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余嫚雪
国庆节前，长江文化艺术季“书香长江”的重点活动长江讲坛在湖北省图书馆举行，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主讲《长江文化保护性传承与创新发展》。作为国内最早关注长江文化的学者之一，贺云翱与读者们分享：创造与革新的基因传承在长江流域。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这里的先民们就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贺云翱指出，长江流域是中华农业文明即“农业革命”起源阶段的重要一极，是“城市革命”最初发生地，是中华“国家”文明最早诞生的地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开创，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到红色文化的诞生，都首先出现在长江流域。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践的战略性、引领性区域。
大河灌溉出没有断代的文明
作为历史学家，贺云翱首先给读者们展示了与长江有关的地图。长江从西到东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几大地理单元，全域河网密集，拥有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湘江、赣江等众多支流，沿着长江还有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重要湖泊。长江贯通名川大湖，形成一个十分巨大的自然与人文区域。
大河孕育文明。贺云翱表示，四大文明古国皆在大河之畔，中华文明进程得以未曾中断，地理和“天道”的答案首先在于河流。从地图上看，尼罗河、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与恒河，它们基本是南北流向，而长江与黄河是东西流向。由于地球运动和太阳运动的相互关系，深刻影响到大地不同经纬度所经区域的气候及水热条件，南北流向的大河及其流域对于物产的孕育及人文的分布，受光照与气候的影响而产生很大差异，容易导致文明的分解，相对而言，东西流向的河流对于物产的孕育是恒定充足的，相对统一的自然板块也能够成就巨大的文明板块。长江大约在北纬30度至32度之间，流域绝大部分处于水热资源配合良好的湿润地区，从而形成深厚的长江文明板块。黄河流经北纬40度线左右的黄金种植和游牧地带，也形成了巨型的黄河文明板块。长江与黄河纬度不同、气候不同，导致了农业及其他文化特质的不同，两者形成了互补和支撑，从物质层面保障了中华文明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长江文化的宏阔气象，离不开千万年的深厚积淀。贺云翱为读者们从时间维度做了梳理：
——长江流域发现过约200万年前左右的龙骨坡遗址及“巫山人”化石、安徽繁昌“人字洞”石器、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等。从直立人到智人化石，长江流域都有发现，序列清晰。
——数千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化交相辉映。
——两周之际，形成巴蜀、荆楚和吴越三大文化圈。
——至秦汉时，楚文化参与了统一国家建构，南北区域的共同发展推动长江文化在不断交流中取长补短，奠定了其规模和内核。
——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宋室南迁的历史人口和文化变迁，我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文化资源持续向南方集聚，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外，确立了长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两代长江文化臻于繁盛。步入近代，工商文化成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原始石器文化到现代工商文化一脉相承，长江文化记录了中华文化的一次次巨变和连续发展，从而结出灿烂的文明硕果。
从空间跨度看，长江流经11个省区市，青藏地区的羌藏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交汇融合、互联互补，最终汇集为兼容并蓄、意蕴深厚、气势磅礴的长江文化，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融会贯通的文化聚集带。可以说，长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武汉商代盘龙城遗址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结合点”
历史发展到5000年前左右，世界上几个大河流域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文明。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文明出现于长江流域。2019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正是5000年前良渚文明诞生的标志性遗存。
大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文明中心在黄河中游地区，以夏王朝的出现为标志。进入商王朝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地位重新崛起。整个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因盛产铜、锡原料而受到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贺云翱举例说道，处于武汉郊区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是与中原王朝控制长江流域铜、锡资源有关的重要遗存，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结合点”。
秦的统一，使得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体化发展，共同成为华夏文明中的核心内容。“楚人”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汉语、汉字、汉赋、汉民族、汉文化、汉文明等等都因“汉水”上游的“汉中”及西汉而得名，而汉文化体系中更是包容着大量楚文化要素。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就源自诞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
长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峰是从汉唐之间的六朝时代开始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多次战乱，长江成为阻挡北方胡马南下，保护中原百万南渡人士及江南土著民族的一道天险，黄河流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发展。晋元帝说过：“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把浙东平原一带比喻为曾是膏腴之地的周汉立都之地关中沃野。广州出土东晋砖铭也有“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余吴土，盛且丰”的记载。
隋唐统一和秦汉统一最大的不同，就是长江流域的全面崛起，唐代人有谓长江下游区域是“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胜地。韩愈则说“当今赋税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即占有十分之九的地位。到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超过黄河流域的格局便大体定型。
据国内外史家研究，两宋时代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均达到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国GDP总量折算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达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人均400美元，民间经济之富庶繁荣程度远超盛唐，故而大史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两宋之际，中原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南下，中国经济中心也彻底转移到长江一线，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之地，南宋时期形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
元代的长江流域，棉种植业和棉纺业都堪称发达，景德镇成为中国及世界的“瓷都”。明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南京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此时的南京成为海上丝路的中心城市，在这里，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航行世界30余国，把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到了历史的巅峰。明末，汉口号称“楚中第一繁盛处”，又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长江流域既是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地，也是被动接受这种“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域。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
经济繁盛背后隐藏着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
文化是人的本质，而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精神文化，一切创新都是以人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先导。明清时代，长江流域已经是人才渊薮。位于南京的国子监，一度学生规模达到9000多人；“江南贡院”作为长江下游科举重地，走出过大批的封建国家治国人才；苏州则成为“状元之乡”。
美国学者马麦可认为，15—18世纪，苏州儒、商结合的社会精英分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上的独特创造能力，他们能通过诗礼传家、科举考试等途径，一代一代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影响整个江南乃至明代中国。
贺云翱解读，从更大的范围而言，明清时代，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全国经济的高位，其背后隐藏的是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如在长江下游，以南京、杭州、苏州、徽州、绍兴等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江南文化圈，由教育、思想、科举、出版、藏书、学术、手工技艺、园林建筑、书画艺术、文学创作、戏曲、宗教等文化要素组成，这一文化圈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文化高峰，许多文化成就一直影响到清代乃至近现代。
在长江流域，明清时代产生过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如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泰州学派，无锡的东林之学，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实学，王夫之的启蒙之学，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的湖湘学派等。其中湖湘学派起于两宋，到明末清初以船山先生为代表，形成名家层出的态势，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魏源、陶澍、贺长龄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展现了该学派经世务实、爱国体民的优良传统。
诸多讲求实学的著作在长江流域诞生，代表作有《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景德镇陶录》《阳羡茗壶系》《物理小识》《古今历法通考》《补农书》《加减乘除释》《海国图志》等，许多优秀文化也随之积累和传播。
贺云翱说，一个区域，如果只有经济，没有文化，其经济也不可能持久，只有让经济与文化互相促进，螺旋上升，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明清时代的长江流域正体现出这种态势。
贺云翱表示，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长江经济带”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从“一带一路”交汇地到“生态文明”先行区，从“新质生产力”到“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又要创新发展不止步，引领全国作贡献。这就是长江和长江文化的现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