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落脚城市”年终访问之城市管理篇：公共诉求升级倒逼城市管理“求变”

　　新华网记者 陈元 李莹

　　武汉市城管局办公室主任叶志卫这一年来成了个大忙人，来自全国媒体记者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找他采访，最近的话题与武汉城管以奖罚措施遏制车窗抛物的新规相关。

　　不仅是武汉，一段时期以来，从“眼神执法”，到“举牌执法”、“献花执法”、“奖励举报遏制车窗抛物”，再到“委屈执法”……多地城管“变法”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专家指出，随着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城市管理对象不断扩大，其社会诉求不断升级，传统的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难以凑效，这些实质性变化正在倒逼城市管理求新、求变。

12月25日，“小城管”在校园周边参加城管执法体验活动。当日，合肥市瑶海区城管局聘请合肥市和平小学10名小学生为“城管义务劝导员”。这些“小城管”将通过参加城管执法体验活动，把“爱护家园、做文明市民”的理念传递给校园周边商户。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让公众自己“管”自己

　　车主如果随意向车窗外抛撒垃圾罚款50元，举报者奖励100元。武汉市城管新规定甫出，就吸引了媒体关注。罚款是否合法，奖励是否会造成恶意举报套奖行为？网友和专家就此展开讨论，有人存疑，也有人叫好。

　　“这没什么，我们几乎每一次新政推出，都是各种声音都有。”叶志卫对此已颇为“适应”。

　　奖惩新规施行后一个月内，武汉市城管局车窗抛物举报奖励专班共接到各类车窗抛物举报427件。通过认定的有效举报86件，无效举报110件，待认定231件；截至11月18日，有210位热心市民参与举报，获得奖励的有34人。

　　“市民参与度高，加上媒体报道引发广泛讨论，公众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的认可度和关注度也显著提升。事实证明，这种通过奖惩达到让公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社会管理思路效果不错。”叶志卫说。

　　叶志卫说，目前质疑的人主要是担心奖罚新政下会不会有人合谋骗取奖金，会不会有人专门拍摄不文明行为套取奖金等。而公众的质疑也是城管部门的担心。为此，在《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实施前，城管部门就做好了预案。细则中规定将违规车主的不文明行为信息记入武汉市市民文明档案，《告知函》一式三份分别寄至个人、单位和居委会，最大限度地防止骗奖行为。细则实施至今，还没有出现骗奖套奖行为。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网上开通‘羞羞脸’曝光台，到涉事车主单位或社区举着画有卡通图案的牌子催收罚款。”叶志卫说。

　　城市管理不可急功近利

　　在遏制车窗抛物前，武汉城管部门还先后推出了“献花执法”“举牌执法”和“眼神执法”等新的执法方式。商户将经营物品摆到店外，属于违规经营，城管上前纠正，临走时还送上一枝鲜花……叶志卫说，“鲜花执法”寓意“予人玫瑰，手留余香”，“鲜花送出，商户们就不好意思再违规了。”

　　“亲，路边摊不卫生，吃了会拉肚子哦亲！”“轻轻地吃完了，挥一挥衣袖，不留下一片垃圾！”；城管队员手举写满“卖萌语言”的提示牌，来回在占道经营的摊点前踱步，这种“举牌执法”试图以劝走消费者的方式，来“对付”占道经营的摊贩；一些城市聘请女性队员、吸收高学历人才进入城管队伍，试图改变传统执法方式和执法人员形象，各城市的做法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在城管一线工作14年的北京市东城区城管队长陈勇看来，变化本质是执法理念的转变。“过去我们执法多是一种高压式的，有时候到现场就一抓二踹三开车，想达到一劳永逸目的，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城市管理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可能管理了永不再犯，所以城市管理不可急功近利，应该管干结合。现在我们执法要求精细化，执法要文明，面对执法对象要敬礼，要有笑容。”

　　陈勇认为，执法为民不是执法对民，依法行政手段，效果也能让老百姓感觉到，这个城市要有人管，老百姓要参与到其中。

　　应避免创新成“作秀”

　　专家指出，2012年，我国多地在城市管理方面呈现出由执法型管理转向服务型管理转变的迹象。一些城市在交通方面运用数字化管理，一些城市城管采取疏导与执法结合，还有的城市将原来散乱的小买卖商铺集中为早市或午市为百姓提供方便等，这些都说明城市管理已经在向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方面转变。

　　“在理念变化的前提下，眼神执法、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都是对城市管理方式的积极探讨.”国家行政学院的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李兴国指出，随着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城市管理对象不断扩大，公众的社会诉求不断升级，传统的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难以凑效，这些倒逼城市管理求变，“地方城管执法方式屡屡出新正是求变的直接反映。”

　　李兴国指出，城市管理转型求变的过程中，各地还应考虑其创新的方法是否有可持续性，成本是否过高，“这些需要更多的结合老百姓的意见，让公众参与城市管理中，这样能避免一些创新的做法变成一种作秀。”

　　李兴国还建议，社会管理应提倡综合治理，对政府来说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引导公众，为公众提供的服务是否方便，其次是法律与制度的完善。“我们的社会需要道德教育到位、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政府提供服务措施完备、相关部门严格执法，有了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公民道德、法律法规、公共秩序治理之间才能得到平衡，发展才能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