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光辉的革命业绩 宝贵的精神财富

　　彭希林

　　红安，原名黄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23年红安建党到1949年解放，英雄的红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奋战了26个春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我们及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艰 苦 的 革 命 历 程

　　黄安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亲自点燃的。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董必武由上海回到武汉，以一年前在武昌涵三宫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为基地，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指导革命运动。在董必武的亲切关怀下，黄安许多青年学生陆续进入武汉中学，以及与该校有密切联系的省立第一师范、政法大学、女子师范、启黄中学、共进中学、中华大学附属中学等学校学习。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董必武、陈潭秋的教育培养，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董贤珏、王鉴、雷绍全、张培鑫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仆、王文凤等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冬，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召集黄安籍党员学生开会，亲自组建了黄安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党的黄安工作组，随后又将工作组派回黄安，把革命的火种直接撒播到黄安大地，从而揭开了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序幕。

　　大革命时期，黄安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全县10个区210个乡均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入会民众达5.6万余人。在农民运动中，广大农民怀着满腔的怒火，向直接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为了使土豪劣绅得到应有而又合法的惩治，中共黄安县委抓住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依照湖北省党部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的规定，在七里坪南庙创设了革命法庭，先后依法审判了40多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这个法庭后来经全国著名法学界人士考证，认定为中国第一个基层革命法庭。在农民运动中，斗争最激烈的七里、紫云、高桥等区，地主阶级的基层政权被摧毁，农民协会实际上成为农村革命政权。与此同时，党为了保卫农民运动的成果，推动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先后组建了三堂革命红学和农民自卫队、农民自卫军等农民武装，并领导他们同豪绅地主阶级及其武装红枪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城内外到处张贴着国民党的通缉令，悬赏捉拿参与领导黄安农民运动的92名共产党员，其中第一名是黄安革命的播火人董必武。

　　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又一批革命者站起来。1927年8月，以郑位三、戴克敏、吴焕先、陈定侯、戴季英为首的中共党员在七里坪秘密开会，重组了黄安县委。新县委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在县北领导农民自卫军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

　　同年9月，黄安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率领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和七里、紫云、高桥、桃花等区数万农民群众，举行了“九月暴动”，第一次向广大农民提出了党的土地革命的口号，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复辟活动。随后又联合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和乘马、顺河等区的农民群众，在黄麻特委的统一领导下，于11月13日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4日攻克黄安城，全歼城内反动武装，活捉国民党黄安县长贺守忠及其他反动军政人员，把土地革命的红旗胜利地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随后，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黄安城宣告成立。

　　12月5日，国民党军十二军教导师向黄安城发起突然袭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奋力突围。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和 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刘光烈等200多名将士不幸战死，解放了21天的黄安城又重陷敌手。12月下旬，鄂东军余部72人在黄安紫云区闵家祠堂集合，由副总指挥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和黄安县委负责人戴季英率领，有计划地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木兰山周围开展游击活动。

　　鄂东军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在黄安县进行血腥屠杀，数十名共产党员和数以千计的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根据县委留下的指示，吴焕先、王秀松、赵赐吾、田开寿、詹献庭、李先念、熊邦山等10多名革命骨干，分别在七里、紫云、高桥、桃花、二程等区，领导广大群众坚持斗争。

　　1928年4月初，盘踞在黄安北部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军教导师同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撤回河南。工农革命军乘机返回黄麻起义区，举行“二次暴动”，消灭和驱逐了上戴家、檀树岗、长塘边等地的地主武装“清乡团”和民团。5月，黄安县委和第七军领导人在紫云区檀树岗乡清水塘村举行会议，决定开辟柴山保，并以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的光宇山、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等地为活动中心，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以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黄安县委和红军一起，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斗争，打开了柴山保地区的局面，开创了鄂豫皖地区第一块红色区域--黄（安）麻（城）光（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春，红军在地方革命武装赤卫队、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歼灭了仙居、高桥两区的“清乡团”，拔除了对黄安革命危害最大的仙居区熊家畈、涂家湾地主围寨。随后，地方革命武装又一鼓作气，将“铲共会”、“仁义会”、“红枪会”、“黄枪会”、“金枪会”等地主武装消灭或驱逐出境。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黄安地方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县委、县农委（后改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各区、乡、村党政组织相继建立，雇农工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袭击队、特务队等地方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日益高涨。黄安成为鄂豫皖地区建立最早、最完整、最红火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夏至1932年春，黄安军民全力以赴，配合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会剿”和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将黄安南部和黄陂北部合并组成陂安南县，李先念担任该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2月23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军民的积极配合下攻克黄安城，夺取了黄安战役的胜利。鄂豫皖中央分局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伟大胜利和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宣布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红安革命斗争转入极端困难时期。敌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在“血洗黄安”的口号下，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庐舍为墟。仅平头岭一次，即有两千多名红色群众遭枪杀。敌人的血洗火烧吓不倒英雄的黄安人民。一些在反“围剿”中被打散或因伤掉队的黄安籍红军战士，纷纷冒死归队，加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继续参加反“围剿”斗争；许多中青年要求拿起刀枪，为死难的亲友和群众报仇，县委将他们吸收进来，以独立团为基础，扩编成1500余人的县独立第七师。在县委的领导下，县独立第七师配合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及其边界地区打击敌人，先后取得了郭家河、九龙缠顶、潘家河等战斗的胜利。二程、仙居等区的党组织，还组织了小股便衣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持斗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黄安的革命形势更为严峻。县委和鄂豫皖省委、鄂东北道委经常活动的地方--七里、紫云、仙居等区，这时也处在敌重兵的分割包围之中。为了配合重建的红二十八军打击敌人，长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县委根据红二十五军西征前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留下的指示，以其主要精力，大力发展便衣队，积极开展“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便衣队在县委和各区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至1936年春，先后恢复了3个白色区、27个白色乡的群众工作，便衣队亦由原来的两个发展到22个。后来，便衣队虽然在敌人的移民并村和倒林搜山中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县委及所属七里、紫云、仙居、二程、城区等5个区的区委，仍保存有10多个队共140余名队员。各便衣队在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敌人的反复“清剿”，夺取了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黄安县委的推动下，黄安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黄安县非常时期宣传委员会，农民、青年、妇女抗敌后援委员会，各界人民抗敌联合会，文化行动委员会等抗日团体和组织相继成立；“一切为了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一批批青年奔向鄂东抗日斗争的大本营七里坪，奔向抗日战场。

　　1938年10月27日，黄安沦陷。日本侵略军的奸、掳、烧、杀，给黄安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共黄安县委（工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黄（安）麻（城）经（扶）中心县委和鄂东地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黄宏儒、吴彩藻、郑维忠等同志的不懈努力，在日伪据点的缝隙中，先后开辟了（黄）陂（黄）安南、（黄）安麻（城）、（黄）安礼（山）三块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党组织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和独立自主的原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将李愈友、杨鼎新等一批有声望的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推荐到抗日民主政府和参议会中任职，同时将数十名愿意抗日的国民党乡、保长留任原职，使党的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更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与此同时，各根据地还组建了独立营、独立连、县大队、区中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在本地执行保卫根据地任务的同时，积极配合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军分区部队，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对黄安及其边县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陂安南、安礼、麻城县抗日武装配合军分区部队，收复了伪黄安县政府驻地、境内最大的日伪据点--河口镇，生俘汉奸、伪县长韩子钊和伪县大队副大队长涂子敬以下官兵300百余人，日军20余人逃往黄陂县城。至此，黄安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国民党黄安县大队与蒋军密切配合，侵占了黄安东南大部分地区。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陂安南、安麻、安礼三县党组织就当地武装冲突等问题，主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并释放了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但国民党当局毫无和谈诚意，一边谈判，一边进行武装挑衅。地方革命武装根据自卫原则，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力还击。其中，安麻地方武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即将黄安、麻城、经扶三县边界地区国民党乡保队的200多个碉楼一扫而光。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按照党中央预先批准的计划，分路举行突围，胜利地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帷幕。

　　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军出动一个正规旅，对黄安和邻近地区进行反复“清剿”，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的火焰；以特务头子高维钧为组长的“黄安县清乡行动小组”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一面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面进行政治诱降，气焰极为嚣张。

　　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在白色恐怖下，复员回乡的中共党员、原一军分区后勤处长徐锡煌等，于1946年7月在天台山重建了黄安县委（后改为工委），并成立了游击队，肩负领导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担。1947年9月初，黄安工委及其游击队与刘邓大军会合。10月初，县游击队配合中原独立旅攻克黄安城，歼灭国民党少将、湖北省政府军事观察员邹晓轩以下100余人，活捉高维钧和省保安总队及黄安县保安团官兵400余人。随后，恢复了黄安县委，建立了黄安县爱国民主政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大队、区中队相继建立，七里、紫云、金牛、三角、大有、龙山、高桥等区的工作局面逐步打开，广大群众积极投入重建解放区的斗争和支援刘邓大军作战，全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

　　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黄安革命斗争复又进入游击战争状态。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县委决定撤销区级建制，将党政干部和区中队统一编入县大队。后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了三个武工队。在以后的岁月里，县大队配合军分区部队，夺取了张大包等重大战斗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到1949年3月，县境内敌乡公所及其武装全部被歼。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先遣队进入黄安县境，黄安县大队同先遣队一道开进黄安城，黄安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由北郊的王亮村迁入城内。至此，黄安全境获得解放。

　　从黄安建党到全县解放历时26年。26年来，黄安人民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走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历程。26年来，黄安党的组织一直存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革命的红旗始终未倒。为了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业绩，1952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决定将黄安县正式改名为红安县。

　　巨 大 的 历 史 贡 献

　　在26年的艰苦斗争中，红安人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概括起来有6个方面。

　　一、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开辟和保存了一块赖以生存发展的坚实基地，即黄安革命根据地。在这块基地上，先后诞生了5支革命军队：

　　第一支是黄麻起义胜利后由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地区创建的第一支革命军队。黄安县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路，麻城县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路。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刘光烈为副总指挥，吴光浩兼第二路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军党代表，刘文蔚为第二路党代表。全军共300余人。

　　第二支是1930年4月在紫云箭厂河由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下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共5000余人。

　　第三支是1931年11月7日在七里坪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方面军总兵力近3万人。

　　第四支是1932年11月30日在紫云区檀树岗重新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下辖两个师和一个特务营。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全军约7000人。

　　第五支是1938年2月在七里坪由红二十八军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高敬亭为司令员，林维先为参谋长，肖望东（不久由戴季英接任）为政治部主任。全队共3100余人。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黄安这块革命基地还是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的主要立足点。红军、新四军、解放军先后在这里发起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31年11月10日发起至12月23日结束的黄安战役。这次战役是徐向前亲自指挥的，共歼敌1.５万余人，活捉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一部，为鄂豫皖工农红军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

　　这块基地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鄂豫皖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常驻地。基地的核心在七里坪。1930年2月，七里坪改名为列宁市。这是中国第一个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集镇。七里坪东、南、西、北门分别命名为二七门、八一门、十月门、五一门，小北门命名为光浩门，小南门命名为南一名，河街（紧靠便水河的一条街道）命名为彭湃街，中街命名为杨殷街，南街命名为正红街，以纪念二七大罢工、八一南昌起义、苏联十月革命、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吴光浩、张南一、彭湃、杨殷、顾正红等著名革命烈士，同时还创办了列宁小学。七里坪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都。在七里坪地区和黄安南部，先后驻扎的党政军机关有：中共鄂豫边特委，鄂豫边革命委员会；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红一军军部；鄂豫皖特委，红四军军部；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鄂豫皖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鄂豫皖省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军部，红二十八军军部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驻扎过鄂豫皖特委，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等指挥机关。

　　在这块基地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召开过许多次重要会议。其中影响最大的会议有5次：第一次是1930年4月的箭厂河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中央派来担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的郭述申主持召开的。会议组成了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统一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箭厂河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第二次是1930年12月召开的七里坪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中央派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的曾中生主持召开的。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领导和反“围剿”斗争问题，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反“围剿”斗争的方针，为夺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是1932年10月10日的黄柴畈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主持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鉴于敌军重兵云集根据地内，红军在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暂时转移到外线作战，以调动和歼灭敌人，待机打回根据地。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转到外线作战。但由于敌重兵的围追，红四方面军无法实现打回根据地的计划，被迫西行转战，进入川陕边界，经过艰苦的斗争，在那里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第四次是1932年11月29日的檀树岗会议。这次会议是鄂豫皖省委召开的一次最高军事干部会议，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分析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的形势，决定统一军事组织的指挥，重建红二十五军，独立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而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斗争力量分散和局面混乱的现象，开始了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的新时期。

　　第五次是1933年10月16日的紫云寨会议。这次会议是鄂豫皖省委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会议分析了七里坪战役和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失利的教训，决定转变斗争方针，以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和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决定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向党中央汇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情况并请示工作。会议的决议对以后的斗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块基地上，鄂豫皖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在紫云区聂家祠堂创办了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和彭杨军政学校，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培养了1000余名连级以上的基层党政军干部。抗战时期，中共湖北省工委和临时省委，先后在七里坪附近的秦氏祠堂等地举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又称“抗日干部训练班”）、青年训练班、党员训练班，共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他们中大部分于1938年3月随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皖东抗日，其余参加了鄂豫边抗日战争的准备与发动工作。这时的七里坪继承和发扬了红都的本色与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鄂豫边区发动、开展敌后抗日济南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党中央对红安这块革命基地非常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8年12月，中央在写给湖北省委的信中，称红安是“工作有数的好地方”，是“湖北的海陆丰”。毛泽东主席称赞红安人杰地灵，勉励全县人民“保持红安永远红”。1983年11月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在为《红安县革命史》题词中，称红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这是红安革命前辈们的光荣，是红安全县人民的光荣。

　　二、为中国共产党指导鄂豫皖乃至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红安人民敢于斗争，勇于探索，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由上级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地区介绍、推广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黄麻起义的经验。黄麻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主要是以刀矛武装起来的农民，没有正规军参加，武器极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居然打开了县城，歼灭了驻守在城内的反动武装，夺取了起义的胜利。其经验主要是组织严密，动员深入，行动快速，斗争坚决。黄麻起义的胜利和经验给鄂豫皖边界地区党组织以重要启示：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代表着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凝聚力；农民要获得土地和解放，不但必须而且能够自己起来夺取和掌握政权；只要精心组织，努力斗争，并在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等方面采取得力措施，即使没有正规军参加，暴动也能获得成功。1929年爆发的豫东南的商（城）南起义和皖西北的六（安）霍（山）起义之所以一举成功，与黄麻起义的胜利影响和经验指导是分不开的。

　　二是创建根据地的经验。革命武装必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将因此失去依托而陷于失败。怎样去创建根据地呢？毛泽东亲自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并给各地正在探寻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革命武装指明了前进方向。在鄂豫边地区，以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为代表的红安革命领导人同吴光浩等人一道，在远离中央、信息不灵的情况下，从本地实际出发，率领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创造性地摸索出了一条同井冈山道路相似的路子，成功地开创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黄麻光革命根据地。其经验主要有两条：（一）选择有利条件较多的地方作为工农武装屯驻和开辟工作的处所。柴山保为鄂豫两省和黄麻光三县边界地区，无敌正规军驻扎，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且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当地群众有一定的革命基础，并与黄麻起义区靠近。有利条件的确较多。（二）采取符合当地社会和政治情况的正确政策。如：为了有利于分化敌人和逐步提高群众觉悟，实行减租减息而不急于分配土地；明确规定“为绅不劣和有土不豪者不杀”，以稳定并争取中小地主，减少革命的阻力；对当地最大的一股土著武装，利用其同军阀部队和某些地主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不与革命为敌；对地主武装红枪会，选派一些忠实同志打入其内部，教育和争取会众，逐步孤立和排除上层反动分子；对于反革命的首恶分子，则坚决予以镇压；对周围的国民党军队，通过做士兵工作，争取了一个连的士兵的哗变。在群众工作方面，先派熟悉情况（与当地有亲戚关系）的党员深入群众中进行串联，积极建立农会、穷人会、姊妹会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工农革命军以严格的纪律和模范的行动来影响群众，赢得群众的拥护。这些政策和措施，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更不是在洋楼房里想出来的，而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由于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人在创建根据地中有着特殊的贡献，因此被人们誉为“山沟里的土马克思主义者”。

　　三是游击战争的经验。根据地初创时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极大。革命武装要在斗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工农革命军成立后，戴克敏、曹学楷等同志在带领这支弱小的部队开展游击活动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经验，创造出“昼伏夜动，声东击西，远袭近止，绕南进北”的游击要诀，和会跑、会打、会集、会散、会进、会退、会知、会疑的“八会”战术。1929年11月，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主要领导人徐向前结合自己到鄂豫边半年来指挥三次反“会剿”斗争的经验，同戴克敏一道将原来创造的游击要诀和战术等加以总结概括，形成了7条作战原则，即：（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7条作战原则写进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它对鄂豫皖工农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作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内容还被毛泽东采纳，吸收到他的军事著述中，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

　　四是分化瓦解枪会的经验。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枪会很多，如红枪会、黄枪会、绿枪会、金枪会等不下10种。这些枪会原本是农民武装的自卫组合，革命兴起后被豪绅地主利用，对革命的危害极大。黄安县委在创建根据地、恢复和发展地方工作中，鉴于红枪会堂数和人数最多，指示各区委在坚决打击少数最反动红枪会的同时，对绝大多数红枪会则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各区委在实际斗争中各显神通，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县委将这些经验归内为6条：（1）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红枪会内部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其群众；（2）利用红枪会与红枪会、学东（红枪会又称红学，学东即为红学首领）与学东之间的矛盾，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顽固分子，瓦解其组织；（3）打开红枪会所在的乡村时，“须用抚慰队抚慰红枪会的家属，绝对禁止烧杀”；（4）对红枪会的宣传，“只反对其领袖，不能反其组织”；（5）对普通会众“不可杀戮”，对反动首领，“杀戮前必须向群众宣布其罪状“，以争取会众的觉悟；（6）在赤白对立的地方，对红枪会“以不单纯用武装解决为原则”，尽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后来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将上述6条，连同其他地方所创造的成功经验，作为党对一般枪会组织进行瓦解的基本策略，写进了《群众运动决议案》，指导边界地区的“枪会运动”，收到了显著效果。

　　五是组织便衣队的经验。便衣队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在敌人的疯狂进攻和血洗火烧面前，黄安二程区委和仙居区委最先摸索创造出来的一种对敌斗争形式。其特点是：（一）3、5人一队，队员身藏短枪、匕首，灵活机动，不易被敌军发现，而最易发现敌军，最善于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二）所有队员均是当地人，熟知民情、地形，随时可以得到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三）集党政军于一身，便衣队既是当地党的区委（工委）或支部，又是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和军事组织。便衣队成立后，在开展“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为红军筹粮筹款，搜集敌人情报，偷袭敌人的据点、碉楼，捕捉反动分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鄂豫皖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对便衣队的对敌斗争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它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后来，郑位三以鄂东北道委书记的身份，在卡房举办便衣队训练班，向鄂东北各县推广这个经验。

　　便衣队的出现，为党在恶劣环境下领导群众坚持长期斗争闯出了一条新路子，给正在为扭转根据地危急局面而思索对策的鄂豫皖省委打开了思路。省委书记沈泽民在1933年11月10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现在最有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省委“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在省委的领导下，便衣队迅速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由此出现转机，局面大为改观。

　　红安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还有很多。这些经验是红安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红安人民为自己能创造出这些对推动鄂豫皖乃至其他地区革命斗争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经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三、组织了数以万计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县委的组织领导下，红安人民前仆后继，踊跃参军参战，多次掀起了拥军参军热潮。其中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参军热潮有4次。

　　第一次是1929年夏到1930年秋。根据地建立不久，便接二连三地遭到敌人的“会剿”。红军在反“会剿”斗争中需要不断补充兵员，扩大队伍。黄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向全县发出“参加红军、拥护红军”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自动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招募处报名入伍的群众络绎不绝，仅檀树岗红军招募处有一天即招收了800余人。

　　第二次是1931年秋至1932年春。这次热潮始于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报名参军者更加踊跃。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高桥区庙咀湾召开“扩（大）红（军）大会”，当场就有300多名青年报名入伍。随后，他们在县苏主席李先念的带领下，全部编入红四军。在此期间，七里区的王锡九、郑必高和紫云区的程维德、戴世英、马鞍山、来家河等村，参军者均在50人以上。有许多家庭除老幼外全家参军，如天台山吴彩藻一家即有10人参军。七里、紫云、高桥、桃花和二程、仙居等区，兄弟几人同时报名入伍、父子数人一起报名参军的家庭比比皆是。

　　第三次是1941年新四军第五师成立前后。为了开辟、保卫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打破敌顽夹击，红安各地青年积极参加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县大队、区中队和各乡村民兵成批地编入新四军。

　　第四次是1947年9月至1948年2月。这期间正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重建解放区，扩充武装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尽管各地的青年人所剩不多，但群众参军的热情很高。1947年9月至11月，仅七里、紫云、金牛三个区报名入伍的农民群众即有546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红安参加红军的工农群众约6.5万人，参加新四军、解放军的约6000人。总的状况是：在全县的工农群众中，青年人几乎都参加过革命队伍，打过仗；中老年和妇女、儿童绝大部分做过革命工作。正如当年流传的歌谣所唱的那样：“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四、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革命战争把勤劳、勇敢、朴实的红安人推上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舞台，使红安成为一片英雄辈出的红土地。从红安输送到革命队伍的数万人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人才。经过20余年的浴血奋战，他们中绝大部分同志牺牲了，其中包括11名省军级干部。80多名地师级干部，400多名县团级干部。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县健在的红军老干部只有600多人。这些同志都是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战争年代，他们东征西战，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殚精竭虑，再建功勋。他们中有2人任过国家主席，有3人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5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有12位中共中央委员（其中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有4位中顾委委员，有3位中纪委委员。此外，还有10人任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有12人任过大军区司令员或政治委员，3有任过军兵种司令员（主任）、政治委员，有17人任过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或顾问，有24位兵团级干部，130多位省军级干部。他们中有一名军事家，有8人被授予上将军衔，有10位被授予中将军衔，有43位被授予少将军衔。共有61名将军。是全国授衔将军最多的县份。一个县出了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了这么多将军，出了这么多高级干部，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五、为革命捐献了难以数计的生活物资。红安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基地和摇篮之一，是红军、新四军、解放军的良好立足点，是休整部队和安置伤员的最佳场所。无论是作战还是休整、养伤，都需要大批的粮食衣物及其它生活用品。红安人民把向红军、新四军、解放军捐献物资看成是自己的应尽义务，争着献粮献衣，抢着照料伤员，从不含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安绝大部分家庭都挂着“拥军袋”。每当做饭时，群众都习惯地从准备下锅的米中抓几把装进袋里，积攒起来，准备捐献给红军。儿童团员和少先队员也都缝制了自己的“拥军袋”。他们的口号是：“每日抓米一把，预备送给红军吃！”红军来了，各乡、村苏维埃政府选派代表将群众捐献的粮食、衣物集中起来，装筐扎彩，敲锣打鼓，前去慰问。慰问品除了粮食、衣物外，还有猪、羊、鸡、花生、布鞋等，总之，应有尽有。对伤员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红安的七里、紫云两区是红军总医院及其分院的所在地，伤员最多时达1000余人。上戴家、戴世英、程维德、程维宪、郑必高、姜家岗、檀树岗、莲花背、黄家畈、箭厂河等村都安置过伤员。有的村刚将治愈的一批伤员送走，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又接着而来。曾任红军医院院长的林之翰回忆说：那时，红安群众对红军伤员特别好。伤员住在哪家，哪家的老乡就主动照料他们。没有住上伤员的村子，很觉得过意不去，就自动组织慰问队，什么“军属慰问队”、“政府慰问队”等，名称繁多，反正总想多来看望几次自己的亲人。一个月至少要来两三次。带的东西也花样翻新，有花生、鸡蛋、肉、鱼、鞋、袜等。

　　对红安的拥军工作，上级党和政府曾多次给予表扬。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黄安群众对于红军都是非常拥护的，到处都有农妇替红军缝衣做衣做鞋等，昨天军委还接到七里区送的一百双鞋子，乡间的老太婆甚至将好吃的小菜留起来，说等红军来送给他们吃。”同年春，鄂豫皖边特委给党中央的报告说：“群众对红军的认识，都认为是自己的武装，所以红军到某一处，群众结队成群的去慰问，送东西送鞋，对红军异常热烈……红军去赤区吃饭，都是苏维埃内农民负担。……伤员吃的糕、果等物是群众送去的，堆积吃不完。”

　　红安人民究竟为革命捐献了多少物资，因缺乏资料而无从查考，但我们可从下述两例窥见一斑。一是1947年冬至1948年春约3个月时间，仅七里、紫云、金牛三个区，向刘邓大军共捐粮100万余斤，布鞋2万双，棉衣万余套，柴草300万斤。这个数据是当年在红安地方负责拥军工作的同志经过座谈回忆提供的。二是黄安战役期间群众的捐粮情况。当时参战的红军部队近2万人，战役进行了43天，战后部队在当地休整了10天，总的概念是2万人在红安生活战斗了53天。如果按每人每天1.5斤粮食计算（当时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尽最大努力让红军吃饱），至少需要159万斤粮食。这些粮食都是红安人民捐献出来的。在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类似这样或比这个规模稍小的战斗在红安共发生了20多次，大部队休整10多次，小部队战斗成百上千次。由此可见，红安人民群众捐献的物资真是多得难以统计。

　　六、为革命献出了14多万英雄儿女的宝贵生命。秦绍勤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宁愿剖膛挖心；张豪金牢记入党誓词，宁可砍头不叛党；夏国仪、戴醒群为了保护战友，宁可凌迟处死……红安在大革命前有48万人，到1949年解放时只剩下34万人。26年间，红安人口减少了14万。据有关资料介绍，这14万人或是战死在疆场上，或是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死人最多的是1932年冬至1933年春。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红安天台山地区由原有的2483人死得剩下183人。紫云区由原来的6.5万人杀得剩下1.7万人。据当年上海一家报纸报道，这期间红安惨遭国民党军杀害的红色群众达10万人。建国后，县民政局对全县的烈士进行了普查，迄今已查清并登记在册的烈士达2.2万余人。一个县有这么多人为革命献身，有这么多烈士，这在全国是少有的，实在是可歌可泣。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战争年代，红安人民万众一心，紧跟党走，不懈奋斗，不胜不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简而言之，主要是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战斗作风，高尚的思想品质，无私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是红安人民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磨练、凝结而成的，是红安精神的集中体现。

　　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信念就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坚定的信念是坚信不疑的看法。红安的革命者坚信什么？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必定胜利。当革命处于轰轰烈烈的高潮时期，红安人民能以“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热情投入革命战争，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当革命处于白色恐怖的低潮时期，红安人民不怕杀头，不怕灭九族，不怕连累诸亲六眷，聚集在党的旗帜下，坚持战斗，靠的是什么？靠的仍是对革命的坚定信念！红安人民正像夏明翰烈士所说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九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程昭续被捕后，敌人用刺刀顶住他的脖子问：“你是要头还是要共产党？”程昭续果断地回答：“头是我爹娘给的，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众的，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敌人收回刺刀，后退了几步，接着又把枪口对准他说：“你要共产党，共产党给了你几多好处？”程昭续哈哈大笑，说：“老子要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领着劳苦大众干革命，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不是图个人的好处！如果图个人的好处，凭老子的本事，负责比你们这些狗杂种混得好得多！”敌人恼羞成怒，用刺刀把程昭续捅死，并将他的头割下来，在七里坪悬首示众，后又送到程昭续的家乡熊家咀村，在该村门口的一棵槐树上挂了7天7夜。1933年秋，原黄安县农民政府委员、高桥区共产党员田开寿被捕后，敌人逼他供出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的名单，逼他按手印声明退出共产党。田开寿拒不按手印。敌人无计可施，竟用柴刀将他的身躯砍为8块。临刑前，田开寿仍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像程昭续、田开寿这样宁死不屈、舍生取义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共产党员、革命同志，红安还有许许多多。

　　党在领导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周折，犯过错误，甚至严重错误。1931年秋至1932年春，在鄂豫皖红军和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中进行的大“肃反”，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次“肃反”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红安早期革命领导人，党的优秀干部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高建斗等一大批同志在“肃反”中被诬陷，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而逮捕、杀害。在这种情况下，红安人民除了对错误的“肃反”政策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抵制外，对共产党的领导怀疑过吗？没有！革命的信念动摇过吗？也没有！当时红安五区（原称仙居区，即今华河镇和大悟县禹王城一带）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该区广大群众对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在“肃反”中恣意抓人杀人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称“张国焘是杀人的刽子手”，并提出“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等口号。张国焘为了打击报复五区的干部群众，于1932年3月8日，将区委书记徐德聪等63名区、乡党政干部扣上“改组派”的帽子，一次杀害。那时“肃反”由政治保卫局执行，杀人一般不用枪打，只用刀砍，因为子弹比较困难。虽然行刑的同志对张国焘关于处决这63名干部的错误决定不满，但军令如山倒，不得不执行，只是在行刑时破例改为枪决，以尽可能地减少这些同志的痛苦。徐德聪见状，噙着眼泪对保卫局的同志说：“今天我们虽然免不了一死，但我们的心还是红的。求求你们，把枪收起来，就用刀砍吧！省下这些子弹说不定可以消灭几十个敌人。”这些同志在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就要杀头的时刻，心中想的还是共产党，脑里装的还革命事业，实在令人敬佩。事件结束后，五区群众拥军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为继续抵制错误的“肃反”政策，掩护剩下的区、乡干部逃到山里隐蔽。上山之前，他们给区苏维埃政府送去了500多担大米，2000多双鞋袜，还有手巾等日用品，堆满了两间房子，在信中特意写明，说这些东西都是送给红军的。在参加红军方面，五区仍是全县的模范区。在红军部队里工作、战斗的红安五区籍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但其余的人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惨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仍然是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红安人民与党肝胆相照、义无反顾的彻底革命精神。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人，也没有把我们的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跟共产党走，不革命，人民就没有出路。还有一些在“肃反”中被关押过的革命干部，后来也回忆说：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你关也好，杀也好，只要我未死，我还是要革命的！

　　革命的信念是革命力量的源泉。红安革命斗争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红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第二，顽强的战斗作风。大家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无论做什么工作，尤其是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消灭一个民团，铲除一处反动枪会，击溃一支敌正规军，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三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伤亡。然而，红安革命者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什么饥寒交迫呀，苦累不堪呀，统统不在话下。红军老干部程启光讲过这么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工农革命军在木兰山打游击时，没有粮食吃，经常为吃饭犯愁，其中有2天时间，全军72人只吃了半升米（约为一市斤）加两个烂南瓜，大家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没有哪个人有怨言、讲怪话。如果说战士们有什么想法的活，那就是希望打一个大胜仗，吃上几碗麦米饭，然后钻进稻草堆里，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就算是莫大的享受，极大的快乐。第二个故事是：1928年，县特务队在黄安与黄陂边界地区打土豪、打游击，一连20多天马不停蹄，脚不离地，人人身上都有一股难闻的腥臭味。任务完成以后，特务队转到后方红色群众家中，有的队员一边吃饭一边打鼾。饭后，6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三天两夜还未醒过来。可见，他们疲劳到何等程度。

　　那时，红安地方武装作战，流行最广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另一句话是“不消灭敌人，不是英雄好汉”。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撇把子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奋不顾身，扑向敌群，勇猛拼杀，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革命者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革命的局面是打出来的，革命的江山也是打出来的。红安的革命前辈们为了开创崭新的革命局面，奠定共和国的江山，敢斗敢争，敢打敢拼，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及其光辉业绩已载入史册。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如人称“游击大王”的赵赐吾、吴永达烈士，“夜袭常胜军”的带头人、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烈士，猛如“钢炮”的陈锡联将军，刘邓首长的得意战将王近山将军等，至今人们还经常夸赞，他们的事迹仍被人们广为传颂。

　　第三，高尚的思想品质。品质是检验人们思想认识和品德行为的准则。红安革命前辈们的高尚品质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闪光、最难能可贵之处，莫过于他们所具有的革命的生死观。在决定个人生死的紧要关头，他们中的许多人总是把生存的希望让给同志，让给群众，以自己的牺牲去换取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的生存和安全。张南一、秦绍勤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张南一是七里柳林河村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时任区防务会宣传股长。黄安城失陷后，他被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不幸被敌人的“坐探”发现而被追捕。这天，张南一回到家中，准备带几件替换的衣服，转移到外地活动，谁知衣物尚未收拾好，柳林河村就被敌人包围了。张南一在群众的掩护下，藏进一间房屋的夹墙里。敌营长挨家挨户搜查，没有发现他，便将全村300多名群众都赶到稻场上，狂叫道：“今天你们不交出张南一就别想活命！”这时，人群中有人答道：“张南一早就离开家了，他孤身一人，谁知道他到那里去了。”敌营长听罢，气急败坏，指派几个匪徒将答话的人抓起来，用皮鞭抽打，并大声吼叫：“交不交？不交就烧房子！”群众怒目横视，没有一人吭声。过了一会儿，村头的房子起火了，敌营长狞笑着说：“限定10分钟，如果不交出张南一，我就将全村化为灰土，把你们都葬在这里！”说完，敌营长开枪打伤了一位老人。张南一听到敌人的吼叫和枪声，挺身而出，大骂敌人欺压百姓，并说：“老子就是张南一，要抓就抓我！”全村的群众得救了，而张南一却被敌人五花大绑起来，押到了七里坪。敌人软硬兼施，张南一视死如归，不为所动。后来，敌人在七里坪小南门外挖了一个沙坑，用铁丝将张南一的肩胛骨和脚跟穿起来，并把他推到坑旁。敌人指着沙坑对张南一说：“看你还革命不革命？”张南一愤怒回答：“老子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再过20年，老子还要革命！”敌人用刀割掉了他的耳朵、鼻子、舌头，随后将他推入坑中，活埋至死。就这样，张南一以自己的死，去换取了全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去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秦绍勤是黄麻起义时的七里区委负责人之一，是被敌十二军通缉捉拿的“要犯”。被捕后，敌十二军教导师师长闻清霖亲自审问，并把秦绍勤的母亲、妻子抓来“陪审”，要秦绍勤交待七里区党组织还有多少人在当地隐蔽，交待共产党员秦辉英的下落。敌人所提的问题，秦绍勤都了如指掌，但他宁死不讲。敌人兽性大发，用枪对着秦绍勤扫射，然后开膛剖肚挖心。秦绍勤牺牲时年仅21岁。人们为了纪念他，作诗赞颂道：“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第四，无私的奉献精神。当年，红安革命前辈们参加革命，不仅不是为了挣钱养家，而且都舍得弃家不管，舍得掉脑袋。在革命岗位上，他们不图地位高低，不计个人得失，舍生忘死，一心一意为革命作贡献。这种行为把它概括起来，就是“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一图两不图”（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红安人民无私奉献精神的生动体现，是红安精神的核心和主要特征。

　　先讲“一要三不要”。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红安人民群众总是宁肯自己忍饥受饿，把已到嘴边的粮食省出来，一把又一把地放进“拥军袋”里。他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人民军队吃饱长劲，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参军打仗，子弹没长眼睛，上了火线，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群众非常清楚，可他们偏要把自己家中最聪明能干的后生交给红军、新四军、解放军，让他们到战场上与敌人拼杀。是群众不疼爱自己的亲人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个不希望儿女们活得好好地为长辈们尽孝送终呢？是为了钱吗？也不是。因为那时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发钱，而共产党的军队成年累月却见不到一个子。到革命大发展时，部队经常打胜仗，才偶尔分点伙食尾子。共产党员分得这一丁点钱，还不知怎么使用它，放在身上是个包袱，很多人索性把它交给连队，交给组织。是他们为自己的亲属和后人谋点福利吗？更不是！因为革命者当时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每年给他们的家属和后代补助百儿八十块钱。

　　过去，人们都认为红安人民之所以全力支援革命，参加革命，是因为红安这个地方太穷了，是生活所迫，“逼上梁山”。依我看，这个观点既对又不完全对。说它对，是因为红安大多数革命者确是苦得无法生存才投身革命，穷则思变，不无道理。说它不完全对，是因为也有相当多的革命志士尤其是红安早期革命领导人，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那么困难，有的还很富有，这些人参加革命并非生活所迫。他们参加革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的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戴克敏、赵赐吾、何德润、王秀松烈士，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戴克敏是红安革命的先驱，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出生于紫云区上戴家村一户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父亲教书，伯父、叔父行医，在七里坪还开设了药铺，家庭虽不特别富裕，但并不缺吃少穿。1924年戴克敏在武昌读书时接受革命思想，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他的父亲、伯父、叔父及兄弟姊妹，先后走出家庭，加入革命队伍。全家共14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为革命而英勇献身，有2人在革命岗位上病逝。到解放后，全家只有他的妹妹，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戴觉敏一人幸存于世。完全可以这样说，为了革命事业，戴克敏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献出了全家。

　　赵赐吾是红安革命的著名领导人。他出生于紫云区许家冲村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不愿在家享福，而是背叛了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冒死投身革命。土地革命时，他冲破家庭的阻挠，亲自带领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将他家的土地和房屋等财产没收，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使广大农民深受教育和鼓舞。革命斗争的锤炼使赵赐吾成为一位传奇式人物，群众称他是“打将”、“游击大王”，并作歌赞颂道：“黄安有个赵赐吾，革命坚决胆子粗，土豪见了吓得哭，白军见了直叫苦。”1932年1月，他在率部攻打青山御阁战斗中，为党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光荣牺牲。

　　何德润是红安著名的党的情报工作者。他出生于高桥区八字畈村一个农民家庭。有文化，会唱道，日子谈不上好，但还过得去。1927年冬，他为了完成党交给他打入敌“清乡团”搞情报的任务，毅然点火烧毁了他家仅有的两间房子，然后到“清乡团”团部倾诉，说房子是“共产党烧的”，现已“无家可归”，愿意加入“清乡团”，“报仇雪恨”云云。由于他机智勇敢，很快就当上了“清乡团”的秘书。此后，他通过先期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王才达的关系，多次向地下党传递情报，使当地党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为了革命，何德润毁了房子，丢了田地，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

　　王秀松是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曾任鄂东特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等职。他出生于高桥区栗林咀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王建禄是当地著名的大恶霸。王秀松曾对他晓以大义，劝其停止作恶，但王建禄并不悔改，并且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对革命更加恨之入骨，反动行为变本加厉。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王秀松横下一条心，带领几名游击队员，深夜潜回家中，含泪下令，要游击队员将王建禄处决。他的这一大义灭亲的行为，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敬佩。当时人们编了一段顺口溜赞颂他：“共产党员王秀松，一颗红心似火红；率队革除恶霸父，为的人民不受穷。”

　　以上四烈士各自的经历虽然不尽相同，但“一要三不要”的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却是一致的。

　　再说“一图两不图”。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红安革命前辈的共同特点。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纪委委员徐深吉将军曾对我们说：“那时，我们随时都准备牺牲，准备葬身大别山、大巴山，或是倒在长征路上，根本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能成为将军，能戴个官帽。”这是红安革命老前辈们的共同心声。战争年代，革命前辈们把党的话看得高于一切，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讲价钱。只要让他革命，今天当营长，明天下连队当排长、连长也是乐意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徐朋人，1929年就担任鄂豫边特委书记，1931年张国焘来后，排斥他，打击他，撤了他的书记职务，让他去当特苏税务局长，尽管他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接到通知的当天他就走马上任了，对个人的安排毫无怨言。

　　在走访中，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已故全国政协主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李先念身上。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历尽艰辛把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带出祁连山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由新疆回到延安，被总政治部安排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从军政委降到营长，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李先念却欣然受领，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毛泽东主席知道后，找李先念谈话，询问有关情况，并开了句玩笑：“这样对待李先念太不公平了。”李先念说：“公平，公平。让我带这一批人回到大别山，我相信要不了几年，就会形成一个师，一个军。”1939年1月，经中原局组织部长朱理治推荐，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同意，李先念带领160多人的游击大队回到了大别山。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和努力奋战，李先念以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率领部队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鄂豫边区发动的反共高潮，统一和发展了鄂豫边抗日武装，建立了威震中原的新四军第五师。1945年10月，新四军第五师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第二次会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原军区，总兵力约6万人。李先念成为统领这6万将士的军区司令员。

　　红安精神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凝聚着革命前辈的心血，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它是革命前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激励我们战胜艰难险阻，践行“三个代表”，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力量源泉。

　　（彭希林：红安县委党史办主任，被工程大学聘为兼职德育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地方党史、革命史研究。著书11本，发表论文30多篇。彭希林所在单位先后被评为全省、全国党史系统先进集体，他本人1996年6月荣获“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该报告时间为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