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榜建功大别山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大别山武装斗争是极其辉煌壮观的一页。这里红旗不倒，斗争不断，高潮迭起，英才辈出，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名山。战争年代，何耀榜一直战斗在大别山，经历了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时期，是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三年游击战争和中原突围后革命处于低潮时，他高举红旗，顽强斗争，先后两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大别山的群众领袖和传奇英雄。

　　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

　　黄麻起义后，工农革命军在鄂豫边界的柴山堡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不久，鄂豫边根据地很快拓展到宣化店周围，宣化店东南面山区方圆几十公里，成了可以公开革命活动的区域。宣化店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武装整编为独立团，何耀榜任独立团一营二连排长。

　　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开始组织基层政权。何耀榜虽然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可群众还是推举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严畈乡苏维埃政府的选举。何耀榜任宣化店严畈乡武装执行委员，负责全乡的武装工作。

　　1930年3月16日上午，宣化店一带烟雾弥漫，突然前面传来一片沉闷的轰鸣声，一团阴影掠过天仙居山顶，像一个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在山谷盘旋，一会由南向北，一会由北向南。它像一个大怪物，身子两侧伸出两只长翅膀，屁股上竖起个大尾巴。半个小时后，这个怪物沿竹竿河河道由北向南缓缓飞行，降落在陈家河前面的河滩上。

　　在山头放哨的赤卫军队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放倒“信号树”，吹响牛角号。人们听到号角声，放下手中的农活，扛着红缨枪、举着锄头长茅，从四面八方涌向河滩，将“空中怪物”团团围住。

　　原来，这是一架国民党军的侦察机，由汉口飞往开封执行紧急空投任务，返航途中因大雾迷失方向，在鄂豫边界的仙居山顶附近盘旋。燃料耗尽后，驾驶员只好选择着陆点，被迫降落此地。

　　听说是国民党的军用飞机，赤卫军和群众非常愤慨。他们吃尽了国民军队飞机的苦头，经常遭受飞机的轰炸。愤怒的群众有的拿着红缨枪指向驾驶员的脑袋，有的举起大刀要砍向飞机，吓得驾驶员躲在机舱里不敢出来。

　　“我是这里的长官，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何耀榜说。

　　何耀榜命令附近几个村的赤卫队员看护着飞机，同时派人飞马向上级组织报告，请示处置。鄂豫边特委指示，当地武装部队协同地方苏维埃政府、赤卫军，切实保护好飞机和驾驶员的安全，并通知沿途苏维埃政府，协助红军和赤卫军想尽一切办法，将飞机完好无损地运送到根据地中心隐藏起来。

　　陈家河地处赤白边界，河东是赤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河西是白区，属国民党民团管辖。国民党民团听说国军的飞机降落到了苏区，组织三千余人，兵分三路来抢这架飞机。

　　何耀榜指挥赤卫队员与三路民团激战了一个上午，双方你争我夺，互有伤亡。正在情况危急的时候，红军独立团一个营和红军教导队及时赶来，击退了反动民团的进攻。

　　红军独立团、教导队和赤卫军虽然击退了反动民团，但飞机随时有被敌人抢走的危险。当天夜里，何耀榜召开各村苏维埃执行委员开会，决定组织1000余名赤卫队员，搬运这架飞机。

　　他们在庞大的机身前绑上绳索，前面用人拉，后面用人推，两侧用人扶着走，上千人的队伍一路喊着劳动的号子，沿着河滩一步一步向前挪动。这一队疲倦了，另一队接着拉。沿河两岸，人声鼎沸，一片欢腾。

　　在河道宽敞，地势平坦的地方，赤卫队员尚能推着飞机前行，可在河道狭窄，山岗陡峭的地方，飞机长长的两翼难以通过，何耀榜和赤卫队员可犯难了。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向上请示后，将飞机部件拆下来，编上序号，分开搬运。

　　让庞大的飞机翻山越岭，?水过河，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确实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更为奇特的是，这架飞机后来竟然被他们升上了天空，在保卫根据地时立下的赫赫战功。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随即发起黄安战役。黄安城原是鄂豫皖红军夺取的第一座县城，现落入国民党军第69师手中，成为南线敌人伸入根据地的重要据点。红军各部经过10余天战斗，扫清了黄安城守军第69师的周边据点，切断了他们与外围的联系。敌军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固守待援，红军组织几次进攻都不太顺利。

　　天空放晴，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到黄安城南高地观察敌军阵地，看见三架敌机正在给城内的国民党军空投物资，决定让“列宁号”飞机上阵助威。

　　“列宁号”由何耀榜率赤卫队缴获的那架国民党飞机改造而成。在几位机械师的努力下，他们恢复了飞机的原状，并进行了几次试航。为表示对伟大导师列宁的崇高敬意，特区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并用灰色油漆将其粉刷一新，在机翼两端画上两颗红五星，在机身上写下“列宁“二字。这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架飞机。

　　红军总部集中最优秀的机械师和工人，夜以继日地改造这架飞机。他们在“列宁号”机翼下安装两个简易弹架，在弹架上悬挂炸弹，一架侦察机就这样因陋就简，改装成了一架轰炸机。当“列宁号”飞至黄安城上空时，国军欣喜若狂，纷纷从白雪覆盖的工事、营房中跑出来，有的甚至拿出麻袋、床单，准备抢接空投物资。然而“列宁号”一个俯冲，两枚炮弹落下，随即传来沉闷的爆炸声。霎时，地面火光冲腾，瓦砾飞溅，死伤遍地，狂呼乱叫。

　　“列宁号”参战的消息，早就随同作战命令内部通告参战部队。何耀榜和战友们看到自己缴获的飞机上天作战，大显神威，十分激动。有的挥动着红旗向飞机致意，有的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跟着飞机追跑。红军战士过去在阵地上听到飞机声是那样刺耳，如今听到自己的飞机声，是那样的悦耳和开怀。

　　黄安守敌遭此轰炸，纷纷跳出城墙，缴械投降。当天夜里，师长赵冠英自知大势已去，组织“敢死队”夺路而逃。

　　黄安战役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一战，“列宁号”功不可没。为此，鄂豫皖苏区文化委员会将“列宁号”参战之事编入小学教材，在苏区广为传唱：

　　列宁号，列宁号，

　　黄安战役逞英豪。

　　两枚炮弹落下来，

　　万余敌兵四处逃。

　　主持边区停战谈判

　　红25军长征后，鄂豫皖根据地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何耀榜先后任鄂东北道委军事部长、豫东南和皖西特委书记，红82师师长兼政委，是整个鄂豫皖根据地仅次于高敬亭的二号人物。

　　1937年初，何耀榜和皖西特委机关的同志们，冒着严寒和弥天大雪，黑夜里走进了大岗岭的深山老林。大岗岭在湖北和安徽两省的结合部，英山、霍山、岳西三县交界处。这里山峻路险，谷深流急，古木参天，浓荫覆蔽，虽屯兵10万，也不易发觉，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之地。

　　在用树枝临时搭好的草棚里，特委秘书徐文初拿着新近出版的《扫荡报》，凑近黯淡晃悠的灯光，向何耀榜诵读着有关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由于长年与世隔绝，山外发生的这些大事，何耀榜看不清楚，悟不明白。好久没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和高敬亭也接不上头，今后的工作该怎么办？

　　何耀榜想到了姜术堂，此人原在国民党军队内做兵运工作，后哗变投靠了红军游击队，对国民党方面的一套很熟悉，适合跑交通。何耀榜决定派姜术堂出去一趟，了解山外的情况。

　　姜术堂回来告诉何耀榜，西安事变释放了蒋介石，红军在西安设立了联络处。姜术堂取出一份报纸，把有关国共合作的消息念给何耀榜听。

　　关于国共合作，何耀榜倒听到过一些，也是将信将疑。得不到党中央的具体指示，他还是不能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何耀榜同特委委员徐文初商议，决定派姜术堂去西安，找到红军联络处，找到红25军，聆听中央的指示。

　　西安事变，蒋介石虽然被迫答应国共合作，但骨子里一心想消灭红军，消灭共产党。回到南京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暗地调兵遣将，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秘密“清剿”，并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统一指挥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队。

　　鄂皖边界的大岗岭和鹞落坪，成了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

　　为等候姜术堂，何耀榜带着警卫队和特委机关的80多名同志，在大岗岭至鹞落坪的山沟里，坚持了四天四夜，连附近的野菜都吃光了。就在他们处于最艰难的时候，国民党军第32师又全部开到鹞落坪、大岗岭修炮楼、筑工事，在一条条山沟，一座座山头仔细搜查。

　　一天晚上，从鹞落坪山上来了三、四个人。见到姜术堂，何耀榜十分激动。听了姜术堂的汇报，何耀榜让徐文初一字一句地阅读文件。这些文件是党中央书记处印发的，是对“西安事变”应有的认识，国共谈判的意义、办法和条件等。根据中央指示，国共合作谈判没有异议了，可鄂豫皖地区的谈判应由高敬亭决定。卫立煌的部队切断了皖鄂边区和鄂东的联系，如果派部队去找高敬亭，不仅来回要用相当长的时间，何况目前身边也没有部队可派。

　　大家的意见还是派人带着特委的报告去找党中央，请党中央派人前来指导。何耀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中共皖鄂特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他们找了一些明矾化成水，用毛笔在土法造的草纸上写下给党中央的报告，交给姜术堂，并派人护送他出封锁线。

　　不几天，高敬亭率红28军从鄂东北来到皖鄂边，何耀榜又喜又忧。喜的是，有高敬亭在，鄂豫皖红军的一些重大事项可立即确定下来。然后，高敬亭是否理解中央的指示？听说中央先后三次派人到鄂东北传达国共合作的精神，高敬亭将信将疑，最后竟然将他们杀害了。

　　何耀榜见到高敬亭，好长时间没说出话来。看着他突出的颧骨、深陷的双眼、疲惫的眼神，何耀榜知道在这次反“清剿”斗争中，高敬亭和大家一样，也吃尽了不少苦头。

　　“这是中央送来的指示。”何耀榜说着，把手中的文件递给高敬亭。

　　高敬亭接过文件，说道：“谈判可以，但不能投降。这个文件我看过。不过不是中央送来的，是鄂东北地方党组织送来的。

　　1937年7月15日，何耀榜以红28军代表的身份，开始与国民党方面接触。他以红28军名义给卫立煌写了份公函，提出双方进行谈判。便衣队员将这封特别的信函，送到附近的蛇形岗炮楼。

　　当天中午12点，何耀榜接到对方的回信：“高敬亭先生：我方愿意形成谈判，兹派我方代表前往蛇形岗炮楼接洽，请你们也最好派人到蛇形岗炮楼里来，作第一次交谈。这封信的下款是“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岳西办事处。”

　　谈判是红28军主动提出来的，红军有准备，对方没有准备，再说，蛇形岗离岳西县城抄小路也有45华里，岳西办事处即使很快地接到公函，也要有一番计议。高敬亭和何耀榜对于对方的快速反应，不可思议。

　　夏天的中午，天气炎热。在一间低矮的小屋里，高敬亭、何耀榜几个人坐在门板搭就的床铺上，身上的汗水不断往下流。大家都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

　　何耀榜谈了自己的想法：“既然谈判是我方主动提出来的，对方有了回应，应该非去不可。谈判就得冒风险，更不能怕牺牲。如今情况变化很快，要早点作出决定。

　　没有其它更好、更妥善的办法，大家就这样决定下来。

　　何耀榜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来到蛇形岗炮楼附近，在不远处的一座凉棚下坐下来，装着乘凉休息的样子，等待对方派人接头。一支烟没有抽完，炮楼里走出来几个人，来到何耀榜面前。为首的一人自我介绍他是本区的区长，姓李，并问何耀榜贵姓?

　　何耀榜站起来回答：“我是红军82师何师长的警卫队长，姓吴。”

　　李区长急忙返回炮楼，带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到凉棚下。此人姓赵，是岳西办事处的联络参谋。赵先生声言要见何师长，并说不见何师长，是不能够进行谈判的。赵参谋毫不掩饰地说，红军交一挺重机枪给500元，交一挺轻机枪给150元，交一把盒子枪给100元，交一把长枪给80元；红军的官，到他们那里来还当官；红军的兵，到他们那里当排长。

　　何耀榜气愤地问：“赵先生，你是奉谁的命令来谈判的呢！

　　赵先生回答：“奉卫督办岳西办事处的命令”。

　　何耀榜严肃地说：“这不是在谈判，是在做买卖。你回去问问卫督办，是真心谈判，还是假谈判?”赵参谋见“吴队长”不好对付，怏怏地说：“好吧，你回去告诉何耀榜，叫他不要走，我回去报告我们的长官。”

　　就在这时，李区长从炮楼里出来，小心翼翼地对赵参谋说：“方县长来电话，说卫督办有命令，不管在任何地区，如果高敬亭部发起谈判，当地的军队不得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能给他们麻烦。方县长还一再嘱咐，这是国家大事，事关重大。”

　　经过几天的协商和沟通，何耀榜受高敬亭指派，以红28军谈判代表的身份前往岳西县，与国民党卫立煌的代表开始面对面的交谈。7月20日下午5点，卫立煌与何耀榜通电话，答复了何耀榜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第一，他立即下令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就地停战；第二，红28军的集合地点，县城是不合适的；第三，红军集合后的番号，由两党中央决定；第四，红军集合后的供给问题，暂时由当地负责，以后仍由两党中央协商解决；第五，为实现谈判和停战，双方组成代表团，共同组织谈判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所有谈判中达成的协议，都要形成文字，由双方同意后签字。

　　从7月22日起，鄂豫皖地区国共双方停战谈判在岳西县北的上青小学进行。关于红军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双方争论的时间很长。经过几天的角逐争锋，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并举行了正式的签字仪式。

　　岳西停战谈判，是南方8省13支红军游击队最早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的局部停战谈判，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谈判过程中，何耀榜既体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又表现了必要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始终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坚守中原战略要地

　　1946年6月26日，举世瞩目的中原突围拉开序幕，全面内战由此爆发。这一天，组织上调何耀榜调任中原军区独立二旅副旅长，掩护军区主力和首脑机关向西转移。独二旅完成掩护主力西去的任务后，中共中央决定独二旅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坚守中原战略要地，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进入8月，敌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军几个师一齐扑来，独二旅处于国民党优势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独二旅突破了这层敌人的包围圈，往往又陷入另一层包围圈，伤病员和失散、掉队人员与日俱增。独二旅几位负责人只好各自为战，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天台山、老君山俗称东西大山，方圆五十公里。山的东北面是经扶县，南面是黄安县，西面是礼山县。自黄麻起义以来，这里一直是共产党人和游击队的重要活动区域。何耀榜进入天台山不久，独二旅又有几支被打散的队伍汇聚到这里。经人介绍，何耀榜才知道独二旅主力三次接近天台山，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张体学政委将各部改编为新四团，在大别山绕圈子。在敌人的残酷追堵下，独二旅失去团、营、连建制，各部分散游击，二三十人一股，完全便衣化。

　　何耀榜居住的山洞，坐落在对天河边的悬崖峭壁之上，泉水飞流直下，把洞口遮得严严实实。何耀榜风趣地说：“我们是水帘洞中的孙大圣，敌人到处吹嘘独二旅被打垮了，是造谣，是蛊惑人心。有我们这些人在战斗，独二旅就还存在，就没有垮。”

　　起初，腰磨冲的形势还不太紧张，虽有反动武装时常进山袭扰，往往朝发夕归，对游击队威胁不大。冬天来了，寒风刺骨，万木萧杀，国民党军队认为这是消灭游击队的最好时机，加紧封山“围剿”。天台山、老君山一带几乎变成了无人区。

　　长年钻山沟，爬山洞，立风雨，何耀榜关节染上严重风湿。入冬以来，雪中卧，冰上睡，病情陡然加剧。站立的时候，他需要依靠拐杖行走，紧要关头，只能靠警卫员背着转移。当时没有医药治疗，只能凭人的意志和体力，抵抗疾病的侵蚀和折磨。

　　1947年元旦即将来临，宣化店友人千方百计地躲过国民党军队的搜查，给游击队送来一条羊腿，几斤大米和一壶白酒。战斗在深山密林，冰天雪地的游击队能见到这些东西，凭添了一点节日的感受。

　　一盏小油灯在山洞里忽明忽暗地闪烁，驱赶着周边的黑夜。何耀榜两手揉搓着双腿，乐观而自信地说：“敌人天天叫嚷要消灭共匪，我们不但没被消灭，反而成了山上的神仙。元旦到了，新的一年来临了，北方的形势发展很快，华北打了几个大胜仗，我们这里的形势也经开始转变。大家说说，游击队最近又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有人说，黄安游击队在徐锡煌的带领下，处决了十多个反动分子。他们在处决反动保长蔡春舫后，留下了一副对联：蔡春舫为非作歹，罪有应得；共产党游击如神，谁敢胡来？此后一个多月，福德桥一带无人敢出任保长。

　　有人介绍，国民党经扶县县长李建纲，抓不到游击队员，就把游击队员的家属抓去拷打。游击队大队长邱进敏给李建纲写了一封警告信：“李建纲：新四军抗日有功，你们发动内战，有种的硬刀硬枪地干。为什么拷打群众，拷打家属？警告你，你的家属我们也不是不能去。马上把游击队的家属放了！谁投降谁，走着瞧吧！”李建纲知道游击队的厉害，收到邱进敏的警告信后，很快找了一个借口，把关押的革命群众和游击队员家属全部释放了。

　　大家围在何耀榜身边谈笑风生，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凌晨五点，警卫连长陈义德早早起来，在腰间系了一根草绳，然后搬开石头，走出洞口。陈义德在洞口东查西看，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在原来做饭的地方，支起锅灶。他把米倒入锣罐，点燃木柴，只见一声枪响，子弹打穿锣罐，米水汩汩地外流。敌人发现目标，嗷嗷直叫，向洞口扑来。游击队听到枪声冲出洞口，组成扇形火力网，封锁着上山的通道，小郭背着何耀榜从后山转移。

　　敌人上来了，发现几具尸体，惊叫起来，“何耀榜被打死了。”

　　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挂在礼山县黄陂镇前的一颗大树上。兵丁们敲锣打鼓，四处叫喊：“何耀榜被打死了，现悬首三天，镇上的百姓都要去看。”

　　当天下午，中队长刘朗山被72师驻黄陂站的一个团长叫到了办公室，双方为这颗人头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双方最后商定：何耀榜的人头先在黄陂站悬挂三天，然后送河口示众，最后由72师军法处送往武汉。

　　国民党军为这颗人头争功邀赏，共产党的游击队为这颗人头焦虑不安。在三角山地区活动的马友才游击队，听说何耀榜被害了，队员们强烈要求抢回这颗人头。马友才明白，敌人看管很严，硬抢得不偿失，可他很难说服身边的同志，当天晚上就带着游击队摸到北岩村了解情况。

　　在山上烧柴炭的余老大告诉马友才，何耀榜居住的山洞确实遭遇了袭击，牺牲了几个同志，可何耀榜没有死，在大家的掩护下转移到了对天河的石家洼。第三天晚上，游击队的标语出现在宣化店、禹王城、黄陂站的大街小巷。

　　国民党军第72师叫嚣要消灭共产党的游击队，可半年时间过去了，收效甚微。为蛊惑人心，他们向上邀宠：鄂东北的共产党和游击队基本上被消灭，要求召开反共胜利大会。经扶县参议员、礼山、经扶、黄安三县联防指挥部副指挥杜定廉投其所好，想把头功抢在手里，决定在自家门前的广场上唱戏三天，以示祝贺。

　　得此消息，何耀榜沉默了好一会。我们四处出击，惩处反动分子，而这个杜定廉竟然目中无人，公然挑鲜。不打击杜五疯子的嚣张气焰，其他民团会一一仿效，影响极坏。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完整的偷袭方案在何耀榜的胸中逐步形成：派几名突击队员深入虎穴，干掉杜五疯子，游击队在外牵制敌人，负责接应。战斗小组事先作好调查研究，了解敌人的内外部署，详细研究应变方案。

　　除掉了杜定廉，国民党控制的宣传机器大呼小叫，也惊动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原来，独二旅几位负责人陆续回到延安之后，向中央报告了鄂豫边根据地失守的情况，毛泽东感到十分惋惜。这次，毛泽东从国民党的广播里听到杜定廉被打死的消息，断定大别山的游击队还在顽强地坚持战斗，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要求在延安的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尽快派人联系，并要求一定要坚守住这一战略支点，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主力部队就要挥兵南下。

　　一个月后，郑位三派人到达天台山，向何耀榜传达中央的指示：成立大别山工委，迎接主力南下。5月中旬的一天，大别山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何耀榜为书记，刘名榜为副书记。

　　进入8月，八路军过黄河的消息，象风一样传播开来。与游击队有统战关系的朋友给何耀榜送信，刘邓大军就要到达大别山了。不几天，何耀榜收到刘邓大军六纵政委杜义德、副政委鲍先志和原新四军五师老战友任仕舜的联名信。大家喜上眉梢，精神倍增。

　　“胡金山，通知各游击队迅速向鸡公寨一带集结；谭振彪，通知各工委成员到这里开会。”大家带来同样的消息：大军南下了，很快就要到达大别山。

　　何耀榜领导的游击队千方百计地争取与南下大军取得联系，刘邓大军也在积极主动地寻找当地的游击队。刘邓大军一跨过淮河进入大别山，随即迅速展开。邓小平政委发出指示：大别山有游击队在坚持战斗，要特别注意与之联系。

　　9月2日，何耀榜率领的游击队与刘邓大军一部在七里坪会合。从此，各支游击队汇入刘邓大军的滚滚洪流之中，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部回忆敢为人先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采纳了何耀榜的意见，同意他不担任具体工作，静心休养。1956年夏，湖北军区安排何耀榜到上海休养，同时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参观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

　　在华东医院，何耀榜开始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当时，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在南京军事政治学院学习。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组织编写红军时期各支人民军队战史资料的要求，诞生于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红25军已经开始组织人马，讨论方案，收集材料。然而，红28军的老战士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是否编写红28军战史，如何编写红28军战史，大家私下议论开来，形成几种不同的意见。

　　由于抗战时期高敬亭被错杀后未予平反，红28军的老战士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人横加指责，有人讳而忌医，有人心甘委屈，有人据理力争。听说何耀榜在上海华东医院休养，几位老战友一同来到上海，专程找何耀榜商量。

　　何耀榜对红28军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如指掌，认为红28军是党领导的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在南方八省十三支游击队中，是唯一一支成建制的红军部队。红28军人数最多，武器最好，牵制和消灭敌人最多，历史功绩不应抹杀。

　　然而，如何摆正和处理红28军与高敬亭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有一定的难度，弄的不好就会发生政治偏差，出现政治风险，有人甚至担心会戴上“为高敬亭翻案”的政治帽子。

　　几个人讨论来商量去，不能作出决断。老战士蔡炳臣十分着急，他认为何耀榜不在工作一线，熟悉红28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先由他撰写几篇回忆文章，看一看当时的政治反应。

　　大家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何耀榜也欣然同意。

　　于是，何耀榜开始忙碌起来了。思绪驰骋在历史的天空，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戎马岁月，回到了凄风苦雨的战争年代。他的记忆力人相当惊人，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当年的历史过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清晰地展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他觉得仅仅写几篇回忆文章分量不够，容量也不够，不能反映历史的全?，更对不起自己死难的战友。他要把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毫无保留地反映出来，把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一一记录下来。

　　何耀榜的想法得到了妻子陈苏波的热情支持。俩人齐心协力，一个口述，一个记录，后来风靡全国的《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就这样在病房里和轮椅上启动了。

　　在华东医院两个多月，几万字的回忆材料整理出来了。根据何耀榜的要求，陈苏波将资料打印后，送红28军老战友中传阅，征求意见。大家看后反映不错，均表示支持，并要求尽快把这本回忆录整理出来。

　　回到武汉后，何耀榜继续充实自己的回忆资料。完整地反映大别山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不能不提到高敬亭。高敬亭是红28军的核心人物，如何反映他的历史功过，何耀榜犯难了。如果把高敬亭说得一无是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满足老战友的心愿，更是对红28军历史的侮辱，战友们自然不能接受。如果过高地渲染和反映高敬亭的历史功绩，当时的政治环境通不过。他只能尽量地回避，必要交待和说明时，也只能有褒有贬，有抑有扬。

　　何耀榜对妻子陈苏波说：“高敬亭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他像一只老母鸡，把红28军紧紧地裹在一起，功不可没。他不分轻重，杀人无数，伤害了许多自己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可当时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却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而投敌叛变，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起，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战争年代，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能把过错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

　　在当时，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高敬亭，实属难能可贵。这其中既包含着两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也有他本人不计恩怨，大局为重的宽广胸怀；更融入了他尊重历史，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

　　工人出版社得知何耀榜写作回忆录的消息，派人来武汉联系，洽谈书稿出版事宜，获取了此书优先出版的权利。书稿完工后，一年多过去了，工人出版社不仅没有出版此书，也没有关于此书的任何回音。出版搁浅了，何耀榜分析可能与高敬亭的问题有关。

　　就在这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位负责同志从《红旗飘飘》上看到一篇回忆文章，提到红28军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谈判的情况，出现了“何耀帮”的名字。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准备组织出版一批书籍，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认为这篇文章意犹未尽，很有挖掘价值，把目光锁在了“何耀帮”的身上。

　　“何耀帮是谁？经历如何？现在何处？”当时许多人并不知情。青年出版社经过调查考证，确认“何耀帮”就是何耀榜。他们认为何耀榜长期坚持大别山的武装斗争，在鄂豫皖边家喻户晓，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当时，电影《五更寒》正在全国各地上演，获得了感人的艺术效果。该片描写解放战争初期，我正规部队撤离中原解放区后，县委刘书记率领大别山地区的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情景。他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艰难和困苦，与敌人、叛徒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一直坚持到革命胜利高潮的到来。该片客观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历史环境，而主人公刘书记??刘拐子，就是根据何耀榜、刘名榜的生活原型塑造出来的。

　　一条条有价值的信息汇聚到社长的案头，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浓厚兴趣。他们认为何耀榜是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的一杆红旗。在人民军队里，他是红25军的团长，红28军的师长，新四军的旅长；在地方，他是特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工委书记，是不可多得的传统教材。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湖北省委联系后，派人前往武汉。他们得知何耀榜在妻子陈苏波的帮助下，已整理出一本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惊喜万分。

　　《大别山上红旗飘》是第一本反映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录，也是建国后老同志撰写的第一本回忆录。看完留存的底稿，他们认为特色鲜明，真实细腻，情节曲折，生动感人，对青少年很有教育意义，于是迅速返回北京，向出版社负责人汇报，并积极主动与工人出版社联系。

　　正如何耀榜所料，书稿在工人出版社搁浅，是因为涉及到高敬亭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现了两种声音，社长也犯难了。事件到了这一步，总不能半途而废。社长鼓起勇气，大胆地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写信，并将何耀榜回忆录底稿呈上，请求指导和指示。

　　红军时期，邓子恢坚持了闽西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对当时的苦难环境了如指掌，对共产党人的顽强意志感同身受。抗战初期，邓子恢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是当年冤杀高敬亭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

　　青年出版社焦虑地等待着，不久收到邓子恢副总理的批示：同意出版。

　　1959年7月，建党38周年之际，建国10周年前夕，《大别山上红旗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该书首印五万册，不到一个星期，一抢而空。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18万册，仍是供不应求。各新华书店排满了长长的队伍，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以阅读此书为荣，拥有此书为幸。为满足社会需求，广西、河南、辽宁三家人民出版社各再版五万册，也销售一空。

　　《大别山上红旗飘》，向人们展示了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展现了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精神风貌，教育和影响了共和国一代又一代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