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先生近照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刘我风 通讯员 李然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先生，出版了回忆性散文《从师记》。作为一名77级大学生，刘跃进在书中追忆了1977年12月的高考经历，以及在南开大学、杭州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求学与工作岁月。《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作为他南开大学校友，分享了阅读《从师记》的三点体会：一是《从师记》里的每篇文章都有一个核，都有一种谦和、感恩的态度。二是作者善于捕捉与人交往的细节，使他的文字具有温度。三是作者写文章跟他的学问背景、教养有关，有很强的把写史和学问结合起来的追求。
6月30日傍晚，刘跃进先生接受了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专访。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主编，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专著，《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文学史的张力》等论文集。
中学时代和浩然、柳青、姚雪垠、杨益言有过短暂交集
记者：您的名字年代感特别强，应该是1958年出生的。
刘跃进：我1958年11月出生，1965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按照当年北京的规定，我9月1日以后出生的，只能1966年上学。父母想了个通融办法，1965年把我送回吉林白城的农村老家读一年级，一个教室四个年级，我坐在教室里把四个年级的课都听了个大概，很有趣。这样转学回北京，我还是和1958年的同龄人在一起。
我父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学生》杂志的编辑，母亲在团中央工作。1969年，我又随父母到了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在农村读完小学。1972年回北京。1976年高中毕业又到北京郊区插队，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真正接触了社会。三段农村生活的经历，让我对当时中国的国情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高尔基有人生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他讲的大学是社会大学。我在农村经历的三段艰苦岁月，也是我在考上南开之前上的一个社会大学。
记者：您的同龄人有很多被耽误了读书求学的机会。您在书中追忆了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魏隐儒等良师益友长期交往的点点滴滴，彰扬了俞平伯、王伯祥、吴世昌、吴晓铃等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我们很感兴趣的是，在进入正式的学术轨道前，您还遇到过哪些特别的机缘？
刘跃进：我刚上初中，13岁，就知道自己最终是要下农村的，别无选择。那时候即便在农村，能写文章也是一种特别的荣耀。我的理想是到农村后能够保送上大学，当一名像浩然和柳青那样能写农村题材的作家。所以我回北京上中学后，努力发展自己的语文特长。我的生活，居然也和柳青、浩然发生了一点点交集。
柳青先生因为患肺气肿、哮喘，到了夏收季节就要暂时离开农村回城治病。1972年我们家搬回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不久，我们这些小朋友就发现柳青住在我家楼下，在那里修改《创业史》第二部。在那前后，来北京住在我家楼下的作家还有《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等。他们上楼下楼都会和我们这些小朋友笑眯眯地聊聊天，说说话，让我觉得离自己的理想特别近。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关公面前敢耍大刀，那时候各个大院都有黑板报，我经常模仿浩然的《西沙儿女》，在黑板报上写散文诗。院子里住的都是大编辑啊，“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还有《李自成》的编辑，他们偶尔会站在黑板报前点评表扬我的小作文，我的作文也因此进步得比较快。
1974年，浩然到我们三里屯二中讲座，语文老师特意把我带到浩然面前，介绍说这是我们学校作文写得最好的学生，并把我的作文送给他，请他指导。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这位大作家打交道，对我来讲是个特别激动人心的事情。那时，浩然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作家。1977年高考，我的语文是84分（百分制）。
叶嘉莹的课，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记者：身边有这么多著名作家，您怎么没去当作家，却去研究古典文学，钻进了故纸堆呢？
刘跃进：我们这些高考恢复后首批进入大学中文系的人，大多来自农村、兵营、厂矿，有着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多怀抱着当作家的梦想。但在南开中文系开学第一天，老主任李何林先生就谆谆教导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且上大学后我也发现，自己的知识积累非常浅薄。当作家是需要天分的，我不具备这个天分。对我而言，当作家梦不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希望在文学研究方面做点成绩。
南开的当代文学课让我知道了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故事。老师不无遗憾地感叹说，这部作品被批判后，作家就在文坛销声匿迹。我后来知道，这位作家真名叫吴小武，一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真正的作家编辑，和我父亲是同事，与我们家住在同一楼。1969年下放，1970年就惨死在农场。这段往事刻骨铭心，让我觉得研究现当代文学风险太大。
真正去研究古典文学，这得感谢叶嘉莹先生。叶嘉莹先生1979年春天回国讲学，我们南开77级、78级是叶先生回国讲学的第一批学生。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僵化。叶先生的讲座，如春风化雨，让我对古典文学之美有了一种全新的感知。
记者：于是您成了叶先生的粉丝。
刘跃进：是的。在书中，我特别讲到叶嘉莹先生在南开的第一讲，1979年4月24日，在南开第一阶梯教室。老人家用自己的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作为开场白，一下子就把我们全都吸引过去。那天，叶先生整整讲了一天。此后，叶先生白天讲诗，晚上讲词，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的诗，讲陶渊明的诗，讲晚唐五代词，讲座一直安排到6月14日。
叶先生的课，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此后，我便成了叶先生的忠实粉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叶先生到北京讲课，只要我知道，就一定要去旁听。我后来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诗词，也模仿叶先生的讲课风格。八百上千人的大课，后排经常有学生举起望远镜看我板书。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为了表达对包括叶嘉莹先生在内的所有老师的感恩之心、感念之情。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哪怕非常微小的努力回馈这个时代，回馈我们的社会，如此才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一路走来老师们给我们的哺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