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党到建国：湖北28年红旗不倒

　　从中共建党开始，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长达28年里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火把在荆楚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湖北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区域，中国革命的几次转折也发生在湖北。湖北的党组织和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光辉业绩。

　　（一）

　　湖北位于国之腹心、有九省通衢之称，不仅有四通八达、绾毂南北的便利交通，而且还是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汇之所。湖北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区，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湖北的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领悟时代的呼唤，积极寻求救国济民的真理。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群英结党救中华“的道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红色革命的起点。湖北的先进知识分子参与了武汉、北京、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湖北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是国内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6个重要省市之一。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有5人出生于湖北。中共一大上起草的决议和报告，几乎全部出自湖北人之手。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以坚定的信念引领中国人民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根据一大确定的中心任务，湖北地方党组织积极领导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罢工”狂潮“。1923年2月，为反抗封建军阀的的黑暗统治，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把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向了顶点。

　　京汉铁路大罢工因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湖北地区，中共组织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和灵魂。国民党组织得到改造和革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共产党人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在更广阔的天地发挥先锋领导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北移，中共中央也迁移武汉，湖北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区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全面高涨，形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为适应形势需要，湖北党组织因势利导，积极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军事、政治、党务、工运、农运等学校应运而生。一批又一批骨干被派往全省各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工会、农会组织普遍建立起来，革命浪潮席卷荆楚大地。

　　（二）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荆楚大地陷于血雨腥风之中。在此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中央把湖北作为全国秋暴的重点区域，并就近予以指导，一大批政治军事干部派往湖北各地，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

　　湖北成为武装起义、土地革命的重要策源地。秋收暴动遍布全省，黄麻起义和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星火燎原。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大革命风暴洗礼的湖北农民勇敢地拿起武器，与反动势力进行不屈的抗争，一支支游击队或工农革命军由此诞生。这些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挫折中摸索，在战斗中学习，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环境的斗争形式，逐步走上开展游击战争，实施武装割据，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1930年春，湖北境内及周边地区先后开辟了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鄂豫边等多块农村根据地，并稳固地向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发展，红色政权星罗棋布，覆盖大半个湖北，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各革命根据地创立后，就不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战争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战争境况一次比一次残酷，根据地军民逐步认识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不断反复的规律，及时实现了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湖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湖北相继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等红色劲旅，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及其源头，都与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战争年代环境激烈动荡，湖北各根据地致力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尤其是注重组织军民经受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广大党员战场上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成为顽强斗争，英勇杀敌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红军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核心保证作用，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坚定了广大劳苦大众紧跟共产党的决心，他们始终与党同心同德，风雨共舟，成为革命斗争得以支撑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后，湖北新老根据地的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们紧密依靠群众，采取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策略和战术，不断粉碎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终于渡过难关。湖北及其周边地区保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员有五千余人，是南方八省保存红军人数最多的地区。这些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成为湖北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发展的骨干和基础。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活动于鄂豫皖边的红28军，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军事谈判，达成局部停战协议。湖北成为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最早实现区域性国共合作的地区。

　　由于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武汉事实上一度成为抗战初期国统区的临时首都。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13省党的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的联系与谈判。武汉作为中国共产党由根据地走向全国的重要枢纽，担负和发挥了多重职能和作用，也给湖北党组织的工作和全省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在长江局的直接指导下，活动于鄂豫皖边和鄂豫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人数为新四军各支队之冠，活动于湘鄂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新四军各部挺进长江南北后，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湖北境内的主力红军东进抗日后，湖北地区的党组织采取武装留守和统一战线的合法形式，在鄂东、鄂中和鄂南原红军活动的主要地区，建立了党领导的新的抗日战略支点，并以这些支点为依托，大力培训民众武装，争取掌握抗日政权，使之成为没有根据地名义的根据地，为将来独立自主地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发展，湖北全省被分割成国统区、临战区和沦陷区。中共湖北省委及时转变工作方针，在坚持国统区合法斗争的同时，把党的组织力量和工作重点转向战区和敌后，集中精力“抓武装，打鬼子”，发动武汉外围的敌后游击战争，初步点燃了全省抗日武装斗争的遍地烽火。

　　1939年初，李先念奉命率新四军精干分队南下湖北，汇集众多抗日星火，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在孤悬敌后、武器缺乏、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他们实行一整套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一场深入广泛的人民战争，创造了一支集中统一的主力部队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了以湖北为主体横亘鄂豫皖湘赣五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

　　（四）

　　湖北是解放战争的战略要地，是国共两党反复争夺的战略区域。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阴影又笼罩在中原上空。位于全国解放区前沿阵地的新四军第五师，阻挡了国民党军队东进北上的通道，成为国民党军队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为稳定中原局势，中共中央决定河南军区主力南下，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与新四军五师一同组成中原军区。中原成为解放战争初期党领导的全国六大战略区域之一。

　　为维护国内和平大局，中原军区部队严格遵守国共美三方签订的停战协议，被国民党军队压缩在方圆不足百平方公里的鄂豫边区。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公然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围攻。中原军区部队被迫还击，向西转移。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成为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起点。

　　中原军区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截击与合围，创建了鄂豫陕和鄂西北两块新的根据地。新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以及鄂东、鄂中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形成了同全国解放区战场相呼应的中原广阔敌后战场，从战略上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行一年后，战争形势出现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深刻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在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的配合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中原解放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成为蒋介石20年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进，尤其是刘邓大军在湖北实施战略展开，对国民党战略后方构成严重威胁，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战线，由全面防御变为重点防御。湖北各解放区的恢复和重建，为刘邓、陈粟、陈谢三军驰骋中原，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体系，实施战略决战，提供了有力支援。湖北成为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进基地和巩固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