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参与拟定“武汉保卫战”作战计划 吴石曾在武大聆听周恩来演讲

翻拍的吴石资料照片

武汉大学珞珈山“十八栋”周恩来故居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汤炜玮摄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冷月无声 吴石传》封面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央视热播剧《沉默的荣耀》即将迎来大结局，让20世纪50年代初震惊台海的我党隐蔽战线传奇英雄吴石为人熟知。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的吴石，与武汉渊源颇深。

在武汉，吴石作为一位国民党高官，开始深刻思考国家的未来，并最终选择了一条光荣而艰险的道路——为我党进行地下工作，成为后来名垂青史的“密使一号”，为我党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

留学日本被誉为“十二能人”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冷月无声 吴石传》，吴石，字虞薰，1894年8月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乡吴厝村（今福州市仓山区）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螺洲乡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读书风气极为浓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宝琛将自家小斋改为公学，聘吴石的父亲为汉文主讲。8岁的吴石便随父入学作旁听生，“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石与同乡好友吴仲禧一道投身福建北伐学生军。此后，吴石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张治中、白崇禧同为第三期校友。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无论年终考试还是毕业考试皆为全校第一，因而被称为“军校状元”。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余名学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北伐期间，吴石为北伐军作战科长。1927年吴石回福建任军事参谋处处长，1929年以此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学习，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

吴石“三年在校，片刻不懈”，他所作的战术方案，常被日本教官当作范本，付印发给学生，还让他登台演讲，毕业成绩也名列榜首。吴石被称为“十二能人”，即“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留日归来后，他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有许多学生日后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为他以后搜集情报打下了基础。吴石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因而1934年即参加参谋部第二所的一个研究日本及搜集情报的机构。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历时三载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军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参二室蓝皮本》为吴石赢得了巨大声誉。

参与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

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至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先后调集14个师团，兵力总计30余万人，分3路对武汉实行大包围。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王龙飞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召集包括刘斐、吴石等在内的将领及军事专家，在武汉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即“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决定确保武汉。在武汉期间，吴石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虽在幕后，但这些工作足以影响全局。蒋介石早已意识到情报的重要性，作为对日情报专家的吴石，逐渐得到赏识。蒋介石几乎每周召见吴石一次，经常向他咨询日军动态、对日军看法及应对策略。

王龙飞说，1937年10月12日，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采取秘密联系的方式进行活动。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领导，实际上特支一直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皖南事变之后，特支成员广交朋友，争取周围的人，特别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中级官员，其中就包括吴石和陈宝仓。这些人当中还有中将军衔的军法执行监吴仲禧（当时失去组织关系，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证明系1937年入党）、麦朝枢（中将秘书长，后转为民革）等。他们都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身边的耳目。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张发奎、吴石等高级将领的坚持下，第四战区没有追随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进行反共，一直坚持中立的态度，局势稳定。

在珞珈山邀请周恩来讲课

1937年五六月间，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抵达南京。王龙飞说，吴石的儿子吴韶成后来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1937年5月下旬末，周恩来在上海、南京停留的数天内，同各方人士谈话，争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同时还会见了中共在上海的部分秘密党员。经张冲、何遂介绍，吴石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见面，席间相谈甚欢。叶剑英很器重熟悉日本军事的父亲。”

1938年8月，军令部第二厅在武汉珞珈山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由吴石主持，苏联情报专家、军事顾问瓦西诺夫等参与举办。在办班期间，吴石还邀请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讲课。

周恩来在百忙中为训练班作形势报告。他透彻地分析抗战局势，阐明怎样通过全面发动群众抗击敌人。周恩来以特有的儒雅风度，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形势，让在场的学员印象深刻。叶剑英则负责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他经常穿着一件褪色的军装给学员们授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叶剑英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也深深吸引了在场学员。

吴石曾在训练班指出，我方对日作战准备不足，在军队中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这一判断在学员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的战局变化也证明了其分析的正确性。

《冷月无声 吴石传》记载，在武汉期间，吴石目睹了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乱象，内心深受震动，为他日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传奇的“密使一号”，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王龙飞说，和吴石将军同乡的吴仲禧将军，在多年后曾这样深情回忆他和吴石的往事：“我和吴石同乡、同姓，又一起在辛亥革命时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的同学。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军事，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教官、国民党高级参谋机关的将领，我则参加了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于抗日战争前夕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仍留在国民党军队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中、后期，我又和他在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长官部同事，他任参谋长，我任军法执行监。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同在南京政府国防部任职，他由一位爱国军人逐步靠拢我党，直至决心与旧营垒决裂，陆续主动向我方提供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壮烈牺牲。这当中我虽然也从旁做过他一些思想工作，但主要还是他自己的革命胆识和嫉恶如仇的决心。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夏天吴石赴台湾前夕和我在香港最后一次相见时，我曾请他考虑选择是否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为人民做的工作还太少，现在还有机会，个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料一别竟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