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本报评论员 李琼
顺应现代交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开掘内河航运的空间,解决重振长江航运这样的老问题,显然需要拿出新思维、新办法。
近日,本报推出“黄金水道 激越长江”大型系列报道,对如何激活长江的经济动能,如何激活长江流域这一重要经济轴线,作再认识、再分析、再思考。
这是一个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然呈现的重要议题。中国经济向纵深推进,中国开放向内陆延伸,推进沿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武汉新港,更对“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努力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寄予厚望。
但这不是一个今天才有的话题。多年以来,任何一个长江边的港口城市,都无不以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骄傲,都无不有以港兴市的志向与抱负。拿武汉来说,作为长江沿线的重要口岸,不仅直接带来了工商业的繁盛,更奠基了“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城市地位。这样的历史荣光,不仅让沿江城市清晰看到长江航运对于发展的意义,更让其看到长江流域对于中国发展的全局意义,升腾起与发展机遇深度对接,跟上甚至引领中国发展步伐的强烈愿望。
在今天,重振长江航运,拉动沿江经济之所以还仍然是一个紧迫的呼吁、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其原因有二:一是长江航运确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与发展价值;二是虽然长江成为世界上运量最大、运输最繁忙的河流,但离“黄金水道”仍有距离,其开发开放仍有很大的空间。打造黄金水道,能不能彻底破题,能不能激发出发展的黄金期,还不是一个躺在历史和自然恩赐之上就可以自我陶醉、坐等成果的事情。
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早已走出了高度依赖水运的年代,交通的快捷化、立体化,不仅刷新了运输方式、运输周期,突破了地理的限制,更重构了经济和产业布局。现实也已经说明,尤其是对于内陆地区而言,并非坐拥一个港口就必然兴盛和发达。顺应现代交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开掘内河航运的空间,解决重振长江航运这样的老问题,显然需要拿出新思维、新办法。
这样的变革,既是认知和思维上的,也是行动和措施上的。7月初,长江“龙头”上海获批设立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这一超越“特区”、“新区”的更高层级开放背后,是李克强总理年初在上海考察时对上海市长的再三追问:“要政策,还是要改革?”市长的回答则是:“我们要改革。”
这样的问答,不仅属于上海。整个长江航运,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不可也不能指望政策洼地,不能空喊机遇炒现饭、走老路。所有的发展,都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结果,所有的发展,也都只能源自改革产生的红利。
长江变为黄金水道,要的是全流域合作,要的是互补和联动,要的是所有相关地区结成互利共赢的整体。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口头上,不仅实际的动作有限,行政区域的分割,利益考量的梗阻,整体运输上的无序,限制了水运在市场体系中作用的发挥,阻碍了通江达海的现代服务体系的形成。
不让打造黄金水道继续成为一个议而不决、推而不动的老问题,就是不让原有的制约成为一个长期存在、永远存在的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与其说是在期待黄金水道的形成,不如说是在期待一场一举突破区域阻隔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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