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松地以前不叫这个名字,甚至可以说没有名,因为是云南省广南县麻风病患者的集中康复地区,外界都称这个村子为麻风村。后来,农加贵来了,成为村里小学教师。他给这个村子改了名字,叫落松地。
农加贵1986年来到落松地。他说,自己这31年来,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刚去的时候恐惧,怕自己如果有一天真的染上麻风病怎么办。后来害怕这些孩子们到外面读书、工作如果被歧视怎么办。现在担心如果我干不动了,这个学校和这些学生怎么办?”
农家贵和落松地小学学生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31年,每天都像停不下的陀螺
农加贵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钟开始的。起床后,农加贵要为学校里的22名学生准备早饭。8点是正式的上课时间。对农加贵来说,直到这时,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才真正到来。
22名学生,分别就读于一年级和四年级。但是学校里只有农加贵一个老师,怎么办?“先让四年级学生预习新课。然后到一年级上新课,给他们布置作业。结束之后马上到四年级那里检查预习情况再上新课,然后布置作业。然后再到一年级那里检查作业。” 一连串的“然后”背后是农加贵一天工作状态的生动写照。就像一颗停不下来的陀螺,农加贵结束上午的“错时”教学后,在11点的时候会和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准备午饭。下午两点到四点会再重复上午的“错时”教学。
日复一日,农加贵在落松地已经31年了,成为村里“一茬又一茬”孩子走出村子的领路人。
1986年,高中没毕业的农加贵辍学了。家里的叔叔看他总是闲在家里,就问他愿不愿意到麻风村当老师。“我不去。”农加贵一听就有了抵触情绪。农加贵家距离麻风村只有七八公里的路程,早就听说过这个令人闻名色变的村庄。后来在这位叔叔的一再劝说下,农加贵答应先到学校看一看。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是有一个医生和我的那个叔叔陪着我去的。有8个家长带着10多个孩子就来了。那些家长有跪着走路的什么样的都有。当时我就想走说我不干。”农加贵说的“跪着走路”,是因患麻风病而引起的肢端残废。
“医生就给我说,那些孩子是很健康的,想读书都没人教。”农加贵说。学校距离麻风村有一定的距离,孩子想读书却找不到老师,考虑到这些,农加贵在医生的劝说下,打算先留下来几天试试,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每天孩子到学校来上课的时候,家长不能在学校外面走动。孩子可以来,家长就不要进来了。”刚满二十岁的农加贵是真的害怕,万一自己染上麻风病怎么办。
当时,农加贵的代课费每个月只有19块钱。村民们知道他留下来之后,就商量集资了35块钱,消过毒之后才由医生转交给农加贵。“当时我就很感动,既然村民对我这么好,孩子们也没有老师教,我就决定留下来了。”村民们的温暖举动留下了农加贵,也为村里的孩子们留下了一位领路人。
一个老师的学校 负重前行
落松,当地的方言,就是花生的意思。在靠近麻风村的地方有一片花生地。当年,有一些从麻风村出来的村民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再回村的时候,村民们就不愿意他们回来,把他们赶出去。这些人就在那片花生地里落脚。
“我的第一届毕业生要到外面读书,不敢写麻风村这个名字。我就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这些孩子写上了才顺利地到外面参加了考试。”农加贵娓娓道来改名字的原因。
31年间,这所小学一共招收了11个班(每三年招一次生),有九个班的学生从这里小学毕业。
“以前向上级反映过。但是这个地方特殊,也不好直接调动哪个老师过来。他们就让我问一下自己的同事或者熟悉的人,有愿意来的就调过来。”但是直到现在,农加贵还是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以前(麻风病)传染性很强,但是现在医学发达,已经一点都不恐怖了。15年以前,我根本不会说我是麻风村的老师。一般去外地开会我都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面一点。”农加贵说。
农加贵的家人还是留在原来的家里做些农活。他一个人周一早晨一早到学校,周五下午再回自己的家。最初,农加贵说只是去学校看一下,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真正留下。这个决定受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给他们做工作,他们还是很反对,”家人们的“抗议”没有影响到农加贵,“反正我好几天都不回家,一个人在学校那边住。”
农加贵刚来的时候,学校很小,只有20多平方米,什么都没有。现在,学校盖起了三个大教室,学生的课桌是标准化配备的,也有了让学生活动的操场。学校有一台电脑,农加贵说虽然现在还连不上网络,但是可以用U盘拷一些视频之类的素材到电脑里,放给学生们看。
落松地小学师生正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甘当村里孩子领路人
农加贵有一儿一女。儿子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年少的时候,曾抱怨过农加贵:“老爸你在那边工作,我的同学、朋友问我我都不好意思说。”农加贵说儿子有时候只说自己爸爸是当老师的,是哪里的老师不会说,觉得很没有面子。“我就给他说,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只要好好干,不管别人怎么歧视你,你只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曾有人说他是“最美担当”。“哎呦呵……”农加贵听到这个词就笑了,“只是做自己该做的工作,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不能有遗憾,换个人去做也会做好。”
在落松地31年,农加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后悔过,“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去做了。而且大部分孩子都去外面工作,走上社会了。很有成就感,没有枉费对这些孩子们的心思。他们都很尊敬我,不管是在哪里工作或者是当领导也好,经常和我联系,心理很满足很高兴。”
农加贵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如果没有人接替自己,这所小学的未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年纪逐渐大了,肯定有干不动退休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接替我,我就正常退休。如果没有人来,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会继续教这些学生。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人来接替自己。”
2013年,农加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既然入了党就得知道党的宗旨是什么,自己该做的是什么。不是党员的时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入了党以后更要把党给的工作做好。”农加贵说。
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呆了三十多年。一个人既是老师,也是校长,还是学校的厨师,图的是什么呢?
“我没有图什么,就是看到没有老师愿意来,而且我能把这些孩子教出来,都走出这个村子融入了社会。当了这个老师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中国青年网记者 开可)
(作者: 编辑:王媛)