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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是否进步，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人权保障的程度。没有人权保障就谈不上民主法治
2011年4月，中国刑诉法泰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在西南政法大学主持“法学战略规划研究”西南片区座谈会期间，因难以拒绝校领导的出面邀请，勉强同意参观“打黑”展。但要求只参观、不接受采访。后“偶遇”王立军，并被要求题词。返京后，陈光中收到重庆市公安局的聘书，拟聘他为“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中心”顾问。陈光中修书一封婉拒，连同聘书一并寄回重庆。
“重庆‘打黑’之初，我就感觉有缺乏程序公正之处！”2012年12月17日下午，陈光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顾重庆“打黑”或具体到“李庄案”，你觉得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
陈光中：通过“李庄案”，我个人认为，律师辩护制度最为值得反思。
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是否进步，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人权保障的程度。没有人权保障谈不上民主法治。真正的法治应该以人为本，讲究人权的保障。
从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诉讼来说，法治的发展程度或者人权保障的状况如何，首先要看辩护制度贯彻得如何。因为辩护制度最能检验刑事诉讼、刑事司法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的要义。辩护制度发达的时候，或者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刑事诉讼、刑事制度、法治程度就比较完善。外国如此，中国亦如此。
中国新闻周刊：“李庄案”超越个案引发法律界集体思考，它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冲击体现在哪里？
陈光中：实际上，在重庆的“打黑”过程中，应该说辩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说重庆“打黑”中的辩护制度是倒退的。
先不说重庆“打黑”是否有扩大化这个问题，单从程序上来看，很多地方是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例如：“打黑”专案组把犯罪嫌疑人送到外地去，关在一起，做统一的专案组；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而且是由公安机关牵头的，这种方式在过去早就受到过批判，被否定了的。
重庆“打黑”中，程序法治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律师辩护制度更是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律师辩护形式上是有的，但是打了很大折扣，可以说重庆的民主法治受到很大摧残。
“李庄案”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其具有标志性意义，“李庄案”发生后不仅惊动了律师界，而且惊动了整个法律界。
为什么惊动呢？因为辩护制度中律师的权利保障是具有标杆性标志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有人说“李庄案”是中国30年来一个带有标杆性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李庄”之前，律师辩护制度发展情况如何？
陈光中：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法制第一个春天，我们建立了律师辩护制度。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律师制度荡然无存，辩护制度彻底被取消。
当时，社会舆论称：律师是在为坏人辩护，律师是站在坏人的立场。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当时就办了几个小案，也被审查了。现在看起来是笑话，但这是真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事业总体来说是进步的，是一步一步向前进的。但在前进路上也有过曲折，也曾有阻力，甚至出现局部的倒退。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们的辩护制度一度贯彻的还算不错。但是后来在不断受到运动式执法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出现不少问题。比如在辩护制度方面，刑诉法规定，特别是刑法306条规定造成律师辩护的“三难”问题，取证难，会见难，阅卷难。
现在辩护制度主要是辩护人自身安全难保。不少律师办刑事案件采取的做法是，不取证、不踩线，就等着吃现成饭，等着开庭阅卷，挑公诉人卷中的茬。公诉人举证，律师就说，你的证据有哪些缺陷，哪些证据是非法的，应该排除，总体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成立等。这样的辩护，不是积极辩护，而是消极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