，全国城乡间流动人口总量已达7000万人，而在1989年春季就出现了震动天下的“百万民工下珠江”。
在《中国移民史》的结尾，作者动情地写道：“20世纪波澜壮阔的人口变迁浪潮，有着广泛的社会历史基础与极其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是中国人民摆脱生存危机的100年，也是整个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100年。20世纪的移民浪潮波澜壮阔，与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息息相关，与国家及民族命运水乳交融，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