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星期一。对于20岁的周黎来说，这是黑色的一天。

　　她回忆，当天上午8时许，原本在一楼休息的父亲周某发现卧室灯泡坏了，便上到二楼准备搬凳子换灯泡，发现母亲陈某斜靠在墙边的木梯上，脖子上套着绳子，已经气绝身亡。

　　陈某的手机里，存有一段录音遗言。她说，她打麻将欠下两人高利贷，分别为24万元、11万元，每月利息高达9万元，“如果我死了，就是他们逼死的……”

　　警方接警赶到后，确认陈某系自缢身亡。

　　据了解，陈某生前是汉川市某客运公司售票员，月工资1800多元；周某下岗多年，南下广东打工。今年初，周某承包货车做生意，但一直亏本，于6月25日回到家中。

　　“每天中午休息时、晚上下班后，妈妈都要到棋牌室打麻将。”周黎说，刚开始，母亲只打小牌，大约5年前开始打大牌，每场输赢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有时母亲已经睡下，但一接到棋牌室老板的邀约电话，就会经不起诱惑半夜爬起。

　　“她的工资不高，怎么赌得这么大？我后来才得知，原来棋牌室里有人放高利贷，利息非常高。”周黎说，母亲赌博输多赢少，很快将本来准备用来买房子的20多万元积蓄输光，她的舅舅等人还帮忙偿还了部分高利贷。但母亲没有悔悟，反而越陷越深。

　　由于父亲和弟弟常年在外，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周黎，见证了放高利贷者催债手段的毒辣：将钢钉钉进门锁；在墙上用红漆写下“欠债还钱”等字眼；深夜用砖头砸窗户……

　　更多时候，周黎总是看到母亲接听电话时神色慌张，而打电话的，很多时候是逼债的“马仔”。

　　今年初的一天，母亲打牌彻夜未归，周黎冲到棋牌室拉起母亲回家，对她苦言相劝。母亲当时表示悔悟，但过后依然如故。

　　今年6月，母亲抵押了房屋土地证和一些金银首饰还债。她自杀当天，“马仔”们还开着几辆车前来要债；她死后，催债电话仍响个不停。

　　8月9日，硚口长丰大道一小区内，32岁的何艳（化名）站在3楼的阳台上嚎啕大哭，称要轻生。将她逼到这一步的，是家门口4名前来讨债的彪形大汉。

　　何艳称，去年7月，单位同事聂某找到她，称家里父亲突患重病，急需钱来做手术，想找借贷公司借钱，但因为自己名下没有抵押物，借贷公司不肯借，因此想何艳帮忙，以她的名义借钱。

　　看到聂某苦苦哀求，想着他平日里对自己还不错，何艳便答应了。去年7月19日，聂某带着何艳前往汉口一家借贷公司，以何艳的名义写下欠条，一共借了1.3万元，保证3个月后还清。去年8月2日，聂某带着何艳，再次前往该公司，又借了5000元。

　　记者看到，借条上署名何艳，留下了她的身份证号，在她的名字、身份证号、借钱金额、借款日期处均按有手印。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何艳猝不及防。不久，聂某突然辞职，手机号也停机了，何艳怎么也联系不上。3个月后，该公司工作人员找到何艳，要她每个月偿还10%的利息1800元。

　　何艳不敢将此事告诉家人。讨债的人还曾到她所在公司催债，扬言若不还钱便砸公司，她无奈只有辞职，失去了经济来源。

　　今年8月9日，借贷公司的4名彪形大汉来到何艳的小区，将她堵在家门口，要她连本带利还钱，否则将伤害她的家人。何艳争辩了几句，被对方扇了一巴掌。

　　何艳不敢打开家门，对方便用脚踹门。她只好往3楼的公共阳台上躲避，4名彪形大汉紧追不舍，她便攀爬至仅能容纳1人的遮阳台处，欲轻生。

　　民警、消防官兵迅速赶来，苦劝1个多小时后，终于将何艳救了下来。警方说，欠条上写的是何艳的名字，因此他们也无法干涉太多。他们已与借贷公司人员沟通，对方表示只要何艳偿还1.8万元本金，将不予追究所产生的利息。最终，何艳的父亲凑齐了钱，还给了该公司，这才了事。

　　小李是武汉某高校在校学生。2013年初，他找同学、朋友借来一万多元钱，和女友在学校周边开了一间麻辣烫餐饮店。

　　无奈市场竞争激烈，房租昂贵，小李迟迟收不回本钱。眼瞅着答应朋友的还款日期要到了，但小李又不好意思开口向已经离异的父母要钱。

　　通过网络搜索，小李联系上洪山区街道口的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借款2万余元。小李说，对方只看了他的身份证、学生证，随后派人跟着他去了趟他的寝室，当天就把2万元给了他。

　　“不过到手的钱并没那么多，当天就扣了第一个月的利息3000元，还扣了一些档案费、出车费、咨询费等，一共扣了9000元，我到手也只有11000元。”小李说，此后，他才意识到，每个月偿还3000元利息，对于他来说如同天文数字，根本无力偿还。

　　此后，该公司不断催他还钱，除了电话恐吓，还去学校骚扰他，甚至还派人去了他的老家，核实其母亲是否确实在经商。这让他感觉已走投无路，被迫上网联系了一个地下贩肾组织。

　　最终，当年5月，小李以3万元卖掉了自己的左肾。但经过一些后期治疗后，他手上的钱还是不够还借贷公司的本金和利息。最后，还是警方介入帮他了结了此事。

　　58岁的硚口居民孙进（化名），怎么也没想到，原本以为电视里才有的讨债场景，竟然会真实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孙进说，今年6月一个晚上，二弟突然上门问他借1.5万元钱应急，身边还跟着4名年轻人，“都20岁上下，身上还有纹身，戴着很粗的金项链”。二弟告诉他，自己欠了黄陂余某的10.5万元钱，这1.5万元是用来还债的，几个年轻人是来催债的。因为长期欠钱不还，对方要求二弟找一个担保人，这才找到他。

　　“当时也糊涂，也害怕。”孙进说，妻子当时就劝他不要签，但他考虑到是亲兄弟的事，也就签了，可没想到一家人从此不得安宁。

　　不到半个月，两名年轻人又找上门来，并告知孙进，因为其弟没有还钱，也联系不上，因此只有找担保人。“家里鸡犬不宁。”孙进说，因为他手头上没钱，也联系不上二弟，两名讨债的年轻人就此在他家住下，有空床就睡在床上，没空床就睡椅子上，只有吃饭时才外出，晚上看电视时声音也很大，烟头垃圾随地丢。

　　孙进说，对方还换人在家住，就像上班一样，一住就是五六天。有一天，对方还说如果不还钱，就不让他出门。“报过警，可他们晚上被赶走，第二天又来了。”孙进说实在无奈之下，他承诺会帮着二弟筹钱，这样对方才没有在家里继续住下去，但要求他写下另外一张11万的欠条。

　　“欠款不是只剩9万元，为何还要还11万元？”孙进对此非常不理解，而对方表示，多出的钱是催债人的“车马钱”和利息。

　　孙进后来得知，二弟是因为赌博才借的钱，借出钱的则是黄陂的一家当铺，而且二弟欠了多笔债务。“家里最多时一次来了三拨共20多人讨债。”

　　虽然事后经过警方的协调，二弟的债务减少到8万元，但这个麻烦什么时候能解决，孙进心里没有底。

　　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资本从供给流向需求，其本身是无罪的。划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一个直观标准是资金的用途是否合法，如果将筹集资金作赌博、贩毒等不法用途，那就是非法的。从法律角度看，如果集资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民间借贷进行合同诈骗，或者虚构事实集资诈骗，那就是非法的。还可以看放贷、收贷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通过利诱、恫吓、人身威胁等方式进行追偿，以不法手段操作放贷，强迫对方付出高额利息，那就是非法的。

　　自诞生之日起，地下钱庄的罪与罚一直与民间金融捆绑在一起。而在全民关注的吴英案之后，人们对地下钱庄的罪与非罪又有了更多的思考。作为灰色经济的一部分，地下钱庄(此处主要指民间融资机构)一直是国家打击和取缔的对象。为什么在重压之下它还能如此顽强地存在和繁荣?探寻地下钱庄的出路，得先找出其存在和繁荣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作为地下钱庄历史渊源的互助会甚至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几千年来，中国官方的金融体系，跟以乡土社会为根基的民间金融体系，心照不宣又并行不悖地走在各自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